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三節五大矛盾(2)

第三節五大矛盾(2)

　　第三，就是豪紳、軍閥之間的矛盾。豪紳地主式的軍閥，如何形成的呢？我們可以舉一個典型來看：江蘇江北地方有些縣份農民的破產失業急劇而廣大，弄得遍地皆匪，而匪的首領便可以是當地的大豪紳，豪紳可以替土匪買槍彈、走衙門。這種豪紳率領下的土匪往往不搶本地而「向外發展」。國民黨式的軍閥，便是這種性質。中國社會巨大的「遊民化」——造成二十年來的兵匪現象，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也是反帝國主義革命巨大開展的原因之一。如此生長而向外發展的無量數的小軍閥——豪紳、地主性的軍閥，居然也會在孫中山「領導」之下來「參加」革命。這是客觀的事實，這是因為整個社會經濟崩潰的結果；這些豪紳、地主都和地方市場上的商業資本，尤其是貨幣資本（Noactauy Cofatal——錢莊、當鋪等）有密切的關係，全中國的這種商業貨幣資本有集中的積累的趨勢，它內部的競爭傾軋非常之劇烈，破產而失業的數量也非常之巨大。這些鬥爭，是以地方同鄉團體或其他宗法社會關係（如同姓，親戚，同學等）的團體之互鬥來表現的。豪紳、地主階級所以成為一個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共同維持著半封建性的對於工農的剝削制度。過此以往，他們內部的鬥爭是複雜到萬分的。二十年來中國各省小軍閥的互爭，就是這種表演——四川、福建是最明顯的例。國民黨的「革命」，——雖然以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來領導，但是客觀上是不能不是「尾大不掉」的領導，中國資產階級只能靠著收拾這些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隊來「革命」。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之中，分著廣西派、湖南派、馮玉祥、閻錫山以及其他賀耀祖、柏文蔚等等無數的派別，派別之內又有派別，就是蔣介石的黃埔軍隊也是逐漸同化於這些性質的軍隊。這些派別，各自都要伸張自己的軍隊，各自都要向外發展、擴充地盤。它們之間的衝突矛盾混戰是不能解決的，除非兵士群眾起來推翻它們，起來與工農聯合自覺的參加革命，根本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

　　第四，就是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結合反動的聯盟，以強暴的殘酷政策來取消革命——國民黨的消滅與背叛是如此解釋。國民黨成為一反動聯盟的黨，固然，國民黨還有些須小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在內，但是國民黨四次中央會議完成反革命事業——確言之，完成國民黨的反革命化之後，實際上國民黨成為豪紳、資產階級的軍事聯盟，——而黨部的作用縮小到極點，或者公開的取消。國民黨是除軍隊以外，現在沒有別的什麼力量。然而並不是說它既然結合聯盟，內部便沒有利益的矛盾。豪紳、地主和資產階級是有矛盾的。資產階級客觀上是需要全國市場的統一，豪紳、地主卻要延長厘金[82]、關卡以便利於自己的壟斷地方市場，操縱物價。資產階級是需要，譬如說，禁止棉花出口，豪紳、地主實際上都可以和買辦階級聯合而反對禁棉出口。資產階級需要統一幣制，而豪紳、地主卻要霸佔地方市場的金融，利用無價紙幣吸收貧民膏血。資產階級需要急速的劇大的戰爭（戰爭事實上不能免）以屠殺、消滅他們所謂「過剩的人口」，就是消滅許多雜色軍隊，統一中國。但是豪紳、地主卻不能不各自擴充武裝，從小小的民團以至軍隊，他們互相吞噬，亦就互相反對別人的侵犯。最後，一般資產階級社會，受著豪紳、地主性的軍閥之苛捐雜稅重重壓榨而經濟、財政急劇的破壞，這是一個根本的矛盾。最近一般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都在抱怨國民黨。北伐初起時說減少捐稅，現在反而更加增多了。然而革命的工農「蠢動」，使他們又必須養著這許多軍隊，以保護自己的剝削，那就必須擔負捐稅，而將剝削更加加重，於是工農革命的勢力更加要起來反抗，而資產階級又不得不擔負豪紳、軍閥的更多的給養。這是資產階級自身根本沒有出路的一個矛盾。簡單些說：便是資產階級一面需要豪紳、軍閥的統治以維持其剝削，別一方面又沒有這種經濟力量來維持此廣大的軍隊。於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間工農革命愈生長，資產階級愈不能不多多維持豪紳軍隊，直到最近，這種財政、經濟的困難，便與工農革命影響合攏起來，使軍閥的軍隊加速崩潰，兵士的騷動與暴動已經常常聽見，日益成為經常的現象。所以李濟深與蔣介石的衝突，固然在政治上有些民族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階級之衝突的表現，但是工農革命勢力蔓延幾省的農村，普遍全國的反抗、抵制一切反動政府的搜刮（抗稅抗租等等），使治者階段的財政沒有辦法，更加使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之間，豪紳、軍閥的各派之間的衝突經常的劇烈起來：因為稅捐的總收入日益減少，經濟恐慌也因戰爭、革命而日益加深，而軍閥軍隊卻日益增多，分贓更難分均勻了。

　　第五，就是農民和地主、勞動和資本的根本矛盾。中國經濟既然在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等的許多矛盾衝突之下，而急劇的崩潰，那麼，農民和地主及勞動與資本的根本矛盾，更加也劇烈衝突起來。武漢反動之後，汪精衛等都說：「不要共產黨，還是要工農」；上海總商會的月報，以及一切偽善的國民黨「思想家」，現在都說要趕緊實行「社會政策」等等。仿佛資產階級要實行什麼改良以和緩革命似的。但是這不過是心願罷了。這個心願也只是表現他們的恐慌罷了。中國的工農不能「安分」下去，這是資產階級看得很清的。但是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實行什麼改良。廣州暴動之後，我們看見豪紳、資產階級不得不或者公開的（如廣東、湖南、湖北）或者無形的（如浙江）取消減租二五及「共產時代」的勞資條件，極兇猛的進攻工農。即使長江交通一時恢復，金融、經濟流通了些，但是這是發出許多萬數的漢口中央銀行中交鈔票，搜刮了全社會之後呵。這是取消自己出的紙幣，沒收了一大批民眾的金錢之後呵。這種經濟損失，使多數人民破產呢？所以這決不是資本家、地主可以穩定自己的經濟，而給工農民眾以某種改良政策的出路，這只有更加加增資本家、地主「恢復原狀」的進攻形勢——事實上現在是資本家、地主要求一切回復去年革命運動發生以前的狀態。經濟恐慌的程度，使地主、資本家不但不能實行改良政策而和緩工農革命的鬥爭，並且不得不以最殘酷的白色恐怖來勉強維持自己的生命——更談不到什麼發達經濟等等。所以地主、資本家的狀況，現在是非完完全全消滅工農運動，而實行絕無限制的剝削便不能繼續經營自己的經濟。而這種地主、資本家的進攻政策，事實上只更加破壞經濟生活；不但武漢有十萬以上的失業工人，甚至上海的失業最近也成了日益劇烈的問題。各省的財政恐慌日甚一日，無論是北伐的戰爭或其他戰爭，都是要求巨量的支出，要求發行庫券及種種捐稅（北方政府之苛捐雜稅至九十三種之多，南京政府則發行一千六百萬煙稅庫券、軍事特捐、煤捐、煤油特稅、糖捐特稅、船捐，甚至醬缸加捐、鹽斤加價……）使一般平民都是反對現在的統治。而國民政府的賣國政策以及外交上失敗與屈辱，更在激起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情緒而日益暴露國民黨的始終是帝國主義走狗。

　　中國這許多矛盾的錯綜糾葛，並沒有得著絲毫妥協改良式的解決，並且更加深入與激厲起來，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第一，廣州十二月暴動的失敗，不但不是全國的失敗，而且只是全國革命勝利的序幕。各地的農民暴動恰好繼續著更加猛進，各大城市的工人雖然受著極艱苦的鬥爭，極嚴重的壓迫，然而他們的勇氣並未摧殘，他們的決心正在增長，他們正在積聚團結自己的力量準備著起來鬥爭。第二，廣州暴動失敗之後，農民不但沒有離開無產階級，沒有離開革命（例如一八九四年的法國農民），而且空前的、迅速的、廣泛的站到革命方面來，實行革命的鬥爭。第三，廣州暴動之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不但沒有什麼工商業的發達而渡過經濟恐慌的希望，並且豪紳、資產階級的經濟狀況正在更加惡化，財政更加破壞，混戰更加擴大（北伐中的軍隊調動等等）；國民政府及北京政府的對外關係，實際上也只是受著帝國主義的進逼（如日本之于滿洲，美國之解決甯案時的聲言炮擊南京為不得已的侮辱中國），沒有什麼「修改國際關係」；所以，甚至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民眾都日益失望不滿，不要說工農因此更加受著巨大的壓迫和剝削了。第四，廣州暴動給了全國以工農聯合兵士暴動的開始，給全國以大城市暴動戰術的經驗。這種情形之下，中國革命顯然是高漲的，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總策略仍舊是目前的問題，而且更加要求更具體的解答。

　　【注】

　　[82]厘金，指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為增加稅收補充軍餉，1854年在江蘇、河南等省的州、府、縣廣泛推行的一種向日用必需品抽稅百分之一的稅收，名抽厘，亦稱「厘捐」。「厘捐」本是臨時籌款，不稱正稅，但鎮壓太平天國後，清政府仍未撤銷。後此捐一直延續到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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