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二節武漢反動與廣州暴動

第二節武漢反動與廣州暴動

　　武漢反動與廣州暴動的意義，在上述的論斷上已經說過。這期間，工農、兵士的革命形勢也經說過。豪紳、資產階級的情形又怎樣呢？

　　武漢反動是革命的國民黨之消滅。南昌暴動更促進一般小資產階級領袖的反動性之暴露。反動後的汪精衛政府還在高唱「東征討蔣，提高黨權」。其實，這是軍閥唐生智擴充地盤的假面具罷了。唐生智取得安徽，即進而想聯合孫傳芳的勢力打倒南京政府。武漢的豪紳、地主階級，借汪精衛等的「黨權」摧殘工農之後；同樣，滬、粵的豪紳、地主階級，借胡漢民、蔡元培等的「老牌國民黨」首先反動逼迫武漢而得到如此「圓滿」結果之後；——豪紳、資產階級當前的生死關頭，仿佛雙方都覺得緩和了一下。如果四月到七月豪紳、資產階級，一般而論，有些一致進逼工農的陣勢，那麼，武漢政府落到反動派手裡之後，這種「一致」對於中國的豪紳、地主，是再也不可能、再也不必要的了。中國的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的本性是如此，他們內部的地方利益、派別利益是如此之複雜而衝突：除非刀頭壓緊它的喉管時，他們是不能一致的。四月到七月間，南京方面蔣、桂的衝突只是醞釀著，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還是有需要，需要它消滅武漢的革命。四月到七月間，武漢方面唐系和譚系、張系[76]軍閥的衝突也是如此。那時豪紳、資產階級有共同的目的，救命的目的；所以南京政府是一切都用來消滅武漢，武漢方面的豪紳是一切都用來消滅工農革命勢力。「先反共後東征」的口號，在武漢是當然的現象。武漢反動了，國民黨軍閥的混戰便開始了。

　　武漢的反動，仿佛使豪紳、地主階級覺得危險減輕了。雖然當時的南昌暴動還有葉、賀等的軍事勢力與工農兵共同開始反攻，但是這對於豪紳、地主階級還沒有什麼可怕，葉、賀這時是在「荒野之地」，工農力量已經被四月以來各地歷次的反動打擊下去，「群眾始終是沒有什麼用的」，這些軍閥那時這樣想著。既然如此，那麼，蔣介石也可以用不著，汪精衛更是用不著。「純粹的」反動統治痛快得多。什麼實行關稅自主（蔣介石），什麼二五減租（汪精衛），都太麻煩，現在可以不用了。這種情形，便使「赫赫乎」的武漢東征，一變而為寧漢合作，再變而為西山會議派的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汪、蔣俱倒了。

　　但是葉、賀失敗之後，工農勢力反而高漲起來，這出於豪紳、地主階級意料之外。他們一面繼續的互相併吞，以求解決內部的衝突——桂系軍閥亟亟乎的去打唐生智奪取武漢地盤，一面在廣東竭力攻擊汪精衛、張發奎等的所謂「左派」軍事勢力，要霸住廣東的地盤。張、黃[77]的「左派」軍事勢力實際上也不過是「左傾的」資產階級，這夢想著以騎牆政策取得自己的政權：一面殺共產黨，一面欺騙工農。這種勢力，是豪紳、地主階級所萬不能容忍的，因為他們始終還是「玩著民眾運動」，雖然客觀上仍舊是替豪紳、資產階級維持統治，但是豪紳、地主自己連武漢革命政府都能推翻的時候，如何還用得著它。廣東的張、黃政變（十一月十七日），正是工農革命漸取進攻的形勢中，小資產階級政客的汪精衛卻想與反動老手的西山會議派，爭著做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代表，多見其不自量力罷了——這兩派劇烈的鬥爭（不但在廣東，並且在湖北：程潛曾經一度以汪的旗號與西山派爭），恰在工農革命勢力整頓著自己的隊伍向豪紳、資產階級進攻的背景裡，於是蔣介石便漁翁得利了。

　　工農進攻的猛烈：一直到爆發廣州十二月暴動，豪紳與資產階級覺得莫大的危險。他們覺得自己統治的根本危險，覺得這和葉、賀南征「有些小小的」不同！——他們更覺得汪精衛等以前的工農、聯共、聯俄「三大政策」的玩耍，正是罪大而惡極。汪精衛是在必去之列，同時，蔣介石卻又有些「必要」。民族資產階級的「較開通、較全國性的」賣國殃民政策，現在又有需要：豪紳、地主的內部衝突需要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領導權來「維持均勢」。雖然汪精衛先意承旨地叫出「殺盡共產黨」、「停止一切民眾運動」與「對俄絕交」的新三大政策，但是，始終是蔣介石樹起這面大旗而上臺了。汪精衛等的「左派」到此便完全投降蔣介石，公推蔣介石為總司令，而汪精衛被逐（十二月中）。

　　蔣介石的重新登臺，完成他的反革命事業，這是豪紳、資產階級所共同需用的。所以雖然內部鬥爭——如湘、鄂戰爭及廣東的剿滅張、黃戰爭——繼續不斷的進行著，雖然蔣介石一派「勇敢的」包辦著南京政府，然而國民黨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開成了會，確定「一致」的反動政綱。這政綱便是：（一）平民不可起來執政，政權在保存在有「治權」的軍閥、官僚手裡；（二）一切宗法社會的舊習慣須得相當保存；（三）嚴厲鎮壓工農暴動，以維持工商業；（四）請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合作，和平修改條約。對帝國主義是公開的投降、懺悔，說近年來是「革命的發狂」，所以要根本取消民眾運動，改為訓練（鞭策）民眾。但是，他們之間除一致壓迫剝削工農外，不能再有什麼一致。蔣系、桂系的互鬥立刻繼續著醞釀爆發。

　　自從廣州暴動後，革命的高潮進入長期激戰的形式，豪紳、資產階級日益感覺一般的種種的「反革命任務」之困難，他們便一面敷衍塗砌的維持表面上的國民黨統一，一面一致的實行最殘酷的壓迫工農政策。他們感覺自己的實際政權已經有許多地方受著農民暴動的打擊，他們特別要保持工商業中心的權力。這些是豪紳與資產階級一致的。但是，他們的不一致也開始在他們之間互爭工商業中心。

　　國民黨中央會議（二月間）一方面完成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事業，「取消一切共產黨的方法與理論」，而替一年來屠殺、壓迫、混戰、賣國的事業，找著「學理上的根據」，別方面就是蔣介石排斥廣西派，拉攏馮玉祥的把戲。——所謂北伐實際上也是如此。蔣介石在南方和廣西派爭著武漢（要想派譚延闓去武漢當政治分會主席而抵抗白崇禧），爭著廣州（要想利用陳銘樞抵制李濟深），收集錢大鈞、方鼎英、張、黃舊部的繆培南等到江、浙與白崇禧爭上海。廣西派卻亦在收編唐生智部隊，解決葉開鑫，緩和兩湖境內的湖南派軍閥，在廣東排斥許克祥的部隊而拉攏陳銘樞。其結果（三月底），最近是錢大鈞得了上海；李濟深與陳銘樞暫時妥協而抓著廣州；李宗仁與白崇禧、程潛等抓武漢。雖然各區的內部伏著許多軍閥間的互相暗鬥、衝突，但是，暫時還沒有形成公開的戰爭。

　　因此，廣西派、蔣介石派、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閥，表面上還以國民黨的形式，結合成一種軍事同盟，與北方的軍閥對立著，國民黨從革命的各階級之政治聯盟，最終的變成豪紳資產階級式的軍閥之軍事聯盟。

　　北方軍閥是代表買辦階級，最落後的大地主階級。它是帝國主義的老走狗，它的內部雖然和以前一樣，分出許多派別互爭著，不但孫傳芳、張宗昌與張作霖之間，就是張作霖一系的內部也分著新舊派而互鬥。

　　國民黨軍閥之中，極大多數是代表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它的內部派別利益、地方利益，而分成許多的個別系統，如廣西派、湖南派、馮玉祥派、閻錫山等等。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實際上自己只有很少的黃埔式的新軍隊，他需要拉攏許多雜色部隊來做自己的勢力。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力的薄弱，不但不能形成自己獨立的政黨和軍隊，不但不能獨立的領導革命，並且不能獨立的執行「反革命的任務」。不過，它在：（一）工農革命勢力日益高漲而與豪紳、資產階級長期的激戰狀態之中，（二）在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還沒有能完全取得買辦階級的中央政府——賣國全權政府的地位之時，（三）雜亂糾紛的各省軍閥大小混戰的過程之中，它能夠利用這些條件而實行領導反革命的嘗試。它要利用許多表面文明、口頭進步的大政方針，來表彰綜合各地豪紳、地主階級殘酷無比的反對農民的政策，敷衍塗砌的維繫這種對於工農之剝削的「中央秩序」、「統一的統治」，它要做這種反革命事業的中心和指導者，因為豪紳、地主階級在危險萬分的時機，需要這種「指導者」。它用北伐的名義，用孫中山主義的名義，來牽制統轄不肯就範的豪紳、軍閥，去和買辦階級爭奪賣國權。它能夠利用許多豪紳、軍閥的互鬥，而實行操縱捭闔的策略，以維持自己的地位。但是，這並不是說它便能穩定自己的統治。正因此而時起時止的內部混戰和糾紛，要不斷的生長，而日益削弱他的統治。

　　總之，武漢反動至廣州暴動期間，當革命勢力經過一期散亂狀態而開始整頓自己的隊伍以反攻的時候，中國的豪紳、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並未乘武漢反動完成反革命而團結一致的穩定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恰恰相反，他們因此而內部衝突劇烈瓦解，開始普及各省的錯綜複雜的混戰。廣州暴動之後，工農、兵士群眾的力量，使豪紳、資產階級不能不相信自己的命運是在危險狀態之中，無產階級取得對於農民群眾的領導權，斷然團結全國各省普遍的農民騷動以至暴動割據的勢力于自己的周圍；這時候，再加上豪紳、地主式的軍閥各派的混戰，便形成反動統治的更加削弱而動搖，於是為救命起見，重新要「擁戴」民族資產階級做反革命統治的領袖，民族資產階級再取得對於豪紳、地主的「領導權」。可是，這和去年四月間蔣介石的領導反革命大不相同了。當時民族資產階級還是真正領導著豪紳、地主派的軍力，而且征取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以反對無產階級及農民。現在呢？民族資產階級客觀上不得不聽命于豪紳、地主階級，「穩定而堅決的」實行反動賣國政策，以求穩定自己的統治，以求消滅工農革命勢力及一切稍稍有些革命意義的現象，它便不能不使小資產階級格外失望而不滿，開始動搖而離開它。

　　【注】

　　[76]唐系，指唐生智系；譚系，指譚延闓系；張系，指張發奎系。

　　[77]張、黃，指張發奎、黃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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