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誰得著革命領導權？

第一節誰得著革命領導權？

　　第三章中國革命當前的問題

　　第一節誰得著革命領導權？

　　列寧說：「革命將群眾鬥爭教會了無產階級。革命證明了：只有它（革命）能夠引導農民群眾起來力爭民權（Democracy）。革命將純粹無產階級的政黨團結得更加緊，將其中的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刷除出去。反革命更教訓了小資產階級民權派，使他們知道到自由派主義（Liberalism）中去尋找自己的領袖和同盟者之企圖，都是枉然的，——自由派的怕群眾鬥爭，比怕火還利害。我們，依據這些時局中的教訓，可以勇敢的向民賊的地主政府說：你們這些斯托柳賓[73]老爺們，儘管繼續著這樣做去罷！你們所播的種，我們來收穫！」（《列寧全集》卷八，《革命與反革命》）

　　中國革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過程亦是如此的教會了無產階級。革命自己創造它的領袖者和前途。中國革命歷次所遭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走得太遠了」，並不是因為「群眾過於左傾了」，而是因為走得太不遠，而是因為領導機關右傾了。蔣介石的反動是中國革命部分的失敗，武漢的反動自然是革命的一次失敗。但是，這些失敗是否由於共產黨過於「左傾」呢？當然不是的。老賊吳稚暉在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初便警告著共產黨：如果共產黨「被人看作贅疣竟然排出，乃一定是時世不到，急色兒要勉強猛進，欲速則不達，反添了進步的曲折」。是的，國民黨在上海還沒打下時，已在準備著殺人。然而他（吳稚暉）那時還辯白張繼雖不會教授李賓章殺工人，他自己還「忿然作色」的說著：「大約李把工人當共產黨殺了，想做投降的條件嗎？」他的忿然作色，現在看來，並不是氣憤軍閥殺人，而是氣憤著：「這些人是要等我們國民黨來殺的，李賓章如何先搶著殺了」。國民黨領袖的如何奸險、陰謀詭計多端、沒有政治道德……都在吳稚暉這幾句話裡表現出，然而他們現在盡著嚷：列寧黨是如何的陰謀黨，是如何「只有策略，沒有主義」。是的，國民黨的反革命，是以共產黨「超過時代」、「時世不到」、「急色兒欲速不達」的名義來屠殺工農群眾與共產黨的。然而實際上中國革命的歷次失敗，中國共產黨的被屠殺，正是因為落後了，不能適應時世的激進，拒絕領導革命的前進。

　　中國共產黨過去機會主義策略的結果，是在沒有獨立的政策去領導左派，去領導小資產階級，甚至阻遏農民的猛進，甚至和緩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當初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對於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指導作用，當初中國共產黨在一般社會中巨大的影響，在蔣介石反動期間逐漸的喪失。上海暴動期間（一九二七年初）與省港罷工期間（直到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在滬、粵的影響是如何的大。甚至廣東資本家（簡琴石等），要請共產黨領導他們起來反對蔣介石的橫徵暴斂；甚至老賊吳稚暉只敢油腔滑調的說：「共產主義……並不是一二暴徒好立新奇名目，也是時世所需要的」（引吳稚暉的話，都見一九二七年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總理逝世二周年紀念冊》）。然而，四月的滬、粵反動後，上海工人及廣東工農群眾的鬥爭只是自發的艱苦的戰鬥，他們找不著自己的領導。廣東海、陸豐、東江農民苦鬥支持兩個多月。然而中國共產黨是在想著：或者武漢的東征或南伐能夠救滬、粵的工農罷？沒有號召工農自己的鬥爭，沒有切實勇敢的指導。武漢之下的工農鬥爭和土地革命，更是遭著同樣的命運。他們的領導機關甚至和小資產階級領袖異口同聲的說「幼稚」或「過火」。北方的工農自然也是只接到「靜候北伐到來再動」的指示。一九二七年三月至七月的革命形勢中，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政策，也是一個很大動力——阻滯革命前進的動力。這是不能沒有它自己的結果的。

　　結果是中國共產黨與革命群眾日益離開，而革命群眾失去領導。一時的散亂現象，在工農勢力之中，便不能不成為革命暫時挫折的原因。

　　武漢反動之際，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便利用無產階級政黨的猶豫動搖，而取得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同時，中國無產階級又自己拋棄對於農民的領導，甚至工人自己的隊伍，也喪失領導。然而，是否民族資產階級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呢？可憐！民族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只是完成反革命事業。它的使命就盡於此了。無產階級始終奮起鬥爭，改造自己的領導機關，開始堅決的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在散亂的隊伍之中整頓自己的力量，重新取進攻的陣勢，反抗豪紳、資產階級的嚴重壓迫，如此去征取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這是在武漢反動之後，從南昌暴動以及不斷的工農鬥爭、鄉村暴動，經過廣州工農兵暴動直到現在的形勢。

　　武漢反動之後，革命勢力的進展有自己的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反攻之中整頓革命隊伍的時期，第二時期是無產階級開始領導革命農民進攻的時期，第三時期是革命與反革命進於長期激戰的時期，而革命勢力的進取雖然是極曲折極艱苦的勝敗更迭的，然而卻是自信的穩定的準確的。第一時期，可以說是從南昌暴動到葉、賀失敗，第二時期是廣州十二月暴動，第三時期是廣州暴動之後。

　　第一時期的特點是：它繼承著武漢時期的革命勢力動搖猶豫與反革命勢力顯然進攻的形勢，自己也還帶著許多不自信的嘗試的性質。當南昌暴動發動到葉、賀失敗之間，工農已經見著新的領導旗幟，他們「試一試」反攻，但是他們在以前的苦經驗之後，不能立刻充分的依賴這個新的領導旗幟。那時，湖北鄂南等亦暴動起來，湖南萍、醴、平、瀏一帶暴動起來，廣東的海、陸豐、紫金一帶又重新暴動起來，瓊崖也是如此。這都在八、九月間；江西鄱陽、星子等處隨後也有農民鬥爭的爆發，這一浪潮傳播到十月中直隸的玉田暴動，以至山東的陽穀暴動，十一月初江蘇的宜興、無錫、江陰以至崇明的農民鬥爭和暴動，河南四方山等處也有農民的暴動。這些暴動大半是共產黨直接指導，也有許多零星的、自發的。這一時期的革命旗幟，客觀上還是國民黨左傾旗幟：葉、賀舉兵是直接繼承武漢革命的國民黨，起來反抗汪精衛等反動中央。那時反動的武漢，正是急呼抵制工農的反攻，假意在分共之後立刻頒佈減租二五的命令；江、浙的國民黨反動政府，也在高談「減租」和「業佃仲裁」。豪紳、資產階級學著帝國主義的策略，想用口頭應允的改良政策「安定」農村，使農民不信無產階級的領導。但是，農民的大多數既然不信豪紳、資產階級的口頭應允，同時也還不大信那些少數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抗租抗稅的暴動方法；他們是在動搖畏縮，不信任曾經背叛他們的領導現在能夠成事，不信任革命的勝利。例如湖南農民在實行減租的時候，將所減「二五」之數另外存在倉庫中，以備更反動的形勢到來，還是不得不交出去。甚至於廣東海陸豐農民，在十一月間開始暴動的口號，就是「燒毀田契破壞田界」；這是說：以備反動勢力重來，使他們難於恢復舊的剝削工具。然而無產階級是勇敢的領導革命的前途，在反攻的鬥爭過程中改造自己的領導機關，雖然是慢慢的、遲緩的學著更正確的鬥爭方法，但是，它是穩定的往前進。同時，豪紳、資產階級口頭上應允的改良政策根本上不能實現。農民暴動的爆發在這時期漸漸的擴大普遍，——葉、賀的失敗，只是國民黨左派旗幟的最終取消，只是使階級鬥爭與分化更加激劇，一切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如鄧演達之類）的騎牆與無力的最終暴露，而不是革命之決定勝負的失敗，——農民始終是到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來。

　　五卅的反帝高潮使西山會議派之類的「革命黨」認為中國革命「超過時代」；一三運動至上海暴動使蔣介石、戴季陶最終認著這個「真理」；兩湖工農群眾的民權獨裁與土地革命使汪精衛等認得這一「真理」；葉、賀失敗至廣州暴動使鄧演達、譚平山也認得了！

　　第二時期便緊接這種反攻形勢而進於進攻的時期。無產階級政黨僅僅有好的土地黨綱，僅僅實際派遣黨員去農村指導暴動，都還不夠。無產階級自己發動鬥爭，以行動去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之廣州暴動，才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時期。無產階級以自己的行動取得革命的領導權。葉、賀失敗至廣州暴動期間，農民暴動的性質，明顯的進于自信的進攻的形勢。中國革命是在進於蘇維埃革命的階段。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城市無產階級走出夏天散亂的幻想（加入工統會）的狀態之後，開始新的鬥爭，漸漸的進於獨立的階級的陣地。這種過程也和農民一樣，依地域及其特殊環境與習性而有不同。北方天津等處及鐵路工人，剛在經過無產階級政黨初步改組的時期，已經是在沉寂大半年之後開始零星的經濟鬥爭。上海工人群眾之中，方才開始從反對工統會而進於反對國民黨的鬥爭，同時，罷工鬥爭及勞資糾紛繼續不斷的發生，國民黨都不得不屢屢討論什麼勞動法、工會條例及勞資仲裁制度等問題。上海工人之中，顯然有從個人暗殺政策，進於群眾的恐怖政策之進程。這雖然還不是武裝暴動的群眾要求，但是確是武裝方式的鬥爭之要求的表現。部分的勇敢的工人之傾向盲動主義，在一般廣大群眾還沒有認識奪取政權之決心的時候，固然有引導到過早暴動的危險；然而工人鬥爭的急迫和新的階級覺悟的生長，是無疑的。武漢工人在這時候更加有群眾鬥爭的發動（如武昌紗廠工人），而且在武漢經濟十分恐慌、失業眾多的環境之中，鬥爭更形劇烈，在國民黨聯合戰線時期之後，階級意識的生長更加明顯。部分勇敢的工人之武裝鬥爭的要求也更加利害。長沙等處較小的城市，工人之中也在醞釀著武裝鬥爭的情緒。尤其是廣州的工人直接于葉、賀潮汕失敗之後，十月十四日廣州工人和海員，就因為反對工賊開除工人而進于政治的示威，他們叫出「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鐮刀斧頭的紅旗方是革命的旗幟」之呼聲。廣州的罷工鬥爭極厲害的發動起來，波及各種重要的職業工人；甚至在反動派影響之下的機器工人，也自動的違反他們領袖的意旨而提出沒收機器廠改為工人合作社的要求。一般工人群眾日益堅決的認識自己起來奪取政權之必要。那時，農民鬥爭的發動，更加開展起來。江、浙的農民都繼續抗租、遊擊的鬥爭。江西泰和、萬安、寧岡等處的農民，湖北的黃安等處，湖南的醴陵、茶陵和湘南……則更進而割據鄉村。尤其是廣東，瓊崖已經有五縣在農民之手，海陸豐農民在十一月初佔領縣城，其他各縣不斷的有農民暴動自發的起來。總之，這時候農民自發的各種鬥爭，以及遊擊的武裝鬥爭，大致都有進于所謂「農民割據」的趨勢。再則，葉、賀殘部與農民混合，在海陸豐，在湘粵邊境（朱德部[74]）；武漢時期湘南的工人自衛隊（安源）及農民自衛隊（毛澤東[75]）在秋收暴動失敗之後，蔓延於湘贛邊境；如醴陵，則在農民暴動之中創造出自己的武裝。廣州工人，則與海陸豐等處一樣，不但有暴動之中自己創造出來的武裝組織（廣州工人赤衛隊），而且有國民黨時期之遺產的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影響（張發奎部的教導團等）。這種形勢之中，很明顯的：不論是工人、農民階級鬥爭的激劇程度，不論是軍隊中革命影響，越是在國民黨時期聯合戰線運用得較廣泛、較正確的地方，便越有力量。於是中國第一次的「赤色暴動」——工農、兵士群眾的暴動，便爆發于廣州——國民黨的發祥地。革命勢力由進攻而進于勝利，由海陸豐等處外縣的割據，而進于奪得省城。無產階級的廣州暴動，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廣州暴動，建立起中國第一次的蘇維埃政府。工人群眾極熱烈的參加，甚至事後許多在國民黨影響之下的工人（甘乃光派的所謂「革命工人聯合會」）都抱怨「共產黨為什麼不早些通知他們暴動的日期」，甚至機器工會之下的工人，事後都說「共產黨要的是工農政府，並不是黨政府，——像如今抑制我們要求的國民黨政府，——我們何必反對蘇維埃。」廣州暴動中工人群眾的英勇鬥爭，失敗時鬥爭到最後一滴血，真正是亞洲工人階級第一次空前的鬥爭。他們證明：只有工人自己能爭得解放，並且證明：只有蘇維埃政府，只有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政府能夠給農民以土地，能夠給一般貧民、兵士以生活。廣州暴動是失敗了；雖然受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聯合反動的武裝勢力所摧殘，雖然發動全省以至廣州的群眾尚未充分，雖然無產階級領導一般貧民及兵士的力量還不夠，雖然因此種種而失敗了。但是，無產階級用自己真實的行動與事實給全國農民尤其是廣東農民看：土地革命要如此方能得到勝利，貧民、兵士群眾要如此奮鬥方能得到自己的解放。廣州暴動，使無產階級得到自己對於農民及兵士的領導。一般民眾在買辦、豪紳、資產階級壓迫之下，在國民黨反動之下，到此才看見自己唯一的出路。

　　第三時期，便是廣州暴動之後的長期激戰的時期。廣州暴動的時候，長沙有四郊農民的鬥爭以至爆發而未成的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動。其他各種的工農也在艱苦的鬥爭之中。無產階級開始領導農民的暴動，對於豪紳、資產階級已經進於危險的時期。豪紳、資產階級一面自己的內部衝突正在繼續發展，一面受著工農勢力的打擊，他們以至世界帝國主義者，都驚慌到萬分。他們發狂似的反攻革命勢力。

　　自然，首先受著打擊的是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一則豪紳、資產階級要維持他們僅有的真正權力於城市之中，二則無產階級經過將近一年的艱苦萬分的惡戰，又受著廣州反動派空前的大屠殺（反動派自稱三天之內殺戮廣州工人至五千七百餘人）；上海與武漢都有資本的加緊進攻，取消「共產時代」的勞資條件等等，南京政府與蘇聯絕交。然而，廣州的工人，經過如此之大的摧殘之後，不久又開始零碎的經濟罷工；上海陰曆年底店員和工人反抗資本進攻的鬥爭，也在極嚴重的壓迫之下進行；武漢和長沙受著巨大的白色恐怖，還是奮起鬥爭（如武漢各紗廠）。廣州暴動的影響，對於全國無產階級亦非常偉大，離廣州遙遠的北方工人都說：「這樣才幹得痛快」；上海工人說：「只恐怕我們的力量不夠」。中國革命到此便不但進於「蘇維埃階段」，並且是已經進到了「蘇維埃的階段」。蘇維埃的紅旗成了全國工農、兵士群眾反抗的旗號。鬥爭的發展更加深入和擴大了。北方在天津、鄭州等處工人階級的鬥爭更進一步的調動群眾（鐵路、紗廠等的經濟鬥爭漸漸發動）之中，紅槍會、天門會等原始的農民暴動不但日益蔓延，並且漸漸開始分化，開始有進一步的階級意識。如河南紅槍會分化出光蛋會，贊助共產黨的農民暴動。四川的「神兵」分化為赤化派、非赤化派。如直隸某縣（清遠？）農民成千成萬的到縣城示威，反抗捐稅等等，差不多各省都有。甚至奉天通化的大刀會舉事攻下縣城，也打起紅旗。山東在去年還有天門會領導的農民鬥爭特別聲明「不抗正稅」等的現象，而現在，開始分化了，——群眾反對不徹底的領袖了。江蘇淮安、松江、青浦、黃浦等處繼續著發生無數的農民騷動；江陰、無錫一帶更是逐漸深入，有些鄉村到最近形成割據局面。當時尤其進一步發展的，如江西萬安成立蘇維埃，湖北黃安成立「農民政府」，——其餘漢川、沔陽一帶遊擊戰爭盛行起來。湖南南境，到所謂西征軍人湘唐系軍閥倒臺的時候，有湘南二十幾縣在農民暴動勢力之下，尤其是醴陵以下，湘贛邊境。廣東則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已經成立了四個月，漸漸往外發展，瓊崖的農民勢力也在發展起來，北江方面仁化、樂昌，有新的農民暴動起來，也成立蘇維埃政府，南路農民也在暴動。這期的鬥爭，表現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互爭城市的鬥爭之趨勢：例如海陸豐的外縣蘇維埃，從反革命勢力壓制廣州暴動之後，更加覺著農民暴動的發展，如果不能進而取得經濟生活中心的大城市，那就不但不能完成革命的勝利，並且不能保障已得的革命戰利品——土地。同樣，反動勢力在許多鄉村之中被打擊，而不能鞏固其統治，那就僅僅保持的城市中的政權始終也要不能保持。所以反動勢力急劇的發狂在城市之中施行白色恐怖，進而想「清鄉」。廣東、兩湖、江西，都在如此狀況之中：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十分的不穩定，他們困獸之鬥的要肅清「共匪」，他們自己覺得坐不穩了。固然，在這期間，海陸豐的縣城被軍閥取去，江西萬安也失守，北江的蘇維埃被敵人摧殘，更早些，湖北黃安的「農民政府」失敗。然而豪紳、資產階級並不能消滅革命勢力。農民暴動此起彼落的仍在發展。豪紳都說：「現在世界真正翻了，鄉下一個好人也難找了，一個『靠的住』的人也沒有了，甚至六十歲的老農也揮著大刀殺人了。」這種現象尤其是在廣東、湖南、湖北。——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廣告說「共匪」如何殘忍：「瞎眼的要殺，跛足要殺……」的造謠，一般人都覺得驚天動地的大變不知何時便要臨到。城市工人之中，在極殘酷的恐怖摧殘之下，正在堅決的艱苦的團聚組織自己的力量。廣州暴動不但如此的領導起農民鬥爭，而且領導兵士的革命運動之開始。廣州暴動的有兵士參加，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新政策之發現，它雖則曇花一現，然而影響到全國兵士群眾。不但廣州有許多暴動工人加入軍隊，不但廣東許多地方的武裝鬥爭中，兵士甚至民團團丁開始與農民「聯歡」，投降到工農方面來。正在崩潰中的湖南軍隊裡，兵士大批的逃跑，或者跑到農民方面來。就是江西也有這種現象發見。其他普通的兵亂和軍隊崩潰的現象，在軍閥繼續混戰的過程中，更是不斷的發生。這種影響正要擴大起來。北方的豪紳、地主也覺得軍隊靠不住，自己天天造堡壘防備著農民。武裝鬥爭是中國目前的嚴重問題——一切階級的嚴重問題。國民黨的反動與賣國又正在一天天的「完成」。一般的經濟、財政的破產與全國的橫徵暴斂，使一般小資產階級也日益表示不滿於現狀。革命在廣州暴動之後，雖然在非常艱苦的、勝負更迭的長期激戰狀態之中，但是它無疑的是在高漲的形勢之中。

　　【注】

　　[73]斯托柳賓，今譯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俄國首相（1906—1911）。擔任首相期間，封閉工會和工人報刊，廣設軍事法庭，恢復死刑，屠殺數以千計的革命者，被稱為「斯托雷平反動時期」。1911年在基輔被社會革命黨人刺死。

　　[74]指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於1927年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區遭到優勢敵軍的圍攻而失敗後，保存下來的武裝一部分在董朗、顏昌頤率領下轉移到海陸豐地區，另一部分則在朱德、陳毅的率領下退出廣東，經江西轉入湘南，與當地農民自衛軍結合，堅持開展遊擊戰爭。

　　[75]指1927年9月9日參加毛澤東所領導的秋收起義的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安源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平江和瀏陽工農義勇隊、崇陽和通城等地的農民武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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