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四節廣州十二月暴動

第四節廣州十二月暴動(1)

　　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經過兩次無產階級的奮勇的暴動：一是四月的上海暴動，一是十二月的廣州暴動。上海暴動適在國民黨時期，而且在黨內機會主義將近崩潰的時期；它一方面暴露出舊的機會主義的禍根，別方面產出反機會主義鬥爭的萌芽。十二月的廣州暴動，卻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蘇維埃革命的階段，它正在反機會主義鬥爭已經有了穩定的陣腳的時候。廣州暴動是十一月擴大會議決議精神的直接表現。它已經是脫離機會主義的第一次中國共產黨之偉大的鬥爭。

　　中央在擴大會議之後幾天便與廣東書記張太雷同志討論這一問題，決定廣東總暴動的計劃（十一月十七日）。果然，廣東的張、黃政變之後，廣東的政治情形是一天天的接近暴動，廣州工人群眾的鬥爭情緒達到最高度。而廣州暴動便在十二月十一日爆發了。關於廣州暴動，中央有一議決案指出黨的一般任務。

　　從廣州暴動失敗起，可以算是黨在八七會議之後進到了第三期。這一期的特性在於：一方面，中國革命最終的過渡到蘇維埃革命的階段，別方面，黨開始實現改造的現象。對於中國革命的新階段，黨發表宣言宣佈國民黨是中國國民公敵，並要決定領導革命的計劃，所以中央決議各省工作方針。——廣州暴動決議案更明顯的確定黨的任務，關於農民蘇維埃的更有新決定，農民暴動之中就組織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為暴動指導機關；隨後中央更陸續有對於蘇維埃組織方法及土地問題的更進一步更詳細的規定，以指導各地。這是因為當時不但海陸豐，而且有江西的萬安，廣東的瓊崖、北江南路，湖南的醴陵，湖北的黃安等處農民割據的形成。《各省工作方針的決議》，便是綜觀此全國的革命高漲之特殊形勢：一省或幾省奪取政權之可能，而規定全黨的工作方針。同時，廣州暴動期間，正是盲動主義廣泛的表現於許多省份的時候，即使不是盲動主義，也有一般的感覺著黨內「左傾」空氣很高的形勢（如湖南長沙十二月十一日暴動，河南鄭州CP的計劃，江西CP之總暴動計劃的傳說，浙江奉化的「暴動」等等）；至今還可以接到這類的省委報告和暴動計劃（如滿洲）：「客觀條件完全不成問題，只缺主觀力量」；當時這省也「劃分暴動區」，那省也「定暴動期」。這是黨改造後的新氣象，雖然是不正確的傾向。所以《各省工作方針決議》特別指出這一點，指出一方面要繼續更嚴厲掃除機會主義的餘毒，別方面也要更加瞭解廣州暴動後黨的嚴重使命：「治者階級的一般的削弱與工農革命潮流的深入與普遍情形之下……要認真的建立黨的群眾基礎，認真的去指導群眾日常的鬥爭，發動、領導、匯合群眾的鬥爭及其革命意識，更創造革命的高潮，造成群眾力爭政權的決心，而勇敢的領導他們到決定勝負暴動之發動。」如果「只憑少數共產主義者的勇敢，施行個人的暗殺，或是與群眾脫離的遊擊式的殺人、放火，或不問直接暴動的形勢與條件具備與否，輕易號召立刻在大城市中暴動起來，輕易脫離群眾而實行少數黨員的暴動，如此不顧群眾、不要群眾的傾向——就是盲動主義。這種玩弄暴動的盲動主義……亦是對於革命的罪惡。」

　　但是，廣州暴動之後，一則反動派覺著自己的生死關頭日益接近，他們在廣州大施屠殺，在湖南、湖北的黨部也遭著極大的破獲，省委全體被捕兩次以上，其他各省也到處破壞（後來，江蘇省委也被破獲一部分），黨的工作受著影響；二則改造過程中舊的工作方法束縛著黨，有些黨部（如上海）日益與群眾的需要不能適應，於是發生「沒有出路」的感覺，而傾向於革命低落的觀念。灰心失望煩悶的狀態，對於艱苦而猛烈的鬥爭中，受不起鍛煉的人，是無足怪的。譚平山恰好在這時候登啟事，說黨的政策超過時代。列寧說：「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最後一個放下直接的革命鬥爭方法，——直到用完了一切可能，方才放下這些鬥爭方法，直到沒有絲毫比較速成的希望的影子，直到號召準備群眾罷工、暴動等的方法明明白白是失了基礎，然後再肯放下這些方法。所以對於那些無數的革命叛徒，他們是在叫著：我們比你『進步』些，我們比你早放棄革命些，——對於這些人，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加以白眼。」

　　中國革命在廣州暴動後，革命高漲的形勢是很明顯的。中央所以決定工作方針，指出各區域的革命形勢；尤其是廣東及湘、鄂、贛、豫南兩區，豪紳統治確在脆弱而動搖，應當肯定奪取省政權的目標。廣東是要東北各路農民暴動進而奪取城市區域。湘、鄂、贛是要以湘南、湘東、醴陵三區農民暴動的聯絡為佈置暴動的中心。這些計劃是《各省工作方針議決案》所規定的；並且再四說明城市工人中日常鬥爭的重要。這時候，一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福州、廈門新大明輪案等），不久也便稍稍昂起頭來，連小資產階級都日益表示不滿於國民黨的賣國統治。同時，僅僅能把守各省工商業中心大城市的反動勢力，拼死命的作困獸之鬥，——白色恐怖極殘酷的施行，反共的雷厲風行不可一世。爭城市的鬥爭，對於無產階級政黨更是重要起來。革命潮勢雖然少抑，勝敗更迭的在海陸豐之失守、萬安之失守表現出來，然而總的趨勢始終是高漲的，是上升的。因此，中央有第三十六號通告的決定，尤其對於兵士運動，不厭重複的再指出一次。這是廣州暴動後，更應特殊注意的任務。

　　廣州暴動之後到現在，黨內生活之中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改造黨的成績。舉重要的區域來說：上海經過很久很久的躊躇，徘徊舊與新的工作方法之間，直到最近方才開始有新的氣象和改造的工作。湖北、湖南，恰好是擴大會議之後，就是中央決定實行改造黨之後，連續遭著極嚴重的摧殘（武漢在破獲前黨與工會已有相當成績）。此外第一問題就是順直問題。順直和山東都已經過初步的改造。工人同志已經有許多實行黨的指導。新的精神開始達到群眾中去。以前因為機會主義而喪失的黨的信仰，漸漸恢復起來。這是很好的現象，但是，同時也發生壞的傾向，順直的改組會議，因為指導不當，雖然對順直的黨有極大的意義，可是發見許多不好的傾向：（一）對於農民鬥爭不指出武裝鬥爭要從遊擊的群眾鬥爭進於革命區域之創立，而進取城市，卻想趁反動勢力不敢入鄉村之際，實行鄉村中的借貸合作社等的建設政策——所謂「共產主義」；（二）對於北方自發的原始農民暴動，反抗捐稅的一般的農民鬥爭（如天門會等），只能指出它們有被豪紳領導的危險，而想用土地問題去和它們對立，以階級鬥爭與民權鬥爭相對抗，這算是爭領導權；（三）黨的組織上因為反對組織上的舊機會主義，又走到一個極端，說下級群眾所不滿的策略，就必定要修正，幾幾乎完全反對集中主義，而要實行聯治主義，或者是跟著群眾跑的尾巴主義。順直改組的過程中，甚至有一黨部要求黨的代表大會（全省的）農民同志可以五十人選一代表，工人則須一百人方能選一代表。再則，順直改組中揭發許多舊時機會主義的流毒，工人群眾的不滿等等，使黨有糾正的可能，這是很好的。例如工人同志群眾不滿意於負責機關的浪費，被害同志救濟的不周到，也是一例。然而同時也發見：同志仿佛認党是政府，向黨要求保障並救濟失業，否則便是「黨叫我們罷工失了業你們又不管，下了獄你們又不管，這是党害了工人」。或者是：同志要求大家事事平等，何以負責人還比工人住得好、穿得好（湖北及其他黨部也都發生這類問題）。這些傾向當然是非無產階級的。或者：仿佛凡是群眾自動的要求方是革命的，凡是上級機關命令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是「反民權主義」——是機會主義了。列寧曾經說：「那些武斷派要想激起『群眾』對付『領袖』，激起群眾之種種惡意的虛榮的本能，要想如此來破壞工人運動內部的鞏固和穩定，用著挑撥群眾的方法，破壞他們對領導機關之信仰。……現在這種時期（一九〇二年的俄國），俄國社會民主（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危機，正是因為自發的覺悟的群眾沒有能力充足、經驗富有的指導者，而那些大好老卻像煞有介事的說：運動不是從下層發動，不好啊！」第二是廣東問題。廣東省委在廣州暴動之後，開了會議，更比順直徹底、正確的開始改造省委及各縣縣委。這是黨中改造最有成績的地方。廣州暴動之前，廣東黨部已經是全國之冠。這當然是比較的，自然還有很大的缺點。廣州暴動之後，廣東工人階級經此失敗，自然更進一步的要求指導機關的改良。這是非常之有意義的。但是，廣東這次省委的會議，也有些重大的缺憾：（一）對於廣州暴動的估量，完全不提及失敗的客觀原因，完全將失敗責任歸之於指導機關，甚至說白色恐怖下死的幾千人，是省委間接害殺的，說廣州暴動完全是軍事投機，而抹煞了廣州暴動的重大意義。這在客觀上：就不是號召群眾繼續廣州暴動的英勇鬥爭，向壓迫工農的反動恐怖奮鬥，卻是替李濟深辯護他的屠殺——仿佛完全是共產黨指導不好，將工人去送死。中央的決議案是指明主觀上發動群眾的未充分，然而廣州暴動的失敗是有客觀上的原因，亦非軍事投機，亦不是軍事投機的方法（至於中央議決案中也雖有些事實不盡符合，或者有規劃而未做到的，亦即修改。失敗退卻時，指導機關辦理不周，雖有計劃的提議，而未能實行很有組織的退卻）。（二）廣東改造黨的方針，最初幾乎成了「凡有智識分子的黨部機關，必是機會主義的，凡沒有智識分子的黨部機關，便必定不是機會主義的。」這當然不對的。廣東省委不久便能遵照中央指導糾正這些缺點。順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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