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三節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

第三節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

　　葉、賀失敗之後，中央即召集臨時政治局的擴大會議，因為白色恐怖的關係，沒有可能召集五次大會之中央全體會議（十一月九日）。擴大會議，綜合八七會議以來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將上述許多問題加以確切的原則上的肯定；通過政治、組織等問題的決議案；起草了土地問題的黨綱草案，以便第六次大會的討論決定；通過政治紀律案；明顯的將機會主義的餘毒指出來。擴大會議還有三項特別的新的決定：（一）「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口號，成為暴動的主要口號，而且大城市中鬥爭劇烈時，即應組織工農兵等群眾鬥爭的代表機關，就是組織蘇維埃，以為暴動的指揮機關；（二）「沒收一切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自己支配給貧農耕種」，鄉村之中也實行蘇維埃的口號，取消對小地主的策略口號及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的口號，這在四省秋收暴動失敗之後，直接銜接武漢時代之農民協會暴動經過轉變而到新的階段時，是當然的；（三）組織問題有更明顯確切的改造黨的方針，——八七會議後的經驗，證明各地黨部都缺乏與群眾的聯結（只有廣東較好），組織上的機會主義——非民權集中制，工人幹部的缺少及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分子的充滿黨部機關，有堅決的大改造之必要。關於發動群眾的策略，特別的指明。對於職工運動有特設的委員會討論，而決定新的決議案，指明八七會議之後，各地大致都有忽視職工運動的傾向，嚴重的指出反對反動工會及取得群眾的任務，要從日常經濟、政治鬥爭引導工人到蘇維埃暴動意義的認識，以及工會的武裝準備等工作之重要。八七會議的職工運動議決案在各地很少實行的成績，而各地工會鬥爭遇著許多新的困難，所以擴大會特別指出：「工人自己選舉工會，反對任何機關委派工會」的口號，指出失業工人運動的進行方法及其重要。擴大會議對於一般的政治任務，則主要的指出：軍閥混戰；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能穩定；葉、賀失敗之後，中國革命不但不低落，而且正在高漲而進於新的階段。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繼續八七會議，而成為布爾塞維克的党之創造機關。

　　八七會議後之第二期，要說是從十月十日到廣州十二月暴動。葉、賀失敗是在十月初。這時候中國的混戰開始：十月初南京政府宣言繼續北伐；北方有晉奉戰爭；葉、賀失敗，而張、黃[68]回粵，張、黃與李、黃[69]的廣東戰爭，迫於眉睫。同時，唐生智占著安徽，南京方面正在開始反唐的西征戰爭。中國共產黨中央在辛亥革命紀念日就發佈《告民眾書》：提出反對軍閥戰爭，「變軍閥戰爭為民眾反軍閥的戰爭」之口號；十月二十三日，那時寧、漢戰爭開始，中央又發表反軍閥戰爭的宣言。對於廣東，更是直接指示，當地工農鬥爭勃興，海陸豐已暴動起來，瓊崖亦是如此，省港罷工工人，海員工會，廣州工代會的鬥爭都在發動，同時張、黃[70]之互鬥顯然是雙方削弱，應當確定的準備暴動，奪取全省政權。這時，黨的政策是發動群眾反對混戰的南北軍閥，以推翻反動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為目標（依各地情形而確定其切近的程度），儘量領導自發的鬥爭以取得群眾，尤其是自發的農民暴動，至少可以以遊擊的戰術搖動軍閥的統治與軍隊，號召兵士到工農革命方面來。擴大會議上肯定這一政策，而加以更明確的規定：（一）增加群眾自發鬥爭的組織性，（二）聯合散亂的農民暴動而成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三）保證工農革命勢力——城市與鄉村的聯合。

　　中央的這個政策，只有廣東的實行是切實的。其餘幾個「混戰之中」，黨部都做出些錯誤來。當反動派互鬥和混戰之中，工農應當乘機起來征取革命的陣地，同時，應當在他們的鬥爭之中更明顯的指出蘇維埃政權的目標，這是無疑義的。然而「征取革命的陣地」是怎樣意義？可以是工人日常經濟、政治鬥爭的發動，可以是農民抗稅抗租的鬥爭，可以是工農與兵士群眾聯絡（Fralcrasttion），可以是奪取反動派武裝，擾亂雙方軍閥的後防（失敗主義），可以是發動群眾的遊擊戰爭，可以是鄉村的農民割據，可以是一縣以及幾縣的農民割據，可以是推翻當地軍閥而爭取省政權的總暴動。程度是有不同。總暴動的條件是必須大城市的中心能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而大城市中的暴動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方能發動。「暴動是玩不得的」。這些暴動條件特別在擴大會議上定出。再則國民黨時期，共產黨是和國民黨合作；那時的革命，客觀上是國民黨軍隊與反動軍隊戰爭的事實，是有國民黨名義可以運動敵方部隊倒戈的事實，是有敵方互相衝突而利於革命進展的事實。然而這些事實之中，過去我黨運用這種特殊的利用敵人內部衝突的策略，是機會主義化了，或國民黨化了。中央在擴大會議之前，因此特別決定葉、賀軍中革命委員會取消後，無論任何暴動，不要先立一個什麼孫大元帥府似的機關，絕對不用此法去做那種勾結軍官、土匪頭兒的勾當，而要發動群眾暴動。這問題似乎不成問題了。然而還可以發生一個問題：是否每次軍閥混戰必定可以舉行「群眾的」總暴動呢？對於這一問題的答案，有許多同志是偏向于「是的」。這表面上是很左的，而事實上是變相的國民黨式的答案。於是不管暴動的條件如何，不管黨的主觀力量如何，不管群眾的情形是如何，想單靠「黨人」的軍事陰謀（Military Conspiracy）來暴動，要過早的暴動，玩弄暴動。成天的想分析軍閥某派某派如何衝突，所謂「嚮導」的文章，要求所謂「政治消息」是第一等的問題。這是一種。要求「只要給槍械來」，用不著做什麼日常鬥爭，「便已經實實在在的到來的到來了」。這又是一種。

　　因此，八七會議之後，除舊有的那些機會主義餘毒還時時發見外，到了第二期，便又發生了新的危險傾向——盲動主義（Putschism）。第一是上海暴動問題。十一月初江蘇宜興、無錫的農民都相繼暴動起來，當地指導者也犯著那些機會主義的傾向——「農軍」的軍力主義。同時卻引起了上海暴動問題，以上海響應無錫的傾向在省委中發現出來，省委也認為：「暴動實實在在已經到來」。於是「發動」上海的群眾暴動的特別方法就來了：先用幾個武裝的紅色恐怖隊去一廠一廠的威迫工人罷工，等到如此弄成總罷工，暴動就可起來而成功！第二是湖北問題。上海問題是在寧、漢戰爭之中，湖北問題也是在寧、漢戰爭之中。當然專看軍閥內部衝突，希冀他們內潰，我們自己「趁火打劫」是不對的，因為這是不以群眾為主體的，然而「嚮導式」的政治分析本領差了些，看著唐生智在那時還有幾月壽命，也就不好。長江局當時在鄂，便做了這一錯；它又覺得秋收暴動失敗之後，唐生智不會就倒，於是下一句斷語說：「但目前絕非繼續總的暴動的時期」。這當然又是一錯。當然，當時湖北省委的政見和工作，時而立即暴動，下令總罷工而罷不成，時而絕非「總暴動時期」，甚至有人說革命潮流低落，更是錯誤。但是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在進行著，「機會主義」成為時髦名詞。當時有人主張武漢即時立即暴動，「即使組織一兩天蘇維埃也是好的——就算暴動沒有相當勝利的希望」。於是這種主張的黨員（大半是CY湖北省委）便說長江局與湖北省委是機會主義的。湖北省委為「避機會主義之嫌」起見，便下總同盟罷工令，下動員令。實際上群眾的情形是還不能暴動。唐生智下野時，武漢許多黨員還在這「假暴動」之下露出臨陣脫逃的也有，慌張失措的也有，這都是機會主義弱點的暴露。但是，並不因此而「暴動命令」就不是盲動主義的。至於奉晉戰爭中的北方局的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上面已經說過了。

　　總之，八七之後，黨是生長到布爾塞維克的道路上去。這個生長自然是非常痛苦的。它淘汰軟弱的分子，鍛煉堅強的分子。機會主義的白朗吉主義[71]，機會主義的另一方面，也在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暴露出來，而要求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更堅強的集中力量來戰勝一般的機會主義。

　　【注】

　　[68]張、黃，指張發奎、黃琪翔。

　　[69]李、黃，即李濟深、黃紹竑。

　　[70]張、黃，指張發奎、黃紹竑。

　　[71]白朗吉主義，今譯布朗基主義。參見本書《武裝暴動的問題》之注釋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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