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二節八七會議

第二節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反機會主義鬥爭的新紀元。新的策略路線，方才正確規定出來。但是有兩個缺點：（一）因為土地黨綱的始終沒有確定，始終沒有明晰的對於中國封建的亞洲式的生產之土地的特殊制度之觀念，所以關於「沒收大、中地主，對小地主則增租」的策略是模糊的，使地方黨部往往仍繼續對於土地革命的觀念，認為農民自動的沒收小地主時，党的任務仍是應當加以阻止，雖則八七會議對於這一點是很明顯的規定出來。（二）因為對於國民黨左派群眾，號召其反對寧、漢反動中央在當時是必需的（南昌暴動發動期間），於是這種行動政綱過於伸張，而根據之來決定暴動時的政權形式問題，仍認為「革命的國民黨的這種組織，可以使將來革命發展到更高的階段時，政權形式將要進于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那時的過渡更容易些，更沒有流弊些。」——這當然是不對的。可是，八七會議始終有極重大的意義，當時共產黨簡直是在潰散的狀態之中，它將黨救出來；它只是洗刷舊的機會主義，建立新的布爾塞維克路線的第一步，沒有它——共產黨簡直是要「亡黨」的。八七會議改選五次大會的中央政治局，發出《告全黨同志書》，將機會主義的錯誤都明顯的、無所隱藏的指摘批評出來，這在政治上、組織上是有非常重大意義的，——政治紀律的執行是極嚴厲的，它要求舊的中央政治局承認這種嚴重錯誤。這會議開闢了共產黨的新生命。會議上決定對於農民土地革命及職工運動的新路線，決定黨的組織問題的新方針。會議批准七月二十九日《告國民黨革命同志書》的政綱（會後即由臨時政治局根據之而決定政治任務案）。這些不但是糾正舊的機會主義錯誤，並且是適應新的秘密環境——黨自七月十五之後從公開的變成絕對秘密的新環境，關於這一點也是不能忽視的。

　　八七會議之時，第一便是領導武漢工人以總同盟罷工反抗汪精衛的反動政府「改組」工會及民眾團體（七月三十一日軍警槍殺漢口車夫，八月三日宣佈總罷工）；第二便是指導葉、賀軍隊的南昌暴動。八七會議之後，南昌軍隊日漸前進到江西邊境，交通與中央隔絕。中央的指導只能經過廣東的南方局。再則，當時中央在全黨散亂之際，又遭著嚴重的白色恐怖，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分子脫離；對於全國需要重新的大整頓，組織工作極其艱難而重要，中央盡自己的力量派許多新的同志到各地去指導，傳達八七會議的新決議。同時，決定暫留武漢指導兩湖的秋收暴動。

　　八七會議之後，不久，武漢的國民政府之「東征」變成了「寧漢妥協」。中央就發佈告民眾書，號召工農、兵士、民眾以及國民黨左派群眾起來反對這些反動中央，從這時候起，到葉、賀汕頭失敗是一個時期。這一時期之中，中央繼續的對黨內實行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機會主義是有很久的歷史性，而且普遍於全國各省黨部。不去掉這許多餘毒，黨的新策略是不能切實的執行。這時間，第一是葉、賀南征的問題。葉、賀南征是在八七會議以前很久就決定的。當時，已經決定取消葉、賀軍中的「國民黨中央裡的共產黨黨團書記」譚平山之職，使他不能以此名義而為軍中的最高指導者；另行指定前敵委員會，以恩來為書記，平山不加入，並在七月底派張國燾同志為中央代表，去軍中督促舉事。然而葉、賀南征中，曾經有許多機會主義的餘毒爆發。最先是國燾同志為聯絡張發奎問題而躊躇動搖。可是前敵委員會始終決定了舉事。葉、賀南昌暴動，在歷史上的意義是偉大的，因為它是代表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群眾，共同反對陸續背叛國民革命的甯、漢中央之最後的奮鬥，因為這是真正的奮鬥。但是我黨在軍中的指導機關與中央的指導隔離，仍舊餘留著「國民黨主義」的毒。這也是使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軍隊到潮、汕之間，工農群眾說：「這是蔣介石第三的軍隊」，這還是要「耕者無其田」。為什麼？因為一則軍隊中指導機關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大地主，二則軍隊並不勇敢的鎮壓撲殺豪紳、工賊。葉、賀南征之中，政策的客觀傾向是繼承國民黨的革命方法：（一）純粹想靠組織好的軍隊力量去取得地盤和政權；（二）以「王者之師」來解放民眾，實際上是以仁君易暴君的辦法，所以對於「安寧秩序」只是保護豪紳統治的舊秩序；（三）是偏重於用聯絡雜色軍閥——某種軍隊或武力，勾結敵軍的軍官倒戈（並非鼓動兵士）之投機辦法；總之，是不發動群眾，不信任群眾。中央對於這些錯誤的指正，因為交通的阻隔，一直到葉、賀差不多完全失敗之時方達到；一直到失敗之後才得到前方報告而詳細報告全黨。但是中央八七會議之後，便早已對於其他各省有類似的指示，例如江蘇及湖南。第二問題，便是湖南秋收暴動的問題。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動的命令達到之後，雖然高談著中國革命已經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雖然說土地問題上連沒收自耕農土地也要提出；雖然說已經要提出蘇維埃口號而不要國民黨；但是，實際上省委是在想著：如何由黨奪取政權後，實行法律的沒收土地，安插老弱「以安人心」，並不實行派遣同志到鄉村中去發動農民群眾，去鼓動長沙工人領導他們起來鬥爭而暴動，卻只要中央調發某某兩團兵力於八月三十一日去打長沙。此之謂「暴動」，這顯然是機會主義的某種遺毒，仍舊脫不了國民黨式的軍力主義與仁君主義。當時，湖南是直接在馬變之後，農民協會的政權時期，還活躍於群眾的回憶之中，唐生智軍隊大半在皖、鄂，豪紳自馬變以來時時在受農協襲擊的危險之中，在以中央八七會議決定以「農協政權」口號特別號召兩湖秋收暴動，是實際的政策。當時就硜硜然的爭著蘇維埃口號，至多只有「科學的」意義，——書本上的意義。中央所以堅決的指正湖南省委再另規定兩湖秋收暴動計劃，而湖南省委忽然勇氣消散，在醴陵、株洲等處暴動起來之後，反又取消長沙的九月十六日暴動。中央曾經與以嚴厲的批評，並召集湖南省委緊急會議，改組省委。第三是鄂北暴動問題，湖北秋收暴動期間，鄂南等處確能發動群眾的鬥爭，直到截斷武長路半月之久（雖然當時的發動方法，多偏於遊擊式的），鄂北卻成了問題。鄂北有共產黨員張兆豐的軍隊將到，中央在八七會議時便派特委去指導準備暴動，但是特委沒有去認真發動群眾，不去領導當地群眾反對捐稅及樊鐘秀的統治，仿佛認為農民還未抗租，並無土地之爭，即不能動，一面又有指令張兆豐去聯絡樊鐘秀反對方振武的軍事投機的計劃。中央亦屢次指示這種機會主義的國民黨式的餘毒。第四是江蘇蔣倒[63]時期的「暴動」問題。那時寧、漢妥協，蔣介石下野，上海政權在更迭反動人物之際。自然，反動統治因為內部糾紛而混亂。江蘇省委便決定奪取上總[64]舊會所，而稱之為暴動。這顯然是不顧群眾力量的冒險主義。當時國際代表便加以制止。同時，江蘇省委那時還決定聯絡周鳳歧[65]以打擊蔣介石的勢力，中央立即加以糾正，——因為這更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很危險的投機主義。幸而那時江蘇省委在國際代表指導之下即時改變決定，取消已發出的行動大綱。再則，蔣下野時汪精衛東下，江蘇省委之國民黨左派黨團書記王若飛[66]，竟在中央反對寧、漢反動之際，指導「國民黨革命同志會」去歡迎汪精衛，這也是舊時取巧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餘毒，——國民黨的聯段反奉、聯奉反吳式的策略，也是這樣使他們黨員取巧的在奉、段之下因捧奉、段而偷生，我們在國民黨時期不幸也染著這種陋習，而其餘波直到八七會議之後。第五問題是廣東暴動的問題。葉、賀南征期間，廣東的秋收暴動與兩湖、江西的不同。江西是農運向來較弱，而八一南昌暴動之後，黨在一時期散亂的狀態。兩湖是城市中心新受武漢反動的摧殘，及黨內機會主義政策影響最直接的地方，工人群眾的行動被機會主義所麻痹得最利害的地方，武漢尤其在黨內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反叛的狀態之中。兩湖的秋收暴動，都差不多純全以工農自己的武裝的力量來戰勝豪紳、資產階級。廣東就不然。葉、賀的南征是以潮、汕以至廣州為目的，奪取全省政權的目標最為切近。然而正因為葉、賀南征，使廣東繼承舊有的等待主義（佈置農民暴動的方法，很像湖南省委毛澤東的合拍主義，——就是死板的預計軍隊攻守的地域與時間，以規定工農發動的程序）。在國民黨時期，各地總有些「等待北伐」、「等待東征」的心理，去做工農群眾中的工作。現在廣東便是「等待賀、葉」了。再則，暴動政綱上拘泥的規定對小地主減租至百分之三十，而農民暴動的指導，也差不多僅只是農軍行動，與湖南的傾向相同。第六問題是順、直「大暴動」的問題。北方奉晉戰爭[67]發生，北方局就立刻決定六區域的「大暴動」（三特區、南口、京津、唐山、京東）；一聽到張作霖失敗消息的傳聞，立刻下令（十月十日？）叫天津、唐山暴動起來，原定暴動計劃純粹是軍事的，並準備天津站不住退往熱河去與外蒙聯絡，這不是發動群眾的政策，這亦顯然是國民黨式的軍力主義，而且顯明的目的，不是建立工農民眾的政權，而是想造成第三個五卅似的，以「大暴動」來發展工、農會和黨的組織，及「建立我們的軍事勢力和根據地」。同時，玉田暴動之中，第一次是見著群眾而指導者叫退，反去解散群眾，第二次又幹那單純的離開群眾的武裝隊攻城。

　　八七會議之後的第一時期，可以說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難產時期。機會主義的餘毒牢牢的捆縛著黨。中央的臨時政治局以極艱苦的力量，領導全黨同志開始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國民黨時期」的舊習慣、舊方法，還很久的力爭它自己的存在權。上述的幾個例子，不過是最顯著的。其餘陝西、河南、福建、浙江、雲南、江西、安徽，差不多沒有一省不經過這種鬥爭，黨內方才開始萌芽新的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國民黨式的「革命方法」，軍力主義，仁君主義，投機取巧的主義，用各種方式表現在我黨黨員的政治觀念之中。機會主義不在於我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而在我黨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化。國民黨的真正左派，也只會主張以投機取巧的方法，仰仗軍力來做仁君的革命。他們總算是的確要革命的，但是他們只會如此革法。共產黨要刷除這種機會主義的侵蝕，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要經過思想上、政策上、組織上長期的劇烈鬥爭的。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國民黨時期的遺產，在八七會後還很久的保存在偏僻的省份。例如國民黨黨部在同志指導之下的，有安徽、福建、浙江、雲南等省，從八七會議之後直到現在，先後陸續的來「請示」，是否還保存這些機關，以作「灰色運動」之用呢？當然中央回復是不要保存，因為國民黨的旗幟已經是白色恐怖的旗幟，即使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也不能在它旗幟之下來反對它的中央和執政者了，那反是替它文飾一下，投機民眾的革命意識。必須起來反對國民黨，退出國民黨，才有真正革命的意義。這是一種遺產。其次便是國民黨軍隊中還有共產黨黨員的軍官或其他職員（政治部等），如河南、陝西、安徽以及雲南，至今還有小小的力量保存。他們也是常常想著怎樣偷生在裡面，亦許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來慢慢準備軍事或「保護」工農吧？中央亦是指導他們果斷的行動，指導當地黨部堅決的利用可能而實行兵士運動。直到現在，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國民黨的遺產，真是久遠而經用呵。

　　然而國民黨時期的遺產，並不是因為與國民黨合作而有如此之壞的廢物，國民黨時期的遺產之中，還有直接包含孕育著新時期的寶物——蘇維埃革命。廣州蘇維埃暴動只是更顯著的一例罷了。但是，這還可以等一等再說。至於那些廢物呢？中央在八七會議時便已斷然的拋棄。至於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則南昌暴動後，江西、湖南許多左派領袖，以及中央的于右任、經亨頤等都紛紛宣言「我是沒有參與南昌暴動的」，大大小小的「真正三民主義三大政策信徒」都避之唯恐不及，並自告奮勇去罵C．P、殺C．P，以表清白。我們的八七會議是錯了這一著。群眾先我們看見青天白日的旗幟，變成白色恐怖旗幟了。國民黨左派已經是絕無生存的餘地了。所以中央政治局會議，於九月十九日，便議決「暴動無論如何說不上再在國民黨旗幟之下進行暴動」。國民黨是已經死滅了，已經整個兒被豪紳、資產階級霸佔去了。自然，零星散亂的一個兩個的國民黨左派，還是會有的。普通反對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還是會有的。然而我黨的責任，從此之後，便是舉起蘇維埃的紅旗為中國革命唯一的旗幟。一切革命分子，不論是共產黨與否，除非他不革命，否則都應當團結在蘇維埃旗幟之下。

　　【注】

　　[63]蔣倒，指1927年8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

　　[64]上總，指上海市總工會。

　　[65]周鳳歧，浙江長興人。早年加入光復會。曾在浙軍中任軍職。1926 年12月投北伐軍，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1927年率部進駐上海，任上海戒嚴副司令兼浙江省政務委員會軍事廳長；7月任國民黨浙江政治分會臨時主席，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浙江省政府主席。

　　[66]王若飛，貴州安順人。1919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冬，與周恩來等在巴黎創立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加入中共。1923年轉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1925年回國後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後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27年5月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

　　[67]奉晉戰爭，指1927年10月2日張作霖發表討伐閻錫山通電後奉軍與晉軍在京綏、京漢線上進行的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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