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6)

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6)

　　中央最後一點「進攻」勇氣也完全消失了。反抗許克祥屠殺的示威運動也變成歡迎唐生智、張發奎班師了。隨著，何鍵準備反共的傳言，一天天盛起來。於是有所謂東征問題。東征問題的本身，其實不是什麼問題，而是如何騙那些「革命軍人」先反蔣再反共不遲呵。這也算是「緩兵之計」（當時魯易反對東征，主張南伐，他自己親向汪精衛去提議：教他聯絡張發奎，離開唐生智，而以擴充共產黨的軍力為「條件」。這是他最後不作降將的勇氣。但是這僅僅是幫助汪精衛）。

　　於是討論東征的政綱問題。因為當所謂第三派軍人主張反蔣亦反共的政綱，何鍵等更是聲明「不願為共產黨去打蔣」，所以中央的政策是亟亟乎要發表一宣言與政綱，總意僅僅是聲明必須實行三大政策，所以國民黨必須反蔣而聯共。可是當時中央政治局內部的意見紛亂不堪，獨秀、秋白、國燾、和森四人各起草一篇宣言，都不能通過。政綱呢？汪精衛所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政綱，可以拿來與蔣介石爭奪東南資產階級同情的政綱。共產黨要他們東征，他們就要說共產黨「服從那個，服從這個」。於是有名的武昌會議（七月一日）的中央會議便開了。這會議是要議定東征政綱的。其實，政綱已在實行！六月二十七日（？）中央開會，決定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的政綱；當晚便自動執行解散武漢的工人糾察隊，譚平山已請病假了，湖北省政府的「共党分子」也早已退出了。——中央秘書廳也在這幾天內慌慌張張的逃過武昌去。不問當時主張「遷都」武昌的主觀如何，客觀上的形勢是：避嫌與逃命。現在說起好聽：那時國民黨左派已經無希望，我們去獨幹吧（群眾呢？誰亦沒有管群眾，各工會、各團體、各機關的負責同志都慌張得不堪，誰也不能說，他是逃到武昌去發動群眾的）！其實呢，是讓開地位說：「國民黨左派呵，你們獨自去領導吧，我們告訴你們，我們忠告：你們不要任民眾看了，只有無產階級是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忠實繼承者！——這是救國、救民、救黨的唯一政策，聯合戰線的政策。你們不信，我們可走了，讓你們吃了虧，回頭來想老人之言呵……」。或者說：「反蔣本來不是投降或附屬於無產階級，只是實現工農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我們這樣勸你們不聽，我們只好走開了，只怪你們太多疑了，我們的走是可以證明並無奪取革命領導權的野心。」這樣的臨別贈言。——這十一條政綱是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最後嘗試，更後的拉彼，一面逃與避，一面拉與拽。武昌會議開會決定了一個議決案，一個政綱。這兩件東西是十分符合的。議案上說：我們要領導左派，要批評左派，要單獨進攻反動派，要準備著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左派最終離開時，我們能號召群眾（以及國民黨群眾）與地方，反對現在的中央與政府（其中引用國際第八次執委決議之一節）。政綱上卻說，革命的領導地位是國民黨的，群眾不得批評，不得自由行動。中央的不一致，在這會上表現得很明白：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要求發表其土地革命的主張，而被禁止，他們對議決案勉強可以接受，對政綱是反對的；結果，衝突而散會。這會一開始便亦是從衝突起的。代英[58]同志說：「現在中央很奇怪；我聽說秋白同志到處報告是『進攻』、『進攻』，中央又是決定要『退讓』、『退讓』；中央內部是否有不一致？」——獨秀同志說：「正因為不一致，所以要開會呵！」第三期，七月四日——徐謙、顧孟餘、馮玉祥先後幾個電報來，報告蔣、馮的徐州會議，他們是公開的說：去鮑[59]，驅共，武漢領袖也要「引咎辭職」。隨後，馮玉祥委何鍵為「第八路總指揮」的消息也到了。唐生智到湖南去是清鄉的消息也「證實」了。武漢每天都可以有政變的傳言。汪精衛的態度，表面還是「搖動」，還罵徐謙，還來到國共聯席會議討論店員問題（國共聯席會議從汪精衛到漢開起，一直開到七月七日（？）——向來是沒有黨團的）。實際上，汪精衛此時已不是動搖於共產黨與反動派之間，而且動搖于張發奎與唐生智之間，——張發奎部下共產黨員眾多而無出路，還帶著許多幻想：是否共產黨可以在政策上讓步些，他來與之合作而得些錢和糧以南征廣東呢？汪精衛的幻想卻有另一方面：是否不一定全靠張發奎，還可以站在武漢之譚、唐、朱[60]與南京之桂系等的所謂第三派軍人之上，反共反蔣而從武漢之「領袖」，變成全國之「領袖」？共產黨中央卻亦因張發奎的動搖而為最後的動搖。退出國民政府是不成問題了。但是，如何退出，是否同時退出國民黨，如何與張發奎繼續合作，還成問題。這時候，真正不能說有中央了。獨秀的傾向與鮑羅廷的傾向，一直維持合作至今，也不能不露裂痕了。鄧演達是左派中最後所剩的一個，孫夫人也反對分共。鮑羅廷這時的主張是：不退出國民黨，領導這一部分左派裂出國民政府，反對汪精衛，——這是他在十一條政綱[61]後幾天（七月某日）新變更的態度。他在十一條政綱之中，關於退出國民政府是反對獨秀的主張的，是反對避嫌式的退出國民政府的。獨秀的主張是：是否索性退出國民黨，「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而退出國民政府，並非反對汪精衛的示威式的退出國民政府。譚平山呢，他這時早已請假，併發啟事對國民黨及豪紳、地主抱歉，說不能「納農運於正軌」，理應引咎辭職。獨秀也反對他自由行動。總之，中國共產黨中央已經實際瓦解了。

　　「為減少政局糾紛起見，共產黨亦可以應允退出國民黨，只要國民黨此後還能繼續革命而且給共產黨及工農以自由」——這一猶豫不決的思想與談判，便是五次大會之政治局最後向國民黨與世界告別的政見，便是中央重新從武昌遷回漢口的幾天之內的最後「奮鬥」。鮑羅廷是反對這一意見的。十一條政綱是集機會主義之大成，亦是機會主義之頂點，過此一往，機會主義自身已崩潰而粉碎，中央政治局也是不能不散夥了。

　　於是七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令其黨員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發出了。那時政治局已經最後決定縮小，付與其職權於推定之五人的臨時政治局（國燾、維漢、立三、恩來、太雷）。

　　共產黨遵國際電令退出政府，同時國民黨七月十五日的分共會議也開了。武漢的反動已經開始，何鍵等已經動手拿共產黨，他們的兵士「示威遊行」，群眾是喪失了「頭腦」，他們的「頭腦」是自己漸漸的掉下。共產黨中央最後的宣言，只是從掉下來的頭裡所發出的罵人的呼喊，但僅僅只是呼喊。王荷波同志說：「我們工人看了這宣言，雖然還未揚眉，但覺吐了一口氣——晦氣」。

　　此後，中央經過一個散亂的狀態，轉到反機會主義鬥爭的八七會議（這期間的詳情我不知道，因為我不在漢口）。八七會議，真所謂接受的遺產太壞了。八七會議之前夜，中央經過一時期的猶豫，決定要召集緊急的中央全黨會議。但是，因為當時交通困難，時期迫促，所到不足人數，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滬的新書記鄧中夏[62]同志能來。這會議是有國際電令及新國際代表的指導而召集的。雖然人數不足（中央委員十二人，候補三人，青年團中央委員五人，地方代表二人），不能作為正式的全黨會議，但是因為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之緊迫及改變黨的路線之重要，決定宣佈開會，作為中央緊急會議（並非什麼「改組會議」），並預定改選中央政治局，作為臨時政治局。八七會議之前，中央即：（一）決定湘、鄂、贛、粵四省秋收暴動計劃，（二）決定葉、賀南昌暴動之舉行，（三）發佈《中國共產黨告國民黨同志書》（七月二十九日）。這已經是新的路線，主要的意義是發動湘、鄂、贛、粵的群眾暴動，重新團聚已受很大損喪而散亂的革命力量，發動共產黨員軍官之下級軍隊獨立奮起與國民黨左派軍隊（賀龍）共同反對國民黨的武漢中央及蔣介石、李濟深的統治，以革命的政綱號召左派國民黨群眾起來共同奮鬥。這是八七會議之前夜。

　　【注】

　　[58]代英，即惲代英，祖籍江蘇武進，生於湖北武昌。1921年7月加入中共。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任團中央宣傳部長。1924年參加國民黨上海市執行部的領導工作。1926 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3月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兼軍校中的中共黨團書記。1927年1月到武漢主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工作。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59]鮑，即鮑羅廷，當時武漢政府的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駐中共的代表之一。

　　[60]武漢之譚、唐、朱，指譚延闓、唐生智、朱培德。

　　[61]十一條政綱，指1927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中提出的國共合作的11條政綱。主要內容有：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共產黨人參加政府，並不含有聯合政府的意義；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分子，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以「請假」名義退出政府；工農等群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等。

　　[62]鄧中夏，湖南宜章人。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是北京學聯領導人之一。1920年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共二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23年任上海大學教務長，6月赴廣州出席中共三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省港罷工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7年5月，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八七會議上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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