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5)

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5)

　　中國共產黨方面呢？對這問題的答覆，一開始便不一致，因為連問題何在也不知道。至今還有人事後來說：當時的中心問題是軍事問題，如果我們自己調動兵力打個勝仗，「結果也許所謂左派由動搖而穩定，由離心而同心……也許中斷其反革命的傾向。」（蔡和森：《党的機會主義史》）問題當然不是如此簡單。總之，當時對於蔣介石叛變後武漢之新形勢問題，黨內沒有一致的意見。當時的意見有：

　　（甲）鮑羅廷的——（一）對帝國主義用應付政策，（二）對「小資產階級」（所謂工商業者）讓步，（三）對地主、豪紳也讓步，（四）驅使「將軍」去北伐——聯馮以倒蔣[47]；以此種政策領導左派領袖反對武漢、南京之右派反動勢力。

　　（乙）魯易的——（一）對帝國主義亦用應付政策，（二）對「中等階級」（所謂工商業者）相當的讓步，（三）對於地主、豪紳階級不讓步，僅對小地主、革命軍人讓些步，（四）對「將軍」則主張改組其軍隊，故不可北伐；以此種政策領導左派去進攻，「深入革命」。

　　（丙）中央的——（一）對帝國主義贊成用應付政策，（二）對「小資產階級」（所謂工商業者）完完全全讓步，（三）對地主、豪紳也完全讓步，認為土地革命尚須經相當宣傳時期，不能立刻實現，對「革命軍人」則聯甲倒乙，——結果還是北伐最好；最好是讓左派去領導，自己讓開些，使革命不至於「超過時代」。

　　本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可以說是以《越飛與孫中山的宣言》[48]始，以《汪陳宣言》[49]終。總意是中國革命不可有無產階級獨裁，即必須資產階級參加革命政權。上海無產階級英勇的三月暴動時，中央和江蘇省委的政策是必須保障資產階級派參加市民會議政府，而且要宣言「決無無產階級專政」，以安人心。那麼，武漢如今到了一般社會認為因共產黨之參加國民政府而有無產階級獨裁的傾向，自然最好避開這種嫌疑，而使左派「容易」應付反動派。

　　當然，這三種傾向只是大概來說，當時政治局委員之中，個個都是動搖無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傾向，也無什麼作用，對各人自己都無作用，不能說對群眾及「大政方針」了。上述三種傾向之中，魯易的顯然還不是機會主義的，魯易的政策有一根本缺點，便是要進攻但是不知道如何進攻的方法，他的「深入論」是與國際議案的「同時北伐說」不同的；他客觀上是回憶著孫中山時代的廣東政府，可以扶持汪精衛（孫中山）以改組將軍們的軍隊（至黃埔軍官學校初辦的時期）；他的對「中等階級解釋」之策略，是根源於不明了當時的階級關係，的確不免要「附帶的」侵犯到這些中等階級方能深入革命了；他不明了：不僅要發動工農群眾，而且要發動兵士群眾，方能「改組」軍隊了。魯易對於汪精衛的幻想，也就基於此點。最後，他還將國際電令[50]（說：（一）土地革命可不要國民政府下令，而先努力領導自發的沒收土地運動，（二）「革命軍人」的土地不沒收，（三）改造國民黨中央，（四）武裝工農及同志共七萬人，（五）嚴厲懲辦反革命派，使國民黨左派自己來做裁判官），送給汪精衛去看。他是想「開誠佈公不外交的」與左派領導聯合戰線，而不是像國際所指示的要求召集國民黨第三次大會之與群眾聯合戰線，不是實行各縣以至各省民眾團體政權（如農協政權等）之群眾聯合戰線。「領袖聯合」並非原則上絕不可以，然而是當時的具體客觀形勢已經要求「向著群眾」了！魯易的政策，實際上是並未實行，可以不必多說他。

　　事實上，鮑羅廷與中央兩種傾向混合進行，便形成總的革命勢力潰敗的形勢。當時事實上的政策是：（一）為戰勝蔣介石叛變後的困難，必須讓步；（二）土地革命停止進行——甚至自己承認農運「幼稚」、「過火」，命令新聞記者黨團在武漢《民國日報》[51]作文批評農運，農政部出佈告，中央宣傳部出宣傳大綱，糾正自由行動的沒收土地等的過火，贊成解散黃岡農民協會……；（三）工人、店員運動則制止過火，禁止漢陽工人沒收工廠之行動，第四次勞動大會只以「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口號為中心口號……；（四）決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黨部及報館須聽國民黨命令，不得有獨立主張，須服從國民黨之指導……贊成解散「過左傾」的（共產黨員主持的）國民黨下級黨部（如黃岡縣黨部）；（五）共產黨員退出省政府（湖北），主張各地地方政權須尊重國民政府之最高權；（六）討論到是否共產黨應退出國民黨，其實在此之前，已經贊成國民黨中央組織特別委員會查辦，已經絕對與發動群眾以改造國民黨指導機關的意思相反，所以，退出國民黨便成後來自然的結論；（七）應當自動退出國民政府，使左派容易對付些，譚部長[52]請病假，要限制工、農會及其糾察隊、童子團等之行使政權；（八）對帝國主義則在武漢應用應付政策，在滬、粵應挑起民族鬥爭以掩護階級鬥爭；（九）北伐或東征以移轉武人之視線，使不專注意於階級鬥爭之劇烈——對蔣介石則希望東征或南伐去推翻他，至於廣東鐵路工人與各縣如海陸豐農民的暴動，則絕無絲毫指導，反而對上海決定工人加入工統會[53]；（十）對小資產階級，則事事聽從之，像他們聽資產階級一樣，以「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這和共產國際第八次執委全會決議，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當時，中央反對國際的電令，是當然的事，因為全個方針是相左的。——再要否認說沒有孟塞維克主義是不可能的。彭述之[54]在這時候著了一部書，名為《中國革命之根本問題》。他說：根本問題在現時是：「鞏固並發展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為此，必須有三個必要條件：「第一，在共同利益中，應該顧到各個階級的本身利益，另一方面，工農、小資產階級應有一種互相讓步和瞭解的精神。特別是店員……一方須盡可能的改善「幫手」和店員的生活條件，同時，亦須顧到手工業主和店東之營業的存在以及發展條件。第二，在整個階級的聯合戰線當中，應該承認革命的先鋒勢力，承認最有經驗……之領袖階級（無產階級）。第三，與世界的革命勢力發生密切關係，誠意接受其幫助。」這可借來做當時事實上的政策之總論。

　　蔣介石叛變後武漢時局大致有幾期迅雷閃電似的急轉：第一是四月中旬至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四日，第三是七月四日到七月十三日。第一期，是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工商聯席會議與北伐問題，佔領了中央政治局的注意；第二期，是馬變[55]問題（及鄂、贛反動勢力高漲）；第三期，是退出國民政府問題。第一時期中，北伐問題是依照「國民黨指導」而決定。土地問題在我們本來是「一無定見」。然而沒收土地已經由農民自發的實行了，農民政權更是現實的問題。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同被事實所迫，不得不解答這一問題。當左派雖然看見了共產黨內的不一致（土地委員會[56]裡CP黨團之中就有四種不同的主張），但是，還沒有把握認清共產黨是必然退讓的時候，他們仍舊不敢完全的取消這一問題，汪精衛都被逼而承認「沒收肥田五十畝、瘠田百畝以上之地主」的主張。但是共產黨方面答應這一議決案可不公佈。再則第五次大會在魯易指導之下，拒絕討論土地黨綱（國有土地）的問題，只決定土地政綱（策略），而且決定小地主等不沒收，須以已沒收土地之耕種者所納累進稅為標準，去實行對未沒收土地之減租。這一「高等代數學」，在農民群眾之中是無從宣傳，是不能瞭解的。工商聯席會議，決定許多對「中等階級」讓步的辦法，商人仍是感覺沒有「營業自由」……。第二時期，是夏鬥寅、許克祥公開叛變的時期。中央對夏鬥寅事變發一宣言，向「中等階級」解釋，並號召工農起來作戰。武漢有些少的工人應募加入葉挺軍隊及中央軍校獨立師去打夏鬥寅。那時群眾的情緒，已經覺得國民黨固然不能保護他們，共產黨也不領導他們的切身鬥爭，要他們去拼死打危害國民黨政府的夏鬥寅，似乎是不值得呵！許克祥事變發生，——唐生智在前敵還假意擁護三大政策。然而後方的左派，在反動勢力嚴重壓迫之下，共產黨又節節退讓，他們的反動「勇氣」是高漲了，他們明顯的表示不願意鎮壓反動。最初，共產黨中央正在猜測許克祥是誰指揮的，可以利用那一「革命軍人」去打他，可不可以將延未執行的湖南省特別委員查辦的手段實行起來，以和緩反動（所以有鮑羅廷、譚平山等之赴湘，而被擋駕回漢的事）。猜測又猜測，始終不能決斷，因此，就算「利用唐生智表面左傾的弱點而急劇進攻許克祥」之妥協政策也不能定。最初是「靜候解決」的宣傳。隨後，方才不得已而決定進攻。此時，湖南在馬變以前，表面上工農勢力尚未明顯的退讓之時，左派甚至還在國共聯席會議上通過沒收百畝以上大地主的議案（湖南的國民黨左派，在馬變之後，還在等待著共產黨、工農得勝，好恢復他們的政權，有些直等到「八七」會議之後呢）。夏鬥寅發動於湖北，同時，許克祥發動於湖南，——這是說豪紳、地主階級進攻了。湖南省委經馬變的打擊，事前雖然略略準備「武裝鬥爭」，事發竟是「一哄而散」；餘下的臨委決定仍令調集中的全省農軍撲攻長沙城，而駐湘中央委員因為這與「靜候解決」之政策相反，故加以制止。武漢方面呢，中央到此時方決定「進攻」。事實上，湖南農民已經一次內部渙散與挫敗。同時因夏鬥寅尚未肅清，武、長[57]交通斷絕，所謂進攻，只是在委員會中開會，派人，找錢。何況那時中央說：「這種政策太危險了。……單調的武裝工農、沒收土地，高叫非資本主義前途等等口號……反帝國主義運動反消沉下去」。這是當時中央給上海的信，要提高反帝運動，激動「民族鬥爭」的信。這論調和所謂進攻的論調是同時由同一機關（中央秘書廳）發出的。這是什麼進攻呢？所以不久江西朱培德也「歡送」共產黨員及左派國民黨了。

　　【注】

　　[47]聯馮以倒蔣，馮，指馮玉祥；蔣，指蔣介石。

　　[48]《越飛與孫中山的宣言》，由孫中山和蘇聯政府特使越飛于1923年1 月26日正式發表。主要內容是：孫中山認為共產組織和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越飛對此項見解完全贊同；雙方均認為中國當時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之統一和國家之獨立，越飛明確表示，此項事業當得俄國國民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越飛重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雙方承認，中東鐵路問題只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越飛宣稱，俄國現政府無意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也無意使其與中國分立，等等。

　　[49]指《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1927年4月5日在上海發表。宣言說：「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等等，都是謠言；國共兩黨要「不聽信任何謠言，互相尊敬，事事協商」，「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

　　[50]國際電令，指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和中共發出的緊急指示。參見本書《在八七會議上的報告》之注釋④。

　　[51]武漢《民國日報》，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機關報。1926年10月在武漢創刊，董必武任經理，沈雁冰、宛希儼任總編。其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的主張，反對蔣介石集團的反共政變。1927年7月停刊。

　　[52]譚部長，即譚平山。譚當時是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部長。

　　[53]工統會，即上海市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是四一二反共政變後國民黨為控制上海工人運動而建立的組織，負責人陳群。

　　[54]彭述之，湖南寶慶人。1921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旅俄支部書記。1924年8月回國。1925年1月任中共第四屆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並負責《嚮導》週刊。1927年5月當選為中共第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後任中共順直省委書記。1929年11月因託派問題被開除出黨。

　　[55]馬變，即馬日事變。參見本書《武裝暴動的問題》之注釋①。

　　[56]土地委員會，指1927年4月2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所組織的中央土地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為委員，負責研究和制定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與措施等。

　　[57]武、長，指武漢、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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