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4)

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4)

　　漢口會議之後，一三的漢口工人鬥爭來了，上海的總罷工問題來了，武漢國民黨中央第三次會議[36]來了，這些事實，更明顯的證明國際決議案所指示的道路之正確。上海工人階級幾十萬人的總罷工，一直發展到中國空前的群眾暴動。當時湘、鄂、贛的群眾運動是什麼情形，只要看毛澤東著的《湖南農民革命》便可以知道。上海是什麼情形，廣東是什麼情形，總之，工農的鬥爭勢力已經接近到民權獨裁的創造，小資產階級是在左傾，——誰也不敢公開的反對「階級鬥爭」，民族資產階級是在躊躇而動搖。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經由群眾自動手的實行……但是，中央的政策是如彼！

　　蔣介石四月十二日的政變爆發了，中國革命遭著部分的失敗，其時反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而形式上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蔣介石）為中心。團集一切豪紳、地主及右派的軍事力量于江、浙、閩、粵各省，而在武漢有豪紳、資產階級以及一切代表這些階級的軍隊做助力。它的目的當然首先便是撲滅武漢的革命中心。武漢的革命勢力，客觀上是要以無產階級做中心，團集極廣大的雖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可是最徹底的民權革命的群眾勢力之農民以及一般貧民、手工工人，于自己的周圍。它在上海與廣州有久經鬥爭的無產階級之力量，在廣東有鬥爭最大的農民群眾，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弱點，一、就是有許多所謂「中等階級」（Middle Class）之「同盟者」。這些是前一期的革命同盟者，但是到這新時期是必須要大大動搖起來，必然要畏縮、要恐慌。固然豪紳、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還在生長，許多「革命軍人」與蔣介石之間以及他們內部還有衝突，但是，同時他們已經有一致的反攻工農的陣勢。這時革命之中的確發生巨大的困難。

　　這時候，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共產國際執委開第八次全體會議，再議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這一決議案指明：（一）為戰勝困難，必須廣大勞動群眾參加鬥爭，造成一種政權，打退內部的反革命及帝國主義的干涉，消滅封建制度殘餘，完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二）這就要在鄉村實現「平民式」的土地革命，同時，須在政府之中努力，使政府促進土地革命之爆發擴大；（三）在城市中滿足工人的政治要求、經濟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等等；（四）只有這樣才能使政府成為實際上工農之革命組織的政治中心，成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權獨裁機關；（五）共產黨要獨立的發動，對於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民權派的動搖不定，尤不能放棄批評的權利；（六）擴大國民黨，以工農、兵士、手工業整個的組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地方及中央指導機關要厲行選舉，加以改造，嚴厲的制裁一切勾結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之反革命陰謀（新的叛變是可能而且不可免的）；（七）共產黨留在國民政府之內必須將所有的權力自上而下加強土地革命及工人運動，不如此去造成武漢政府與群眾間之最密切的聯絡，則勝利的完成是不可得的！要努力建立地方上的群眾政權（蘇維埃的口號還是太早）；（八）對帝國主義，如無條件的沒收外國企業，還是不能，容許若干「縱橫捭闔」（應付）的策略，但對故意怠工，破壞、紊亂經濟的外國企業及中國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便要以沒收等的嚴厲政策對待；（九）一面繼續北伐，一面破壞南京政府的後防，就以群眾的力量動搖滬、粵的反動統治，同時說明暴動玩不得的（「上海工人如果在蔣介石政變時沒有相當勝利的希望存在，就發起廣大的武裝行動，則必被蔣介石、帝國主義聯合之武力撲滅」）；（十）加強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戰線，「除以全力擴大農民革命外，尤宜同時保障小資產階級之勞動財產不受侵犯，並助其反抗高利資本等等的鬥爭」，這就是共產國際當蔣介石叛變後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呢？同在此時，而且時間更早些（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五次大會開會），而且在中國的武漢，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是如何呢？這時在蔣介石叛變之後，中國共產黨正在開第五次大會。第五次大會的積極意義，固然是在大會上議決關於中國革命根本的原則的問題：革命前途，領導權及土地革命的意義。固然這些原則問題到此時若再不解決是一步也不能前進的。可是事實上連這些原則也不過是形式上的接受罷了。對於蔣介石叛變後的新形勢，並無明顯的具體的決定。第一，對於原則問題，國際的代表魯易正式向大會聲明：「中國的勞動群眾是英勇的鬥爭，因此，中國不會有孟塞維克主義」。再則他說關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上海談判[37]及反對力爭國民黨的純左派化的政見之錯誤與否，是不能討論的。於是第五次大會除已形式上接受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案以外，只落得模模糊糊的一種概念：以前仿佛也並沒有什麼機會主義（孟塞維克主義）存在，以後也仿佛並不是需要在黨內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變。而國際八次執委會議卻說得很明白：大規模的說明中國共產黨內有上述的錯誤和動搖是必要的；不然，則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中相當的動搖之危險更加高了。第二，當時蔣介石叛變了，魯易同志的政治意見是：左派以至小資產階級除跟著我們走是沒有別的出路；並沒有指出新的叛變之可能及共產黨對待這些新的叛變之複雜、具體的任務。於是第五次大會的空氣是「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合作到底的萬歲」。這是在嚴重的鬥爭之前夜的清閒態度。這當然是說一般同志浮面的態度。第五次大會之時，其實各個同志心內都有「不安」的預覺，那表面的清閒態度，不過是「無辦法」的自欺的安慰。

　　時勢是日益嚴重起來，蔣介石叛變後，共產黨的政策雖然在第五次大會有許多決議，實際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條路上進行，是在第五次大會的背後進行。何況第五次大會決議的本身，只是蔣介石叛變之前的性質。將它們和國際第八次執委會議決議相比，是有許多不同的。

　　最高政策是誰在執行？一是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他是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及政府裡的黨團之實際領導者；一是國際代表魯易；一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獨秀[38]、和森[39]、維漢[40]、秋白[41]、國燾[42]、平山[43]、兆征[44]、立三[45]、恩來[46]……）。三個領導之中，鮑羅廷是有一定的路線——退卻的路線，和緩土地革命；魯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線——務必同著小資產階級進攻；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實際上是沒有一定的路線，因為它已經不能指揮群眾，又因為它動搖于鮑、魯之間，又因為它內部有許多模糊的不同的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實際上是傾向更右于鮑羅廷的佔優勢。

　　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一篇文章中說，他的分共是經過三個階段：第一，是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國民黨中央議決組織湘、鄂、贛各省特別委員會「以制裁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長沙政變至七月十五日的國民黨分共會議，算是「和平分共」；第三，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退出政府，「對國民黨厚誣醜詆」及葉、賀舉兵，便實行嚴厲反共。不論汪精衛的「供詞」如何的矯揉做作，說得「仁至義盡」，但是，這幾句之中有一個真理：就是武漢一方下令討蔣，一方便已下令「討共」；討蔣和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動之特別委員會組織的決議，差不多是同時同日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討蔣，四月下旬即組織特委）。這時共產黨正在開第五次大會的時候呵！第五次大會以前，顯然已經是武漢小資產階級見著上海暴動之無產階級力量「不足恃」，而滬、寧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勢力之可畏可羨，就將一切反動派毒罵工農之「過火」宣傳差不多完全接受。資產階級欲使無產階級（共產黨）孤立之政策，已經得到一半的成效。這時共產黨的政策是如何？第五次大會不但沒有答覆，並且沒有提及這一問題。這一問題是在第五次大會的背後討論著。

　　國際第八次執委會說：蔣介石叛變是革命的部分失敗，毋庸諱言，我們的任務是「向著群眾」：革命戰線中失掉一資產階級，但是，得著更高的發展階段，得著農民群眾的土地革命，要在工農群眾中去找力量，預防種種政客及將軍之新的叛變，應當如此去鞏固加強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革命聯盟，而領導革命前進，戰勝那些新發生的困難和反革命的勢力。

　　【注】

　　[36]武漢國民黨中央第三次會議，即1927年3月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此次會議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下，通過維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國共合作，以及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權力集中於黨，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權力等決議，並免去蔣介石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務。

　　[37]指陳獨秀、張國燾等1925年12月在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與已被逐出廣東的國民黨西山會議派人物戴季陶、孫科等舉行的談判。談判中，陳獨秀等請戴季陶、孫科等右派回廣東，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38]獨秀，即陳獨秀（1879—1942）。原名仲甫，安徽懷寧人。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書記。後又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因犯右傾錯誤，1927年7月，共產國際代表根據國際指示成立五人政治局常委，陳獨秀實際上被免職。

　　[39]和森，即蔡和林，湖南湘鄉人。1920年1月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11月回國，加入中共。在中共第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並負責《嚮導》週報。1925年10月赴莫斯科。1927年春回國，在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中央宣傳部長和代理中央秘書長。八七會議後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1931年赴香港指導南方局工作，被捕犧牲。

　　[40]維漢，即李維漢，湖南長沙人。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參加組織旅法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回國後在湖南工作，曾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後改湖南省委員會）書記。中共第四屆和第五屆中央委員，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27年7月，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

　　[41]秋白，即瞿秋白。

　　[42]國燾，即張國燾，江西萍鄉人。1920年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被選為中央局組織主任。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中共二大中央委員、四大中央局委員、五大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並兼中央組織部部長。

　　[43]平山，即譚平山，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委員。

　　[44]兆征，即蘇兆征，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45]立三，即李立三，湖南醴陵人。1919年12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 年11月被法國政府迫害回國，不久加入中共。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1926年9月任全國總工會駐武漢辦事處主任、湖北省總工會黨團書記。1927年5月中央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46]恩來，即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淮安。1920年至1924年先後到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共。1924年秋回國，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同時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長。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1927年中共五大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7月任五人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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