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3)

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3)

　　中國革命所受三次失敗之客觀原因，大致說來可分為四點：第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背叛革命，其實它的政治、經濟力量是很小的，沒有帝國主義政策上、物質上的幫助，它不能成為中國革命之最危險的敵人，而帝國主義者，恰好處於英國工人大罷工挫敗之後，歐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不足以牽掣它們，如同俄國十月革命時期一樣。帝國主義者握有中國經濟的最高權：金融、交通、工業及國外貿易等等。帝國主義見革命達到長江流域之後，用極嚴厲鎮壓手段，壓迫革命勢力：對於武漢，從一九二六年冬天起，便斷絕商業關係，停止銀行營業，停止兩湖貿易，關閉工廠，使武漢一鎮的失業工人——無產階級及碼頭苦力達到十二萬以上，又出兵上海，許多軍艦駐長江，加以威脅，它們這種威逼使資產階級加速反動，鞭策小資產階級而使之加速退伍，壓迫無產階級而削弱它的力量，是萬分收效的。第二，中國的客觀環境，形成初期極廣泛的「革命的」聯合戰線，從豪紳、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直到廣大的遊民化的非階級化的群眾，都自覺的不自覺的「參加」革命，這種客觀形勢的革命，其軍事力量寄託于豪紳、資產階級之手，在兵士群眾未能自覺的發動與參加這條件之下，是必然的。因此，雖然民眾尤其是工農自發的階級鬥爭發動到廣大而深入的階段，然豪紳與資產階級仍舊保有它的強大的實力，換言之，就是封建勢力的武裝力量仍舊的「文風不動」。這自然使鬥爭的陣勢對於工農是加倍困難。所以放任廣大的非階級化的破產失業的農民（兵士）群眾于豪紳、軍閥的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沒有確定的對於他們的態度和策略，是不容許的，但是「廣泛的聯合」時期，沒有能運用應當運用的各種方式方法，去取得他們。客觀上工農左派聯盟，所以能取得小資產階級，正因為小資產階級覺得無產階級的鬥爭方法，民眾團體的政權（黨權的「民權」化），是可以限制豪紳「革命家」的軍權的。同樣革命發展下去，客觀上不能不是無產階級聯合這些半無產階級的兵士，而進於最劇烈的武裝鬥爭，這時，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店東等上層小資產階級，必然要離開革命。因為中國兵隊問題是十七年來政局中最顯明的問題：這些兵士要求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他們數量之多，使革命前、革命後一切政府的財政問題都要困難。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無產階級面前的問題就要是，或者聯合兵士、貧民的「遊民無產階級」，或者聯合市儈的小資產階級，不能兩全的。當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一方面……必須鞏固國民革命軍及國民黨……別方面階級矛盾日益成熟……必須既不動搖聯合戰線，又要變更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中之階級結合。」（《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之任務》，《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十一期社論）這確是非常之困難的任務。變更軍隊的階級結合，這就是共產黨與左派取得軍隊，這就是進一步必須勇敢的實行某種社會政策，足以解決兵士、貧民、廣大群眾的生活問題。這就是說，不但要侵犯資產階級，並且要侵犯市儈的小資產階級。第三，中國經濟之中較大的工業很少，全國滿布著小資產階級的商業和地方性質的市場，這些地方性質的市場之上，帝國主義的巨大資本是站在發號施令的地位。小手工業的手工工人和店員，占著中國勞動階級內的巨大成分。手工工人和店員的階級鬥爭，使這類店東資產階級的經濟陷於夾攻的地位：一方是帝國主義的封鎖，一方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他們自然要歇業。這當然影響到全部經濟生活。這要求革命政府以果斷的獨裁手腕，對付一切怠工、閉廠、破壞經濟生活的革命之敵人，「用政府機關和無產階級組織的幫助，經營這些企業」（第八次國際執委全會決議）。這對於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及大資產階級固然必須要用，但是對於一部分普通商店，也要弄得不能不用。對於武漢政府，這種任務要求極大限度的組織力量，組織經濟生活的力量，但是在武漢區域之內找不出，找出的也不夠：湖南農民協會有能力整理米糧，武漢的工會有力量支配現金集中後的兌發銅元，可是整個兒的經濟政策沒有！第四，中國因為工業不發達的緣故，同時無產階級的年齡也就小，數量也就少。廣大的勞動民眾，手工工人、店員、貧民、苦力、雇農等，客觀上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組織能力自然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大。加之中國的智識小資產階級，也絕少受過工業訓練的，他們之中就是最革命的分子，也很多傾向于浪漫的小孩子氣的「革命行動」。武漢時期，因此髮露許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理論」。手工工人、店員的工會運動，便認為是社會主義已經實行了。何時「共產」成為一般社會的街談巷議。這種「共產」的意義，便是「均分財產」——實行均無貧。手工工人、店員的要求，固然並非過火，他們實在是無火可過。但是的確有許多行會性質和小團體利益的傾向。這是因為他們的目的，實際不是實行社會主義，不是要實行將生產資料歸公，他們可以不問工農政權之取得的任務（就算是民權主義的政治任務），他們只要能達到同他們店東同樣富裕的地位，或者達到豪富的地位更好。這在自發的小資產階級性的鬥爭，講平產或均無貧是無足奇的。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領導之下，不但不足怕，而且是革命高潮的勢力所在。只是事實上無產階級的政黨在此客觀的歷史條件之下，非常之弱，有些傾向「甲種」的小資產階級主義，就是主張調節妥協些。有些又傾向「乙種」的小資產階級主義，主張已經是「十月革命」了，已經是社會主義了，必須準備起自己的「槍桿子」（軍隊），實行退出國民黨，然後再能繼續革命。一些浪漫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不去注意如何取得政權，如何實行土地革命，他們是去用強迫手段劈去農村人家的祖宗牌位，用強迫手段去剪掉老婆的頭髮，用強迫手段去放掉纏足婦女的纏腳布……他們是何等徹底的勇敢的文化革命家呵。凡此一切，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馬克思說，在革命之中，蠢事不見得少做些，有時候特別多做些哩！但是，總起來說，這時期，真正無產階級領導之不堅定和不明顯，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得出來。這對於革命便是無組織性與散亂性的弱點，便是革命力量不集中，不能有組織有系統的進攻。革命的「頭腦部」（中國共產黨中央）拒絕指導群眾的自發鬥爭，革命便成「無頭」的狀態了。

　　中國的革命的最劇烈、最殘酷、最複雜的鬥爭時期——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的時期，是站在那些主觀與客觀的條件之中。雖然前幾年的革命發展時期，國民黨改組後及五卅以來的革命時期，已經孕育著許多機會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雖然共產黨的組織在這期間已帶著這些機會主義傾向，自然也就帶著許多宗法社會的習性，指導機關之中不能推出工人同志的領導者，甚至工會之中也都是智識分子的「職業革命家」……雖然如此，客觀上勞動群眾的鬥爭已經發達到極大的規模。赤色的工會運動發展到將近三百萬會員，吸收極多的店員、手工工人參加，農民協會，以湘、鄂、贛、粵計算，發展到將近一千萬會員，國民黨左派運動有極大的發展，軍隊之中如葉挺等的部隊也有一部分的力量。這些發展大半屬自發的。可是前一階段中共產國際的加入國民黨政策，以及客觀上革命勢力的發展，使「取得國民黨，取得國民革命軍，取得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事實上部分的實現，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勢力——共產黨以工農團體中的領導權之取得而成革命的先鋒與主幹。當時的任務，就在一面認清五卅以來「中國無產階級暫時還沒有革命中之領導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雜誌的社論），一面堅決的進一步，而取得政權與軍隊的領導權。這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時的形勢。中國共產黨中央便放在這種形勢之前。

　　那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便議決中國問題的議決案，指出當時的行動政綱，指出非資本主義的前途，須以爭得革命領導權來達到，須以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對付必然要背叛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土地革命，必須勇敢的領導農民之自發的鬥爭，指出無產階級及手工工人的階級鬥爭之劇烈，須要勇敢的去領導，以成為征取整個革命領導權的力量，須要加入國民黨以擴大並贊助工農的鬥爭，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族獨裁制。

　　但是，同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漢口會議，則認為「國民政府有右傾的危險，民眾運動又過於左傾」。沒有提起土地革命，沒有……沒有準備與民族資產階級破裂之決心，那時，便已經有隱約的退卻的陣勢之開始。

　　事實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底，都是工農左派聯盟的「極盛時代」，如果將當時的客觀形勢與國際第七次執委的中國問題決議案相對比，人人可以看出國際決議案是非常正確的。可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一則覺得武漢之下工人運動過左了，二則覺得土地革命未必如此利害（有一中央委員當時對鄧演達[35]說他是不覺得國民革命會是土地革命），三則對於反蔣以反對資產階級領導權正在猶豫不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在動搖之中。

　　【注】

　　[35]鄧演達，廣東惠陽人。1920年在粵軍任職。1924年參與籌建黃埔軍校，任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1925年任黃埔軍校教育長。1926年1月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隨軍北伐。1927年3月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主席團成員和中央農民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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