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2)

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2)

　　第四問題是土地革命問題——亦就是革命主要的社會內容的問題。這一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是機會主義最深的禍根。中國共產黨當初對於農民問題差不多沒有注意。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之主要的聯盟者是農民，無產階級的領導革命，必須是取得對於農民群眾的領導權，這就是說必須有明確的土地革命的黨綱。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直到五次大會。五次大會之前，對於農民運動的意見有許多：（一）最早有說「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加也難成功」的；（二）有說「誰能真正打倒軍閥，幫助農民反抗地主的壓迫，農民便跟著誰走」的；（三）有說「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的。但是關於土地問題，誰也不曾說起——認真的說起。後來農民運動事實上大大發展，農民政權與土地的問題成了事實的問題，中央才一步步「落後的」追著農民群眾走。總之，當時有一個一般的傾向，便是認為農民運動日益重要起來了，無論中央主觀上如何的講「鄉村聯合戰線」，也不能拉得住農民了；無論中央如何認為「不應當空想出地主問題來講土地問題」，也不能「勸醒」農民或鄉村中的「共產主義的實行家」了；於是對於農民運動，不得不認為它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動力，但是對於土地革命始終懷疑。中國革命只被認為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五卅式的革命，不認為土地革命。一切「耕地農有」直到「不宜由農會議決實行減租」之激進的或妥協的決定中，都沒有堅決明確的對於革命內容之認識在內。所以對於以土地問題來決定國民黨左派是否真正左派，始終是不贊成的。

　　第五問題是革命鬥爭的方式問題——亦就是民眾動力與軍事動力的關係問題。中國革命中資產階級以及豪紳、地主階級，以軍事戰爭為自己主要鬥爭方式，——利用兵法調動已經組織好的軍隊（破產失業的農民群眾），去打北洋軍閥。這種鬥爭已經是早就存在的事實。無產階級發動極偉大的群眾的運動，罷工抵制、示威遊行，領率著一般小資產階級，以及農民的鬥爭，工農、學生、婦女甚至小商人的群眾團體迅速的發展擴大，實行反對帝國主義、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的鬥爭。這亦是成了事實。這兩股勢力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呢？一是說：軍事動力絕對要不得，如果勸國民黨不聽，讓國民黨去胡鬧好了，我們且「先宣傳，後組織，再暴動」；二是說：軍事動力可以用來反帝國主義，國民黨會聯絡，我們也可以幫助它去聯絡，借此民眾可以得些自由，同時，民眾的武裝要有些限制以免衝突；三是說：革命既然全仗兵力，我們自己也可以弄些軍隊，聯甲反乙，幫助民眾；四是說：無產階級、農民的罷工、減租等的鬥爭方法，必然要轉到武裝鬥爭以至於暴動，如此，軍事動力與民眾動力勢必至於由「合作」（初期的「合作」是可能而必要的）而至於衝突，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所以必須征取軍隊中的兵士。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中，實際上第一種意見是歸於消滅，或者應用到民眾武裝鬥爭，以組織尚未完好為口實而延遲鬥爭；第四種意見只在上海暴動之中得著部分的表現；一般的情形，都是第二、三兩意見的錯綜複雜的執行，結果，雖然極大多數甚至全體的工會、農民協會，一部分革命的學生會、婦女協會、商民協會以至大多數的國民黨下級黨部，都在中國共產黨黨團影響之下，然而工農的武裝，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及勞動童子團等並無戰鬥的準備。武漢政府之下，民眾的武裝組織之政治的認識，可以無疑義的說：他們估計自己的任務只在反對「徒手的反動派」了，至多只在對付反動派的「秘密武裝」了（如所謂蔣介石的奸細，地方上豪紳雇用的打手）。至於「國民革命軍」——這些尚未公開反動的正式軍隊，就要靠中央去聯絡，要靠政治部同志去遊說，要靠應付得好，可以聯甲制乙的牽掣，可以聯絡整個兒的革命部隊去打倒整個兒的反動部隊。民眾的武裝組織，什麼自衛軍、糾察隊是不能和他們打的。兵士——破產失業的農民，我們對於他們是不注意的。即使有「兵工聯歡」等等運動，也只是浮面的，沒有提出兵士的切實要求，沒有去宣傳兵士，沒有將工農群眾與兵士群眾的要求聯合的，只有對於軍長、師長的注意聯絡，只有注意政治部的點綴工作，政治部是裝飾醜惡的師長、軍長的反革命鬼臉，使成梅蘭芳[34]似的革命美貌之脂粉，「政治部是姨太太」。政治部最好的成績，只是使豪紳性的軍隊變成資產階級性的。如果群眾之中自發的討厭這些軍閥，那麼，往往直接表現於厭惡丘八，——十五六年來的「軍民惡感」的舊方式。兵士群眾也就很容易受軍閥的蒙蔽，聽他們說工農、共產黨專是反對軍隊，「妨害軍食」、「搗亂後方」。

　　總之，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些主要問題的答案，客觀上是違背革命的路線，其結果，根本上無形之中要走到限制階級鬥爭。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是要力爭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事實上卻變成「既然加入國民黨，自然就是承認中國革命是資本主義的前途」。加入國民黨是要力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事實上卻變成「既然加入國民黨，可見革命領導權應當是資產階級的」。加入國民黨是要創造民權的革命獨裁制，事實上卻變成「既然加入國民黨，可見革命還是要國民黨成功的，政權是國民黨的，共產黨決不可以參加或掠奪」。加入國民黨是要力爭徹底領導民權革命到底，實行土地革命的，事實上卻變成「既然加入國民黨，可見革命便是反帝國主義的，不是土地革命，因為國民黨中有贊成反帝國主義的左派，而沒有贊成土地革命的左派」。加入國民黨，是要征取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征取革命軍隊中的兵士群眾，並且發動工農的階級鬥爭以至於武裝的奪取政權或保障政權，事實上卻變成「既然加入國民黨，自然決不可破壞國民黨的軍隊，而只能利用之造成好軍隊——資產階級的軍隊，而使民眾得些自由，以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如此，當然到了階級鬥爭日益激烈的關鍵，中央要認為「危險」——危害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了。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既然有如此的模糊而不正確的觀點，機會主義就隱約的成為系統的思想，雖然許多負責同志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傾向，然而沒有能逃出這個系統的。於是聯合戰線的革命策略，變成妥協政策的護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策略，遠從第五次大會之前，甚至從第三次大會起就有機會主義的根源。機會主義策略的原則，就是「既然要聯合戰線，就應當自己讓步」——就是留戀著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直到不可能的時候，還要留戀；忽視農民的革命作用和土地問題、豪紳政權問題之重要，直到農民群眾自發的發動偉大的鬥爭，還要加以阻止；誤解小資產階級的問題，將店東小資產階級和小地主甚至於「正紳」作為聯合的主要對象，而要「調節」店員、手工工人及農民之階級鬥爭。凡此一切——自然只是大概的說來——便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機關的狀況。這當然可以說：中國無產階級，不幸有了一個小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者組織，來做自己的指導機關，中國那時沒有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政黨。

　　這種小資產階級性的機會主義，遇見革命群眾階級鬥爭的劇烈發展，便跟著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左派領袖大大的動搖起來。動搖與猶豫是黨的政治路線。這是由於畏懼群眾。對於中國革命之內容與性質誤解的黨，如何能不畏懼群眾，以至於怨恨群眾呢？自然，如此的黨要想出許多法子來「管理」群眾或者「幫助」群眾了。所以第五次大會期間，革命到了最劇烈的戰爭期間，機會主義的各種「藥方」都顯露出來。一種是最舊的中國式「革命書生」的對黨觀念，就是將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的黨，變成「黨的拜物教」的觀念，認為一切革命須由治國平天下的黨以命令、議決來訓練並指揮民眾才可以革成功，如今，「不但國民黨下級黨部不聽它中央的命令，甚至共產黨的也是如此」，那就糟了，必須以黨的議決及命令制止群眾的某種行動，才可以保障革命。一種是中國式「革命將軍」的觀念，就是將無產階級的武裝鬥爭，想像成軍隊式的政變，政變之後，或許可以保護民眾的階級鬥爭，政變之前，且請民眾等一等。一種是「革命的回憶家」，就是回憶到五卅時期的「革命蜜月」，以為階級鬥爭發展得太單純了，如果現在再有五卅時的反帝國主義高潮，「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那麼，亦許階級鬥爭的危險不至於如此之大了。獨有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鬥爭的策略，以組織群眾，發動工農、兵士及一般貧民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堅定的領導他們往前進攻，而擴大深入革命，運用這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使革命發展的策略，——是沒有的。列寧說：「要幫助動搖的人，先要自己不動搖」，而事實上，那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格言是：「要自己退後些，免得人家跟不上」。那時不是運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去革命，乃是為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所束縛而不革命。

　　中國共產黨中央過去這種機會主義，應當要說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受三次失敗之主要原因之一。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這並不是說絕無客觀的原因，不過絕對不能藉口於客觀原因，而為機會主義辯護。

　　【注】

　　[34]梅蘭芳，原籍江蘇泰州，生於北京。著名京劇演員。善演青衣、花旦、刀馬旦，世稱「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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