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

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1)

　　第二章中國共產黨之過去與前途

　　第一節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

　　中國革命的過去，其實已經說過了。但是，革命的事實之中——還留著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過去沒有說。

　　中國共產黨決定加入國民黨，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的第三次大會。中國共產黨的發端，還在一九二〇年，這顯然是從五四運動中直接產生出來的。

　　五四運動，是中國第二次革命的發端。——辛亥革命之後的真正第二次革命，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自己的「革命作用」。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和組織也開始了。當時的形勢，顯然是在「革命快發動了」的一般的預覺之中。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雙方都在團集準備自己爭取革命領導權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的獨立組織之形成，便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團聚的開始。

　　中國革命果真發動了，它的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這從五四運動直到現在的革命事實，表現得很明顯的。無產階級是如何的在這「民權革命」之中取得領導權，這一革命的前途是什麼，是否中國的民權革命將要造成歐美式的民權政治而告一段落，然後再來無產階級的革命（所謂兩次革命的理論），當前這一革命的主要的社會內容是什麼，革命的鬥爭方式是如何的運用等等問題，——都擺在無產階級及共產黨的面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客觀上是對於這些問題的總答案。但是，主觀的策略與總的戰術路線，是模糊的籠統的，——因為直到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甚至直到中央的八七緊急會議，共產黨對於中國資產階級與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沒有明顯的觀察的。因此，對於上面所列幾個主要問題，實際上都種著機會主義的種子。

　　第一，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策略，客觀上是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中國革命的初期——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初期，這一策略是必要的，是正確的。因為中國革命的前途，在國際的國內的具體形勢之下，可以以無產階級爭得領導權來決定是非資本主義的。那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是如何觀察呢？第一種意見是說：中國資產階級是「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苟且偷安」的；它的發展將要使它革命起來。無意之中，這是承認資產階級應當要領導革命，革命的前途是資本主義的。第二種意見是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等於零，所以革命領導權天然在無產階級的手裡；但是國民革命要由國民黨革成功，然後來第二次的無產階級革命，現在共產黨且「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再說。這說法中間，含著很明顯的矛盾，但是，同樣也很明顯的承認：現在之國民革命前途是資本主義的，因為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方能給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第三種意見是：「平民之革命民權獨裁制是民權革命中最切近的目的……就是勞工階級的方法來行國民革命；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於領導權。……到國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與世界革命合流而直達社會主義」。可是，當時雖然有三種意見，第三種意見是並沒有傳播，甚至等於沒有存在，因為第二種意見仿佛是第一、第三兩種的綜合，即實際上不自覺的成為黨的正式意見。

　　第二問題是領導權的問題。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究竟是為去爭革命的領導權呢，還是去到國民黨裡送領導權給資產階級？國民黨中有資產階級參加是無疑義的，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很弱，沒有自己的政黨。改組的國民黨是在無產階級影響之下，方能變成革命的政黨。如此，無產階級參加國民黨，而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是可能而必要的。然而中國共產黨對於革命的前途既然沒有明確的答案，對於領導權的問題自然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參加國民黨是否為爭領導權的問題，始終是模糊的。當時對於如何爭領導權的問題，也有許多不同系統的意見。一是說：只要國民黨能聽從共產黨的主張與政策，便可以說實際的領導權在共產黨之手；因此說國民黨的左派是有的，不過不能對他們有過分的奢望，革命口號要是他們所能接受的才能提出去，如此可保領導之權；因此，國民黨黨部的委員和職員，共產黨也不可多占，以免惹起左派反感而踏「包辦」之嫌。對新右派也不必抱盡行排除的目的，因為反正國民革命是要有資產階級參加的（五卅那年十二月間，中央和西山會議的「退伍派」孫科、葉楚傖、邵元沖等的上海談判，應允國民黨中央中共產黨員不超過三分之一等的條件）。二是說：要爭領導權，無產階級的工人便不應加入國民黨；不要用國民黨來集合革命勢力，因此，不必排除國民黨的右派，因為反正國民黨是各階級混合的，無產階級不必去爭國民黨的領導權，甚至說：「一般小資產階級已由本党領導到一個可以獨立活動的時期」，國民黨領導權可以交給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左派，但也不必「夢想國民黨成為純粹左派的政黨」。三是說：國民黨是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政治聯盟，無產階級既然參加，便應當取得其中的領導權；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實際是不存在，必須無產階級實際征取國民黨，一直到排除資產階級的右派至於淨盡，這就必須擴大國民黨，使廣大的群眾加入形成左派，尤其是無產階級要勇敢的領導左派。這最後一派的意見，客觀上必然要發展到變國民黨為純粹左派的政黨。這三種意見，在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政策史上，是極端混淆交錯的：廣東方面，大半是偏於第三種意見，中央是以第一種意見為骨幹，而摻雜第二種意見的，因為這兩種意見的性質是很相同的。國民革命之中爭領導權與國民黨之中爭領導權，事實上是很密切的關聯著。但是當時的中央政策，雖然時時的提著共產黨要獨立的積極行動，要批評國民黨的左派（這點上是上述第三種意見中所不甚明顯的缺點），然而實際上這種「獨立」，並非積極的去爭領導權，卻傾向於讓開國民黨，使「左派」去領導，自己退出對於國民黨的指導，做「極左派在野黨」，美其名曰國民黨外的「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而將當前之國民革命領導權讓給「純國民黨」。

　　第三問題是政權問題——亦就是兩次革命的問題。兩次革命的意見是：這一次革命由國民黨取得政權，下一次革命才是共產黨可以取得政權。中國共產黨當時這種意見，當然是跟著革命前途與領導權問題上的答案來的，所以後來的參加武漢政府，事實上便不是去領導革命向前發展，卻是去幫助國民黨「納革命於正軌」的辦法，對於革命的民權獨裁之觀念的忽視，是機會主義的根源。最早，對於這一問題就有不同的意見：一、共產黨不可參加國民政府，以免國民政府之太赤；二、共產黨員不可參加國民政府，因恐黨員的腐化；三、共產黨應當力爭參加國民政府，以發展革命——國民黨領導權的鬥爭，客觀上必然要進於國民政府內的政權之鬥爭，因為國民黨日漸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權形式。

　　事實上隨後革命的發展，從資產階級的黨權運動，進到小資產階級的黨權運動，國民政府的左傾已經是工農群眾自發的偉大鬥爭的結果。湘、鄂、贛各縣民眾團體，尤其是農民協會以及工會，以至於國民黨黨部，日益成為地方政權的權力機關。上海暴動更將政權問題直接提到中央委員會的面前。革命發展的前途，早已將政權問題的答案指出來：因為武漢政府統治下各省狀況之不同，則地方政權的組織，在最初時期，必須採取種種不同的形式（在鄉村間，「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政權，以及國民黨黨部政權等等）。共產黨人在組織地方政權時的主要任務便是「領導廣大的勞動群眾，領導千百萬工農參加組織，組織成後，參加工作」（共產國際第八次執委全會《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案》）。然而中國共產黨，更不用說國民黨了，對於國民會議、省民會議等的政權問題始終是模糊的。群眾運動的發展，必然的將自己團體權力築成地方政權，亦就是國民會議政權的基礎。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發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中央便有一個通告（七月中央擴大會議後的第一號通告），決定以「一切政權歸民眾團體聯合會議」的口號，作為北伐中的政權問題的方針，但是這一決定雖然經過黨團而通過於十月十五日的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始終是被一般同志所忘卻，確切些說，被中央所忘卻，於是，自發的群眾的革命行動——擴大國民黨黨權成為民眾政權，事實上成為共產黨員加入武漢政府之基礎的要求，與中央的指導離開了。中央對於國民政府的參加仿佛是不注意的，對於地方政權，則走到贊成武漢國民黨中央限制民眾團體及其地方黨部的道路。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