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二節國民黨問題及革命鬥爭的方法(4)

第二節國民黨問題及革命鬥爭的方法(4)

　　武漢內部的這一鬥爭，真是國民黨左派中央的黨權領導著嗎，真是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爭領導權嗎？小資產階級的領袖，當然更不能獨力革命，也不能獨力反革命。他們有能力把持中央名義，以「黨的拜物教」來說中央至高無上的黨權，而妄想抑制群眾的革命行動。但是他們已沒有能力取得群眾。因為他們——中國小資產階級的根性，不能有耶各賓式的民權主義的領袖[31]。他們抓住了黨，由黨委派政府，這就算中國最民權主義的政權形式了！他們不敢叫民眾團體選舉，他們不能運用黨團作用，取得革命的工農民眾。一切團體，甚至商民協會也有許多是共產黨所支配的。如果老老實實用選舉方法，政權是一定屬共產黨的手裡，當時武漢革命空氣緊張之中的形勢是如此的。他們只有一個中央，始終不能取得民眾團體，甚至於地方黨部。國民黨左派要協定「國共兩黨共同指導民眾運動」，並且始終不肯實行省民會議等類政權的民權，便是為此。可是他們的恐懼土地革命及民眾政權，也不是獨立的。他們真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他們受著豪紳、資產階級的支配，來「提高黨權」、「糾正共產黨錯誤」的。那時（五月）革命形勢之深入與反革命封鎖壓迫，已經使武漢政府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投降豪紳、資產階級，一是「第二政府」變成唯一政府。群眾實現真正的民權，並是不要它當「真正老牌德國玩具」耍的，他們是要以政權保障土地革命之實現，抵制資產階級的怠工、封鎖。國民黨中央領袖「自上而下」是一動不動，工農民眾就「自下而上」的大動特動。「平民式的」自動手幹，氣得中央領袖汪精衛等怒髮衝冠。於是國共不得不破裂了。汪精衛等從「共產黨的走狗」變成為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公開的爆發開始，可以指出三件事：（一）漢陽六個工廠之資本家歇業（這資本家周氏兄弟向來是吳佩孚的走狗，漢口商會要人），工會和縣黨部等將它沒收，組織管理委員會接收，這件事正在夏鬥寅叛變那幾天，汪精衛便大發雷霆，立刻要懲辦工人；（二）湖南省國共聯席會議議決沒收土地，許克祥立刻叛變，實行政變，汪精衛等聽了，雖還假意要請唐生智懲辦許克祥，然而對於「省國共聯席會議」議決案的公佈，大大埋怨；（三）許克祥政變後，黃岡縣黨部及農民協會反對徵收煙業捐的官吏之敲詐，汪精衛等便立刻下令，藉口於農民協會「禁止種煙有礙財政」而解散縣黨部及農民協會。此後土豪劣紳借著這種「黨權」的威風，到處進攻，夏鬥寅、魏益三[32]等叛軍所過之地，更不用說。六月中湖北省農民協會執委擴大會議上約略統計，農民被豪紳軍隊所殺者已經有四千七百餘人。湖南許克祥政變後，全省被豪紳軍隊所殺的不下兩萬。江西朱培德「歡送」共產黨出境，工農團體及國民黨黨部被摧殘的也非常之多。這都是汪精衛所極力庇護的工農政策。但是，說這些是汪精衛主動的反動，也未免太恭維他了。蔣介石領導許克祥，許克祥、何鍵等領導汪精衛的呵！

　　蔣介石叛變之後，武漢政府對於北方軍閥的鬥爭便成問題。一則武漢領袖至多只能行現銀集中政策，漢口將軍團等的財產尚且不敢沒收，更不敢沒收工廠，監督商業，解決失業問題，於是財政大成問題；二則東南多一敵人。這時候的正當政策應當是：「向北發展之軍事計劃，同時，無條件的加深武漢政府之下的農民革命，極力破壞蔣介石之後方與軍隊；這自然不是說，在適當時候不該以直接的軍事行動進攻蔣介石」（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體會議《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案》）。但是，土地革命的深入沒有做，則北伐雖然勝利，而革命並未前進。恰恰相反，馮、蔣的徐州會議[33]，更使武漢領袖不得不急急洗清赤色。那時他找尋他的新主人，忙著開長江各省商民協會代表大會，忙著要改組店員工會，代表資產階級來向工人爭「營業自由」、「解雇自由」；店員群眾已經自動的貼出「打倒店東走狗」的標語，而店東卻只希望南京勝利，看著汪精衛始終是「共產黨走狗」。

　　馮玉祥與蔣介石的徐州會晤，最終的確定汪精衛的動搖，使他決然的「分共」，他只是幻想著如何分共之後，以「救東南商人于蔣介石壓迫之下」的旗幟，去分共反蔣。何鍵等更是不等命令先自動手起來。當時（七月十三日）共產黨宣言退出政府。武漢的革命中心，就此消滅。

　　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之內，領導著左派與豪紳、資產階級爭領導權。沒有群眾基礎，以豪紳、地主階級性的軍閥實權為支持力的大元帥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政府——進於國民黨的黨政府。這一階段裡，革命領導權雖還在資產階級手裡，但是群眾的工農的革命鬥爭方法，革命的總發展裡日益擴大起來，從黨權之中創造出民眾政權來。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已經不能不退伍。然而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機關，沒有布爾塞維克的策略，使群眾喪失當時所需要的領導他們更前進的指導。無產階級政黨隨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而動搖。於是革命的領導權之爭，其結果，是無產階級受著一時的挫敗。而革命的國民黨也隨之消滅。

　　革命，總是要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之中，政權問題因為階級關係的複雜及具體環境的特殊，是有特殊的方式及其變遷的歷史的。

　　中國革命之中，豪紳、地主階級性的小軍閥實際上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軍事力量。當時資產階級除此以外，還沒有絲毫能力。那時革命鬥爭的方式，是中國的特殊的戰爭式的革命——北伐式的革命。「革命」政權表現于孫大元帥的元帥府。那時孫中山「仿佛」也是國民黨員，但是他沒有想起所謂「黨權」。他在民國十二年發明的「革命三期」學說，有軍政，有訓政，有憲政，卻從沒有說起「黨政」。馮玉祥政變時，孫中山在鮑羅廷及中國共產黨的「壓迫」之下，才發表《北上宣言》及國民會議主張。當時他還是要搬出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的建國大綱（革命三期學說為中心的建國大綱）。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建國大綱並未通過的，也是因為鮑羅廷及中國共產黨的「壓迫」。北上時他又要提出來！真是教不會的笨孩子！他的腦筋之中，像一般上等社會一樣，是無論如何想不通的：在國會破裂之後，明明看著上等人尚如此不夠程度，那些無知無識的「四萬萬昏君似的阿斗」，如何可以立刻使他們來行使民權，選舉國民會議？必須要無產階級教給他。他，孫中山原來只知道「軍政」的，什麼「黨政」和「民政」，他都不知道。因為豪紳、地主階級的反對北方軍閥，只有兩個革命鬥爭方式：一、是在帝國主義之前與北方軍閥爭寵，二、是將兵力去奪北方軍閥的地盤。要實行這兩個方法，只有先行割據。既然割據，他們自己形成地方政府，不但經濟上必然代表地主剝削農民，而且他的一套政權系統（縣知事等），就是「包稅人」的金字塔，層層壓榨，他們自己是封建諸侯，如何能執行什麼民權的土地革命，——雖則孫大元帥的政府，客觀上在全國範圍內代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民主勢力」（照歐洲話說）。

　　民族資產階級勢力伸張起來，它有些新的革命鬥爭方法，例如五四時期的抵制日貨的運動。但是，一則它的「反帝國主義」極大限度是和列強會議談判，友誼的和平的修改條約；二則它根本不要土地革命；三則它極怕民眾獨立的發動起來。如此，它和豪紳、地主階級相接近了。它的革命方法，也就是要組織政府，尤其要有自己的軍隊，去打北洋軍閥，去和帝國主義談判。所以它無論如何想利用民眾運動，利用國民黨，其實，如其說它要「利用」之來革命，無寧說它要控制之以防止革命，——這算是它比豪紳、地主階級聰明的地方；——然而它始終是以軍權做本位的。它有軍隊，然後可以向帝國主義要求「立憲」。固然，它，例如五卅時期的上海總商會，有了民眾勢力為後援，也可以向帝國主義要求「立憲」（上海工部局的華董問題等）。這在蔣介石也有過一個時期（三月二十日以前）。但是民眾發動起來，必然要將反帝國主義的初期鬥爭，罷工、抵制等等，引導到掘帝國主義的根底的土地革命，必然要進於民眾政權的獨裁制，這太可怕了呵！事實上就是「黨權」運動的發展，尚且有控制資產階級的傾向，所以對於它，始終是軍權好。

　　小資產階級，在它與工農結合革命聯盟的時期，它是同意於黨權的。在革命發展中之一定階段，國民黨誠然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權形式。武漢時期的國民黨，不僅是政黨的組織，通常意義的政黨組織，而且是政權的組織。這在中國革命各種不同的革命鬥爭方式並進，而且互相利用、互相鬥爭的形勢之下，是有歷史的必要的。那時豪紳、資產階級性的戰爭方式，資產階級性的談判方式，無產階級、農民群眾的民權獨裁方式都同時並進。於是，「黨權」便成為由「軍權」過渡到「民權」的必要方式了。本來說笨些：革命總是民眾武裝起來推翻統治階級，但是這是「下等人」的辦法，中國的「上等華人」要革「高等或優秀華人」的命，爭取得和「高等外人」去談判的身份，是另有取巧的辦法的。中國不是有帝國主義剝削下來的破產失業的農民嗎？不是有極廣大的非階級化的群眾嗎？他們和「擠過的檸檬」一樣，滿地都是。商業化的地方性的豪紳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父親），便能集合這些「遊民」，組織軍隊，成立某一區域的政府，——這是一種力量。無產階級、農民群眾運動生長起來，——這是第二種力量。第一種力量的「革命」方法是戰爭。第二種力量的革命方法是罷工、抵制，一直到遊擊戰爭、武裝暴動。戰爭之中只能產出「革命」的軍權。罷工、抵制等卻能產生民眾團體——民眾的組織力量。當「國民革命軍」還在聯合戰線之下，這兩種力量：軍事動力與民眾動力，自然要處於一定的關係之中，這種關係的表現，便是國民黨的「黨權」。「黨權」在它的歷史事實上，只是如此。可是無產階級加入國民黨，確有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經過國民黨而去和豪紳、資產階級爭領導權的傾向，進而有征取軍隊的傾向。三月二十日政變，中國資產階級反動的開始，正開始於驅逐共產黨的政治部人員與黨代表，這不是偶然。隨後的一切「反共運動」，差不多總是從政治部、黨代表開刀的。因為，「黨權」這種特殊的政權形式，自身是懸空的。民眾動力與軍事動力才是實際的力量。當民眾力量的發展，僅僅在罷工、減租等的鬥爭方法階段之時，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征取軍隊，也只在取得政治部、黨代表，至多是下級軍官的地位。這種時候，黨權是表示工農、小資產階級從征取領導權，進而至於征取政權——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之傾向。這種傾向的前進，必然是「黨權」變成「民權」，後退便是黨權變成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工具，以至豪紳、地主階級的反動工具，——以及他們內部互相爭奪、惡鬥的工具。

　　歷史的事實是如何呢？武漢的黨權運動之結果，因為：第一，工農群眾爭取領導權，就用國民黨黨權變做自己的民權（毛澤東說湖南有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架子不讓路，農民便憤然的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嗎？」），他們要進於真正的民眾政權，要變國民黨成為完全民眾的黨，要把豪紳、資產階級從國民黨中完全去淨。但是，第二，小資產階級看見工農民眾的革命鬥爭方法，已經進到實際上等於武裝暴動等純粹下層民眾的方法，甚至將國民黨黨部也變成這些方法的工具，實現真正群眾的革命獨裁——徹底的民權，樣樣自動手幹，連土地都可以如此沒收；小資產階級便嚇怕了，他們的各種領袖都退伍了。第三，這種工農民眾的動力沒有能與軍事動力合一，沒有能取得兵士群眾……豪紳、資產階級的勢力仍舊保存著。因此種種，黨權式的政權，仍舊經過汪精衛等之手，送還豪紳、資產階級。

　　國民黨——中國革命中一定階段的特殊政權形式，便完全崩壞。工農與上層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最後一次的分裂，便使國民黨完全消滅，變成反動的旗幟。工農、貧民進而採取蘇維埃的口號了。

　　【注】

　　[31]耶各賓式的民權主義的領袖，即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雅各賓派民權主義領袖。

　　[32]魏益三，河北槁城人。任郭松齡之東北國民軍參謀長。郭敗後，任國民軍第四軍總司令。1926年投靠吳佩孚，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第四軍總司令。1927年初，任靳雲鶚之河南自衛軍副司令，第八軍軍長；年底被蔣介石收編，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總參議。

　　[33]馮、蔣的徐州會議，指1927年6月20、21日馮玉祥與蔣介石、胡漢民、李宗仁、吳稚暉、張靜江等在徐州舉行的會議。雙方對「清黨」和繼續北伐等問題達成協議。蔣答應從7月起，每月接濟馮部軍餉，馮同意在其軍隊及管轄範圍內進行「清黨」。21日，馮玉祥致電汪精衛，敦促漢方儘快「分共」，實行寧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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