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二節國民黨問題及革命鬥爭的方法(3)

第二節國民黨問題及革命鬥爭的方法(3)

　　國民黨武漢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決定了「懲治和審判土豪劣紳」，決議湖南省民會議大綱，議決農民問題決議案（減租、減息、管理食糧出口、鄉區自治、設土地委員會、確定承佃權……），這些問題早已包含著左派國民黨與共產黨破裂的種子。最切近的問題（並非最主要的問題），便是「民權」的問題。

　　當時武漢政府是要反對蔣介石，但是武漢政府之中的「工農小資產階級戰線」，外有握有實權的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閥及部分的資產階級勢力，內有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領導權之爭。豪紳、資產階級在武漢之下的勢力（一切地方上的豪紳及商會等），天然是蔣介石埋伏的反對左派聯盟的奸細，就是主觀上與蔣介石有深仇宿怨的唐生智等的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閥，主席反蔣的第三次會議之譚延闓、徐謙，客觀上也是如此的傢伙。當時那些豪紳、資產階級的「輿論」是「革命軍可愛，革命黨可殺」。這是什麼意義？——就是「黨權」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軍權」方是我們資產階級的。

　　武漢在如此形勢之下，開始和蔣介石奮鬥了。最初左派聯盟沒有內部破裂的時候，還是奮勇前進的時候，小資產階級認為自己的黨權鞏固起來了，他們接受省民會議等類的民權要求，對於他們，這在他們的「黨權」之下也是可以利用的。湖南省民會議的決定和上海暴動[26]之實行市民會議政權，的確是所謂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權獨裁制的曇花一現。上海暴動——中國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第一次獨立的拿著武器來爭取自己的權利的暴動，是左派聯盟反蔣勢力及其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的鬥爭之最高發展。武漢中央的左派國民黨領袖知道這一力量的可寶貴，還沒有知道一般而論省民會議、市民會議的鬥爭方式，已是從黨權更進一步的新方式，利於發展並完成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之領導權的新方式。總之，他們那時還只覺得這是反蔣的力量，他們在接到上海市政府名單的一小時內，便以無線電複電承認。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是早已預定了，它尤其聰明的見著市民會議對於自身的危險，它借著吳稚暉的嘴唇首先說出這一「秘密」：「北伐軍來，自然有國民黨的黨政府，為什麼又要什麼市民會議的政府？這一定是共產黨的陰謀」。於是四月十二日的屠殺出演了。一三漢口工人階級的奪回英租界；武漢政府之下的群眾的直接反對帝國主義行動；工人罷工鬥爭的偉大發展；土地革命實際行動的初步實現；以及民眾政權的民權獨裁制的發動：湘、鄂各縣以民眾團體聯席會議決定一般行政，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的拘捕反革命派以至遊街示眾，戴高帽子，以至於槍斃；婦女、學生等團體，也充分的運用自己的政治自由，力爭自己的解放……並不限於上海的市民會議及擬定的湖南省民會議而已；——凡此一切都使民族資產階級「決然的」反動，自己建立反革命的中心于南京。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他們到上海的時候，並沒有十分把握。上海的小資產階級自動的提出打倒新軍閥的口號，市民會議是反對他的，二十六軍佔領南京之後也是反對他的，他自己統轄的第一軍，也徘徊于市民會議政權與總司令政權之間（薛嶽、嚴重[27]等），兵士開始與上海工人糾察隊「聯歡」（Fintern′stion）。民族資產階級最初是有些躊躇的。——尤其上海八十萬工人的總罷工，暴動之後一切各業的工人、店員全都動員起來了。這種革命勢力是不可輕侮的。蔣介石是躊躇著，誰給他決心的呢？一、帝國主義的威迫和利誘；二、上海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三、小資產階級領袖的動搖；四、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機關對於領導權的猶豫；五、蔣介石取得滬、寧後的財政與地盤，使豪紳、資產階級性的軍閥白崇禧等有團聚的中心。白崇禧首先做屠殺上海工人的劊子手，這和西山會議時期大不同了。西山會議時期豪紳與資產階級並沒有完全同一的政綱，資產階級那時還沒有得到它所需要的。現在資產階級要得到上海的政權，它成了反動的領導者，它和豪紳、反革命聯盟已經是歷史的必要，豪紳、資產階級在此時，處到比西山會議時期嚴重十倍的危險形勢之下，所以他們防禦同盟的暫時一致便形成了。他們以南京政府為中心，團聚閻錫山、馮玉祥以至武漢之下的一切豪紳、資產階級勢力，來反對武漢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之革命中心，屠殺壓迫滬、粵的工農勢力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同時用種種民族改良主義的口頭禪和裝腔作勢的「革命作態」（九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等類）來穩一穩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能獨力的反革命，但是它在與豪紳的聯盟之中，以資本統一戰線推進的進攻政策，征服店東小資產階級，它成了反革命的領導者，帝國主義的干涉中國革命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背叛革命，形成強有力的反革命勢力。

　　武漢的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呢？它在決定反蔣的開始，就已經受著武漢內部豪紳、資產階級勢力的威脅，武漢的豪紳、資產階級在三、四月間，已經開始種種反革命的行動，他們以自己的勢力反對民眾的民權獨裁的進行：各縣反動勢力不是肯輕易放棄自己的政權的，他們有力量的地方一樣的屠殺工農，他們放出許多謠言，如漢口婦女裸體遊行等等。唐生智、譚延闓等豪紳階級加入武漢政府的「坐辦」早已暗中做這些反革命勢力的組織者。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會議時期就罵廣東農民運動是流氓、地痞、惰農的顧孟餘，經過一期反蔣的「革命的發狂」之沉默（對於這些問題的沉默），現在又唱老調了，其實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間，豪紳、資產階級的「群眾」早已罵起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還調動楊森等的力量來脅迫，他們利用上海「輿論中心」，在全國大宣傳反對武漢。他們竭力勾結武漢部下的同類（豪紳、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再則，帝國主義協同上海的資產階級的厲行極兇惡的封鎖，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故意挑釁，演成四三慘殺。帝國主義的工廠、銀行完全停歇，輪船停航，武漢失業工人逐漸達到十萬以上。武漢的反蔣，在懦怯的領袖，早就日益軟化了。汪精衛從俄國回來，一到上海便接受蔣介石派的條件：「一、由汪精衛負責通告陳獨秀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下之各地（共產）黨員，使于開會之前停止一切活動，聽候全體會議解決（按即最早汪在上海提議之「四次全會」）；二、中央黨部遷鄂後，因被操縱，所有命令不能有效，如有認為妨害党國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擬召集之會議開會以前，不接受此項命令；三、現在各軍隊及各省黨部、團體、機關，認為內有陰謀搗亂者，於會議以前，在軍隊應由各軍最高級長官飭屬暫時取締，在各黨部、團體、各機關由主要負責人暫時制裁；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按當時上海糾察隊還未解散）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政府內陰謀團體不准存在」（劉蘆隱之《革命與反革命》，《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雖然這些條件因為蔣方先行破裂，所以汪一到漢口並未公開提出，卻還帶著「革命的發狂」，大罵蔡元培[28]、吳稚暉是工賊，下令討蔣……然而顧孟餘的武漢《中央日報》，已經拒絕登載這些罵蔣派的「過火」的新聞和言論，說是「留著將來見面的餘地」。（只可憐顧孟餘後來未見這些大人的面的時候，人家已擋駕不見了！）所以上述兩層原因以外，還有第三層原因，就是小資產階級領袖的動搖。小資產階級受著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威脅，日漸惶恐失措，最後終至屁滾尿流。夏鬥寅五月十七日的叛亂，許克祥五月二十一日的長沙政變將他們打死了。《夾攻中的奮鬥》，是汪精衛反共後的名文，其實小資產階級當時早已在夾攻之中了：一方面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握有經濟的樞紐，一旦實行政治的關廠、停業，金融、財政對於小資產階級已是一無辦法了；別方面工人、店員、農民的運動客觀上形成「第二政府」，對於店東小資產階級又是異常之「威迫」。中國的階級本來有一種特性，破落戶的小紳士也是小資產階級，店東也大半只能將賺來的小資產拿去放重利債，買田地，剝削農民，成為住在城裡的土財主（土豪）。這種小資產階級：一、是根本與封建式的土地制度有關係，二、是自身兼有豪紳性質。他們在幾百年來中國式的專制政體之下，同時，又在非世襲的閥閱制度之下，他們在穿長衫體面紳士之中也可以列名，盡可以於中國式的地方政權中，享些半貴族式的特權。因此他們在北方軍閥大買辦階級統治之下，他們不反對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因為他們自己算是「正紳」，並且歡迎這種口號。等到平民群眾真正起來打倒土豪劣紳了，「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被幾十萬工農群眾輕輕加上一句「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注解，那就不得了了，天翻而地覆了。平民群眾感覺得自己的「民權」，違反「民意」的，無論什麼人都要「懲辦」。舉例來說，湖南津市（澧縣地方）的某軍旅長，卻被群眾捆綁遊街，據說程潛的老嫂，都被群眾強迫剪髮（最好看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革命》[29]），工人、店員的要求在小資產階級眼光之中，過火得不了：增加工資，不准開除，不准歇業……誠然，例如你聽見說長沙鹽業店員，工資累次增加到十六倍，你要伸長舌頭放不進去吧？但是增加到十六倍之後每人每月得多少呢？十五元。這和上海普通工人所得相比，也算不十分多呵！湖北蒲圻、咸寧相近的新堤，施存統（現在的有理論的叛賊施存統，比任卓宣[30]死去還魂後的叛賊更「理直氣壯」些的叛賊），在葉挺打夏鬥寅時去那裡視察過。他回來說，那地方的一切店東，差不多都歇業了，工會便將企業沒收，辦起合作社來，他們說是這就是社會主義實行了，「你想荒謬不荒謬」。我想嗎？這當然還不是社會主義已經實行了，這小資產階級式的社會主義，但是這是民權主義徹底的革命所必須的。說這是「社會主義」，那是荒謬，但做得並不荒謬。農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經激急的進行，有些地方自己動手分了土地，有些地方「插標」預備田地的分配。沒收地主田地的鬥爭，到處自發的實行。農民對豪紳的罰款等等也是普遍各處。農民自動的禁煙、禁酒，禁止糧食出口，禁止鹽運，——都是要整頓物價。以前買辦經過豪紳剝削農民的搜刮原料方法，再也行不通了（國民黨便說，因此經濟停滯，商業、金融大受影響）。武漢政府的經濟是在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封鎖、怠工之下，沒有強有力的民眾獨裁政府是不能有辦法的。所以最切近的問題，是民權的問題了。小資產階級左派曾經用黨權與蔣介石的軍權相鬥。革命發展的結果，這黨權在地方上許多下級黨部實際都到了共產黨之手。因為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是這些共產黨員（現在大半背叛共產黨的黨員）。國民黨的地方黨部便「遵照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湖南省民會議及國共聯席會議決定之精神」當真實行起來了。「你們當真嗎？」「當真！」「果然？」「果然！」「唉！你們這些小子，真正拿著雞毛當令箭，——我們是說著玩的，你們怎麼當真起來，該殺該殺！這類事說說玩是可以的，對我們有好處時，也許是必須的。但這類事是當真做得的嗎？你們這些昏蛋！」——武漢國民黨中央就這樣教訓下級黨部了，「為共黨所霸佔的」黨部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許多民眾團體，當時是將國民黨「黨權」當真實行起來；而這種黨權一實行，當然要變成民眾政權——「民權」。湖南許多縣黨部參加並「領導」工農團體，實行「公團聯席會議」的政權；一般的，各級黨部，只要真是與民眾團體一致革命的，都實行起地方「黨政權」的權力。這使動搖畏縮的左派國民黨領袖不能再容忍，他們要想用「黨權」來和共產黨來爭領導權了（以前是拿來與蔣介石爭的，拿來在武漢政府初期抑制軍人的）。國民黨中央的黨權，要來控制地方黨權，因為地方黨權「在共產黨手裡」變成民權了。軍權與黨權之爭，換一形式，變成黨權與「民權」之爭。如果軍權與黨權之爭的社會內容，是帝國主義與豪紳、資產階級式的南方軍閥妥協與否之爭；那麼，黨權與「民權」之爭的社會內容便是對於土地革命問題與真正民權問題徹底與否之爭。

　　【注】

　　[26]上海暴動，指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

　　[27]嚴重，湖北麻城人。曾任黃埔軍校學生總隊總隊長、校史編纂會審查員等職。1927年10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廳長。

　　[28]蔡元培，浙江紹興人。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光復會。次年加入同盟會。1912年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6年冬任北京大學校長。1926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至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並任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

　　[29]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革命》，即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在《嚮導》上刊出一部分，後在瞿秋白支持下由長江書店出版單行本，書名改為《湖南農民革命》，作為計劃出版的湖南農民運動系列叢書的第一種，書前有瞿秋白所寫的序言。

　　[30]任卓宣，四川南充人。中學畢業後曾入北京法文專修館，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返國後，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後投靠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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