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二節國民黨問題及革命鬥爭的方法(2)

第二節國民黨問題及革命鬥爭的方法(2)

　　西山會議的複雜背景是如此。從社會的階級分析看來，這是現時豪紳、資產階級反對工農的反革命聯盟及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內部互相衝突，分成許多派別，相與離合互鬥之總現象的發端與縮影。

　　這樣，國民黨在改組之後，它開始表現工農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國民黨，確言之，新的國民黨，在這時期的初期，是民族資產階級要利用以爭取革命政府的政權的工具。孫中山的廣州政府，當初並不叫國民政府，即叫做大元帥府。這並不是偶然的，不好忘掉。大元帥？什麼東西是大元帥呢？就是實際政權完全在豪紳、地主階級性的軍隊手裡之表示。孫中山式的革命，向來是軍政府。只有軍政府才以大元帥為最高元首。孫中山並未知道黨政府的。孫中山死了，黨政府出現了。孫中山死在五卅之前，這一死是很象徵主義的。五卅前階級分化尚未如此明顯。表面上混沌一團的「聯合戰線」革命快要完了。代表這混沌一團的革命的孫中山，也必然要死了。即使他在那時肉身不死，他在政治上也許死於五卅之後。五卅之後，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革命運動，得著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總動員。民族資產階級大大的勇敢起來，它僅有的那一些些兒革命作用充其量的表演出來。它要踏在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頭上，來拿政權。於是黨政府便應運而生，——廣州的國民政府成立了。可是，群眾的頭也不是好踏的！當群眾推進國民黨左派，汪精衛等大唱其黨權，由國民黨中央委國民政府的時候，這一政府對於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確具有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作用，但是它對於豪紳、地主以至於資本家，卻是很脆弱的保障者，它不但沒有權力壓迫工農，它並且「放縱」工農的階級鬥爭。豪紳、地主反動起來。於是資產階級也動員了。它對豪紳、地主說：汪精衛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我來保護你。三月二十日政變及五月十五日的黨務整理案便出來了。民族資產階級以「黨權」抑制豪紳、地主階級的「軍權」之後（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之後），它進于建立自己的「軍權」（三月二十日）和奪到自己的「黨權」（五月十五日）的階段了。

　　於是國民黨的黨權是什麼呢？它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所能創造的。它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所創造的。五月十五日之後，客觀上中國革命繼續五卅運動急轉直下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在它開始「反革命作用」之後，卻還沒有完結。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革命力量正在發展膨脹。豪紳、地主階級在西山會議的政治發動之後，還只便宜了民族資產階級，還在受屈而抱怨（抱怨蔣介石太妥協：五月十五日的黨務整理案在他們眼光之中是「不徹底的，妥協的，無效驗的」，——劉蘆隱之《革命與反革命》）。西山會議，不過一般地主階級的政治意識罷了。而中國並沒有一般的，換言之，就是而論代表豪紳、並沒有總的整個兒的豪紳、地主階級。他們在五月十五日前後，汪精衛既去，張靜江[21]登臺的時候，左派中心分散之後，進一步對民族資產階級政權，來實行侵蝕。中國豪紳、地主階級有一個特性，就是他們的地方派別，以及許多種宗法封建關係的派別，是非常之多，他們只有在保持封建剝削的基礎：豪紳政權及土地的時候，能有一致共同的防禦的聯合戰線，當他們要反守為攻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新政權實行侵蝕，對於工農實行進攻的時候，他們內部立刻分散，各幹各的，甚至一面進攻工農，一面互相攻打。三月二十日前，廣州的國民政府對於豪紳、地主階級，客觀上有搖動他們的剝削政權之危險，所以他們的西山會議有一致的去汪反共的政綱。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之後，蔣介石的政權便沒有這種危險，所以他們又有各圖私利的「問題」了，於是某派聯蔣、某派反蔣的縱橫捭闔盛極一時。民族資產階級的黨權地位，並沒有鞏固。工農固然反對三月二十日後的蔣介石，小資產階級經過許多動搖，在群眾的高壓之下，也是反對蔣介石。甚至資產階級的某種部分（例如南洋煙草公司[22]，簡琴石[23]等），也還不承認他們的領袖的策略是對的，也不滿意。豪紳、地主階級性的軍隊長官正在開始嫉妒蔣介石的地位（當時的所謂二、三、六及四軍的一部分），五月十五日後不久，迎汪運動便已開始。國民黨左派在經過一度打擊而散亂之後，重新團聚形成起來，此後的所謂左派，當然是很明顯的與蔣對立而言的了。

　　於是「黨權」運動的意義為之一變。蔣介石的黨權始終是穩定不來。它——民族資產階級急於要保障他們的領導權，它不能用政綱，用黨的形式取得大多數，它只有儘量的提高軍權，它不須以北伐來取得總司令。「黨權」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的時候，開始成為左派與蔣介石的政權相對抗的東西。

　　北伐從七月一日宣言，七月底蔣介石出發，十月十日佔領武漢，這時間「民族資產階級還和左派與共產黨結合聯合戰線，因為如果沒有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之有力的贊助，便沒有聯合作戰的可能」（《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社論《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之任務》）。民族資產階級在這期間顯然是抱著軍事的進取政策，企圖在北伐過程之中，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和軍事力量，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閥，在這革命偉大的進展時期，崩裂成無數部分，各自尋求自己的地盤，他們之中有些附合到左派方面來。——北伐之中左派所以得大量的發展，是因為湘、鄂、贛以及江、浙的工農民眾革命勢力極廣大的發動，這種初期的民眾運動，對於奪取北方軍閥地盤的豪紳、地主階級，看來是可以利用的，尤其是唐生智。

　　國民黨左派的黨權運動，曾經有一個時期，蔣介石未打入上海以前，得到極大的發展，同時也是光怪陸離的發展：許多種軍事衝突及民眾勢力的膨脹，逼使各種各派的軍隊（唐生智、譚延闓、程潛、朱培德、張發奎甚至李宗仁），都離開蔣介石而團集于左派的政府與中央之「聯席會議」的周圍，至少也取徘徊猶豫的態度；蔣介石是處於孤立，或將近於孤立的地位。那時民眾運動的勢力迅速的發展，革命在急劇的前進。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已經成為事實。當時的主要口號是「一切權力屬黨——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昏庸老朽」。同時以國民黨黨權為中心的革命發展，是在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旗幟之下，可是這旗幟之外，還有從廣東帶出來的新旗幟：「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汙吏」，這是革命進到土地革命的實際行動之第一步。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閥，唐生智等，甚至於連這種口號都還可以接受，徐謙[24]等左派領袖，在湖北省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一月）也敢說：多打倒一個土豪劣紳，就是多做一份國民革命的工作。為什麼如此？因為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在「黨權」之下是無所謂的。一則，中國革命本是「以土豪劣紳打倒土豪劣紳」開始的；二則，打倒的是劣紳並非整個的紳士閥，並不是要平民起來根本消滅封建的士紳閥；三則，進黨的「正紳」可以用黨權的名義保持原有的地位，或者打倒「在朝」的劣紳；四則，甚至可以利用「黨權」限制農民、工人的階級鬥爭。

　　左派領袖，是可以容忍，並且想利用這些口號的。中國根本沒有民權的小資產階級，但是黨權的小資產階級是可以找得出很多的。當時工農小資產階級左派聯盟，在民族資產階級亟亟背叛革命的陰謀的時候，確是在進攻蔣介石，雖然在內部有很多矛盾、動搖和猶豫，國民黨聯盟的勢力如何擴大，只要看右派至今尚如何的誣衊毒罵、切齒痛恨，便可以知道了（參看《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劉蘆隱的《革命與反革命》第十四頁至第十五頁）。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正當一三漢口租界案[25]之時，蔣介石在南昌發電給武漢中央，提出中央及政府遷都南昌的要求。這已經是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起點。那時，左派領袖還保持著革命的陣線，武漢中央在二月中發《黨務宣傳要點》：（一）一切權力屬黨，（二）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統一指導機關），（三）掃除封建勢力（反對個人領袖及英雄思想），（四）迎汪複職，（五）開第三次中央大會，（六）打倒昏庸老朽（張靜江等）。三月十日左派的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便開成了。雖然事前經過很多的對蔣邀請，但是蔣介石是拒絕出席這次會議，這次會議無論是推舉了蔣介石加入政府和軍事委員會，而實際上的反蔣是很明顯的。這次會議是國民黨空前未有的左傾，共產黨員加入國民政府也在這次會議。但是左派之空前未有的左傾，同時也是左傾到了頂點，這就是說：到了頂點，而過一步，就要……了。

　　【注】

　　[21]張靜江，浙江吳興人。1906年加入同盟會。1914年任中華革命党財政部部長。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任中央執行委員，1926年5月在廣州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7月辭職由蔣介石繼任，因蔣介石北伐，又暫代主席職。

　　[22]南洋煙草公司，即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僑資經營的機制捲煙企業。1905年由旅日華僑簡照南、簡玉階在香港創立。1916年在上海設廠，後改為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機搆遍設國內及東南亞各大城市。1927年後，由於中外捲煙業競爭加劇，該公司備受英美煙公司壓迫，業務衰退。

　　[23]簡琴石，廣東番禺人。曾任廣東參議會參議員、廣東省土地廳廳長，國民政府參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商民部部長等。

　　[24]徐謙，安徽歙縣人。曾任清政府法部主事。1912年8月任國民黨本部參議。1916年9月任段祺瑞內閣司法次長。1917年7月參加護法，任大元帥府秘書長。1920年後奉孫中山之命，負責聯繫馮玉祥。1926年國民黨二大，任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任中央常委，國民政府常委。

　　[25]即漢口一三慘案。1927年1月3日，中央軍政學校宣傳隊在漢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漢關講演。英租界當局調集大批水兵登陸挑釁，用刺刀刺殺中國海員一人，刺傷三十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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