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二節國民黨問題及革命鬥爭的方法

第二節國民黨問題及革命鬥爭的方法(1)

　　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動與發展，在極複雜的階級關係之中，在極迅速發展的階段之中，——亦就是階級結合形勢的急劇轉瞬的變易之中，都和國民黨問題有密切的關係。

　　國民黨問題是什麼問題呢？它實在有兩重的意義：一是各階級結合的方式，一是國民革命的政權方式。

　　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之後，早已崩潰瓦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會[7]——國民黨，在革命「成功」之後，大部分腐化，投降袁世凱，投降種種軍閥。辛亥革命時的革命動力之一，華僑式商業資產階級已經買辦化。他們當時在國民黨中是右派的代表，他們當初還希望袁世凱總統之下的責任內閣；隨後，簡直變成豬仔議員、軍閥走狗，如吳景濂[8]等。就是這老國民黨之中的左派孫中山等，也只是想憑藉小軍閥的武力，去打倒北洋軍閥，他們和群眾不能發生關係。中國的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根本上的社會內容，是農民的土地革命，但是孫中山只有改良主義式的平均地權的空政綱，而且當時還藏在口袋裡不敢拿出來。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不是代表民眾爭政權，——中國國會制度迅速破產之後，他是沒有出路，只有護法的口號。至於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任務，孫中山那時也除富國強兵，爭些「國際平等地位」之外，絲毫不敢有什麼主張，反而在未得政權之前，先就百口應承的對帝國主義發出「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預約券。他那時已經是懦弱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國民黨早已是不存在了。所以五四運動期間，我們看見中國國民黨完全不起作用。

　　國民黨的複生，導源於五四運動期間，國民黨領袖中一部分的「左傾」；然而國民黨真正改組，始終等到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贊助方才見於事實。這一過程，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發動起來，一般平民小資產階級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進展，而結成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之新的國民黨（一九二四年改組的國民黨）。

　　新國民黨是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表現，是事實上聯合戰線的反映。這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就是代表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政綱，確是接受了反帝國主義的口號；當時國民黨的政策是聯合蘇聯；工農組織及鬥爭的發展，也開始得著相當的自由；一九二四年勃興的反帝國主義宣傳和馮玉祥政變[9]，以及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都在國民黨的聯合戰線之中發展出來。國民黨當時的確是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政治組織。孫中山赤化和馮玉祥赤化的名聲，也在這一時期喧囂於帝國主義者之口。

　　當時革命戰線之中，固然民族資產階級是參加的，是贊助的。但是我們應當注意一件事：國民黨組織成分之中，自然遺留著辛亥革命以來已經朽腐的成分。國民黨之中，不但有民族資產階級，並且有買辦階級，——華僑商業資產階級買辦化的成分。所以一開始改組，國民黨內便有少數右派馮自由等反共的老前輩，起來反對。這種鬥爭事實上繼續到消滅劉震寰、楊希閔的戰爭。五卅之前，孫中山死後的第一次中央會議上（廣州，一九二五年五月），戴季陶、沈玄廬[10]等已經起來提出所謂國民黨的最高原則——反對階級鬥爭，這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戴季陶主義的發端。

　　自此以後，國民黨內反對改組的右派表面上消滅，而承認改組，同時要求控制共產派的新右派之鬥爭已經開始。五卅之後，戴季陶主義便公開的發動，孫文主義學會[11]組織起來，黃埔軍官學校的右派形成起來。國民黨的右派中央委員在西山開會，以廖仲愷被殺案[12]後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與省港罷工開始時之左傾政策，為反對目標，這西山會議便在戴季陶主義的旗幟之下，進行反共的鬥爭。說起西山會議派，這是中國革命中階級背景最複雜的反映，尤其它和戴季陶派的關係。中國革命之中，在它最初的一階段，不但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並且有豪紳、地主階級的「參加」。當時中國社會中革命與反革命的對壘：一方面是孫中山的廣州政府，一方面是北洋軍閥的政府。但是廣州政府影響之下的勢力，實在有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隊，而且所謂革命的政權，事實上建築在這些軍隊之上（從楊、劉[13]一直到馮玉祥），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分，有小資產階級的成分，也有無產階級、農民的成分。這一「革命聯盟」之內，早已在這個時候發生內部的鬥爭，爭領導權的鬥爭。革命聯盟國民黨內爭領導權的鬥爭，就表現於爭國民黨的指導權。當時鬥爭的分野，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汪精衛等）與新右派之爭。當時的右派是什麼？它是民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但是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只很小心、很謹慎的發動自己的鬥爭。而豪紳、地主階級已經不能再等待了，他們的政策略笨些，他們的西山會議甚至逼得戴季陶也不得不退席了。話要退回去說一說，曾經有一個時期（孫中山未死的時期直到楊、劉戰爭），民族資產階級也在「左派」之內；我們大家記得：戴季陶曾經算做左派，汪、蔣二字在廖案時期直到三月二十日政變是同寫在左派的題名錄之上。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左派」，這是什麼意義？這句話，在現在看來，與「豪紳、地主階級參加革命」是同樣的可怪。但是事實如此，並且絲毫也不足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只有這種畸形的途徑：帝國主義使豪紳、地主商業化，保持這一階級在封建剝削的階段上，加強地方市場的「發展」，經過它吸取中國農民的膏血。中國工業，所以始終只有如此可憐的狀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始終沒有完全的經濟上、政治上的獨立作用。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與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如此的混淆糾纏，成為「漆黑一團」的糊塗賬。但在五四運動之前，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尤其是南方廣東等處的，便「參加」革命了。為什麼？因為他們雖是封建性的階級，但同時已經是很資產化的階級。他們——地方性的商業豪紳階級，利用急劇破產失業的農民（土匪）之雇傭軍隊，擴張了自己的政權；他們再不能像前清時代一樣，俯首于貴族大地主的商業資本的統治之下，他們要反抗北洋軍閥——純全買辦化的士紳貴族階級；他們即使不能立刻取北京政府的賣國資格而代之，至少也要割據一方，要求帝國主義御賜的剝削農民權之一部分，要求分潤帝國主義給與北洋軍閥賣國賞金之一部分（例如列強承認北京政府，所以將「關餘」給它，那時廣州政府便說，至少我也要一份，——「請把粵洲關的給我罷」）。豪紳、地主階級是如此這般「革命」的，當然客觀上當時廣州孫大元帥政府也是負著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注意，這是孫大元帥政府——北京政變後的馮玉祥在內——並非國民政府）。五四到五卅時期中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如此的形式之中。豪紳商業階級在這革命政府之中，握有實際的政權——軍事形式的政權。當初民族資產階級是等於不存在（五四之前），直到五四之後，民族資產階級才漸漸抬起頭來。國民黨改組是在五四之後，學生、工人群眾的革命運動的結果，是革命勢力——民眾的革命勢力的集合。那時資產階級漸漸的覺到自己的力量。尤其五卅之後，民眾革命行動大爆發，共產黨獨立的組織與發動大大開展，於是民族資產階級更勇敢了，公開的參加革命。它同時感覺著兩件「新玩意兒」，以前所沒有的玩意兒：一是它可以利用民眾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爭取革命領導權了；二是民眾尤其工人階級的獨立行動和組織，對於它太危險了。這是矛盾的兩件玩意兒，但是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八字」矛盾，命中註定的矛盾。當民族資產階級，只估計自己的力量，它是太弱了，同時它又不願意無產階級及群眾的革命力量覺醒起來；然而等到它看見已經有組織好的革命力量，可以利用來反對帝國主義，而它就更加勇敢了，敢於提出更加堅決的要求了（魯易[14]：《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關於民族問題的演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到五卅前後是怎樣的勇敢起來呢？它與豪紳地主的商業階級分化已經比較明顯了，它一開始便比較勇敢的贊成國民黨改組。為什麼？因為它要取得國民黨軍隊的領導權，它模糊的懂得可以利用黨權「來支配軍權」。黃埔軍官學校的作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是如此的，軍隊中的黨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亦是如此的。三月二十日[15]以前國民黨改組以後，汪、蔣國民政府時期，民族資產階級與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若即若離的聯合，其意義正是它為取得軍隊起見，要利用種種「赤化政策」與豪紳、地主的商業階級爭軍隊的領導權，同時，也就是與工農小資產階級爭國民黨領導權之準備，民族資產階級是如此這般的「參加」左派的。在這時期之中，若即若離的聯合，最明顯的表現於西山會議派的聯蔣倒汪的政策。西山會議時期（中山死後至三月二十日）的形勢是：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造成一部分兵力，在兩次肅清東江[16]之後，蔣介石的地位提高起來，當時在他面前有兩個嚴重問題：一是五卅後粵港罷工的極偉大的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二是廣東已經開始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民族資產階級當時對於反帝國主義是贊助的，是要利用的；對於土地革命是反對的。即使當時事實上土地革命方才開始，形勢並不緊張，還只有農民運動，而沒有直接提到土地問題，至多還是農民與豪紳開始爭奪地方上的實際政權，那麼，民族資產階級對於這種農民運動是「中立」的，然而提到土地問題的本身，它便不能不堅決的反對了。「汪精衛於民國十四年六月沙基慘案[17]後，在廣東對鮑羅廷十二分不承意旨的時候，鮑羅廷叫汪精衛起草一篇主張用土地革命政策的議案……後來幸而被戴季陶先生等打銷了。」——（《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劉蘆隱的《革命與反革命》）而豪紳、地主階級呢？對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不同的：一、對於反對帝國主義運動，實際是反對的，即使在五卅時期革命形勢洶湧，他們不敢直接反對，那麼，至少也是怠工或中立的。——廖仲愷的被刺，至少是西山會議一類的人所幸災樂禍的。粵港罷工時檢查英貨、巡查口岸是工人糾察隊，不是國民政府的軍隊（他們甚至偷運，破壞罷工），至多只有蔣介石的黃埔學生軍，偶然參加這種反帝國主義鬥爭。二、對於一切農民運動都是極端的反對。這不用什麼詳細解釋。總之，廣東國民政府時期，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國民黨第二次大會，是民族資產階級拿著自己的妥協政策如「單獨對英」、「希望日本人回東方來」等等口號，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它一開始便站在革命與反革命的交界點。它對於豪紳、地主階級已經漸漸開始變更策略：以前它曾經參加左派，藉以反對孫大元帥[18]的舊部——黃埔以前的「革命軍隊」，現在它自己有了軍隊，但是力量還不夠，它可以並且必須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利用豪紳、地主階級的勢力，以逐漸團結將來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聯盟。它在當時固然還是動搖猶豫于兩方勢力之間；一方面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浪潮，另方面是豪紳、地主階級的反革命的開始。戴季陶出席西山會議，隨又偷偷的退席，這件事是當時民族資產階級的寫真。然而客觀上說來，聯蔣倒汪的策略，顯然是豪紳、地主階級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薄弱，利用它不能獨立克服它所願意抑制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勢力與左傾政策，而來勾結它，奉承它，擁護它做右派與左派爭國民黨領導權的領袖。民族資產階級以爭軍隊的手段，爭取豪紳、地主階級式的新軍閥在孫大元帥政府中之實際政權。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應當如此說明。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黨權」將近完成這一鬥爭。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獨沒有獨力反革命的力量，並也沒有獨力革命的力量呵！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廖案以來的革命左傾政策，都在無產階級以至農民群眾鬥爭大發展的背景之上。這時代民族資產階級是借著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打擊豪紳階級。革命的發展，使領導權日益落到工農小資產階級方面來，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聯盟之中日益感覺到：自己所利用的群眾力量及國民黨的「黨權」快來利用自己了。所以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事實上已經是汪精衛的領導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已經達到頂點了。這時候西山會議開過了，右派要求開除汪精衛，同時已對蔣介石說過：你被利用了！當然，那時帝國主義的勸告和警告也很厲害了。聯蔣倒汪和「優秀華人」的讚賞是同時並進的。於是民族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階級一度分化，一度爭奪軍權之後，急於要轉變而為聯合豪紳、地主階級，洗刷自己身上的赤化，而與無產階級爭領導權。確言之，便是更進一步的「取得」小資產階級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三月二十日政變便在這基礎上發生了。它是如何的取得小資產階級的呢？它是否以「對小資產階級讓步以鞏固聯合戰線為政策」呢？不是的！它在這種問題上，並不犯著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它以打擊小資產階級的手段去取得小資產階級呵。三月二十日之後，甘乃光、陳公博等左派紛紛投降蔣介石和李濟深，汪精衛是臨陣脫逃，是被驅逐了，或者是「病」了。蔣介石雖然很久的抑制西山會議派，但是他的三月二十日政變，在政治上是得著西山會議派以及戴季陶、葉楚傖[19]、邵元沖[20]、孫科等的助力。民族資產階級開始革命，是必須得著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力量，甚至於短期間聽它們的領導，聽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蔣介石那時曾經說：聽鮑羅廷的話，就等於聽總理的話）。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反革命，也是不能缺少豪紳、地主階級的助力以至於領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將它變成了反革命的領導權，隨後便自然要將這領導權還給豪紳、地主階級。這一過程便是從三月二十日直到「寧漢合作」後的中央特別委員會之過程。

　　【注】

　　[7]同盟會，即中國革命同盟會，是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在孫中山領導下，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聯合組成。主張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實行三民主義，進行了廣泛的革命鬥爭。辛亥革命後，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8]吳景濂，奉天寧遠（今遼寧興城）人。1912年1月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4月任北京臨時參議院議長。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 年5月被選為眾議院議長，8月任廣州護法國會眾議院議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又在北京任眾議院議長。1923年10月，參與曹錕賄選總統。

　　[9]馮玉祥政變，即北京政變。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在熱河方面的直系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於23日將所部由前線秘密開進北京，包圍總統府，軟禁曹錕，接管北京全城防務。後又驅逐清廢帝溥儀出故宮；同時致電孫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國是。但在張作霖壓迫下，又成立了段祺瑞臨時執政府。

　　[10]沈玄廬，浙江蕭山人。早年參加同盟會。1919年6月與戴季陶在上海創刊《星期評論》。曾加入中共，不久脫離。後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11月參加西山會議派。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曾任浙江清党委員會主任委員。

　　[11]孫文主義學會，1925年4月由黃埔軍校的右派分子賀衷寒、繆斌等發起組織，進行反共活動。4月20日宣佈解散。

　　[12]廖仲愷被殺案，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偕夫人在中央黨部門口下車時，突遭暴徒槍擊，廖身中四彈犧牲。主謀此次暗殺的是國民黨右派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

　　[13]楊、劉，即楊希閔、劉震寰。

　　[14]魯易，今譯羅易（Manabendra Nath Roy），印度人。1924年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和主席團候補委員。1926年參與起草《中國問題決議案》。同年底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華。1927年4月參加中共五大，並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為夏鬥寅叛變告民眾書》等文件。6月5日，向汪精衛出示共產國際「五月指示電」，被汪作為反共的把柄。7月被召回莫斯科。

　　[15]指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的1926年3月20日。

　　[16]兩次肅清東江，即廣州政府為討伐盤踞廣東東江的軍閥陳炯明，而於1925年2月至6月、10月至11月初發起的兩次東征。

　　[17]沙基慘案，1925年6月21日，為支援五卅運動，廣州沙面租界的中國工人舉行罷工。6月23日，罷工工人、農民、黃埔學生軍等十萬人在廣州舉行遊行示威。當遊行隊伍路過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時，英國水兵、巡捕突用機槍掃射，當場打死五十餘人，打傷一百七十餘人。

　　[18]孫大元帥，即孫中山。1923年2月，孫中山在廣州建立與北洋政府對立的軍政機關廣州大元帥府，並就任陸海軍大元帥，故名。

　　[19]葉楚傖，江蘇吳縣人。早年加入同盟會。曾任《民國日報》總編輯、國民黨中宣部部長、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任中央執行委員兼上海執行部青年部部長、婦女部部長。1925年11月，曾出席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的西山會議派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

　　[20]邵元沖，浙江山陰（會紹興）人。早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回國，任上海《民國新聞》總編輯。1919年赴美國留學。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任中央委員，中央常委。1925年11月參加西山會議派。1926年3月，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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