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中國革命的性質與階段(2)

第一節中國革命的性質與階段(2)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它的性質正在它的急劇進展之各階段裡明白表現出來。中國革命的階段，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過程。

　　中國辛亥革命[4]失敗之後，于歐戰期間開始第二個革命浪潮（五四運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群眾逐漸的積極起來；同時，中國無產階級也躍登政治舞臺。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是革命前夜的時期。這一時期之中，中國社會中之各階級都在團結組織自己的力量，但是，當時無產階級已經處於革命先鋒的地位；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雖然早已開始於五四運動，可是引導這一運動到真正革命的道路：和蘇聯革命及世界無產階級聯合，拋棄與某一強國親善以反對別一強國（親美排日）的策略，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及關稅自主等的要求，揭破美國帝國主義的欺騙、軟化政策的，——始終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罷工和種種鬥爭，也在這時期中大大的發展起來。中國革命是以無產階級為骨幹而發展出來的：這一事實，無論何人都不能否認。國民黨的改組，國民革命軍的改造，抵貨、罷工鬥爭的劇烈，廣東農民協會的開始組織與鬥爭，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和國民會議的要求之提出——總之，一般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運動——都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做先鋒的。

　　五卅運動的爆發，便將前此積聚團結的一切革命力量，匯合而奮發起來。說五卅運動是中國革命的開始，決沒有什麼誇大的。五卅之後，中國革命便急劇的進展，中國的階級鬥爭劇烈起來，中國革命中階級分化的過程也像迅雷閃電似的開展，中間經過廣東國民政府[5]的成立，五卅上海的總同盟罷工，廣東十六個月的省港罷工，國民政府的北伐，上海無產階級的暴動，武漢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對立，蔣介石、李濟深的滬、粵反動，汪精衛、唐生智的武漢叛變，八一的南昌暴動，直到一九二七年廣州的十二月暴動。中國革命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過程，是由一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進於革命戰爭的北伐，進於推翻中國一切的封建餘孽的土地革命。無產階級在這過程中的作用，正是聯合戰線中最先進、最勇猛、最徹底的革命階級，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力爭領導中國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實行徹底的土地制度的變革，取得民權革命的完全勝利，而使它進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就在無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背景裡，顯然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五卅運動到廣東北伐達到揚子江流域時期。這一時期中的革命動力，仍然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不過要注意的便是：五卅運動一開始，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就實行它的妥協政策及出賣無產階級的策略，就發現戴季陶主義與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變。國民革命之中，雖還說不上階級分裂，但是已經有日益明顯的階級分化的過程。資產階級已經開始它的「帝國主義之下的立憲主義」策略。什麼叫做帝國主義之下的立憲主義呢？這一「帝國立憲主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要利用中國無產階級及勞動群眾的革命勢力，來求得中國資本家的地位，向帝國主義要求讓步；中國資產階級利用五卅時期的群眾運動，希望在關稅會議、法權會議、上海租界的華董問題上，得到帝國主義方面的某種讓步。總之，這一階段之中，中國資產階級雖然還反對帝國主義，但它並不要求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完全推翻，它只求帝國主義方面的某種讓步（例如關稅自主），它已經準備著和帝國主義妥協，而共同來壓迫工人階級的鬥爭。

　　北伐的革命戰爭，雖然客觀上民族資產階級是拿著武器與帝國主義工具作戰，但是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同樣是「帝國立憲主義」的目的，它是想借此一面擴充自己的兵力以壓迫工農，一面取北洋軍閥而代之，以求得與帝國主義和平修改條約之資格（中央政府）。同時，在這一階段中，中國的農民運動已經開始迅速的發展。——從河南的紅槍會運動到廣東的農民協會運動，已經含著爭取政權的意義：在那個時候，海豐的農民便叫出「國民黨死了，爛得臭了，我們要農民政府。」——這便是平民已經起來要推翻豪紳政權的象徵。一九二六年湖南以至湖北農民運動的發展，更進於偉大的劇烈的農村鬥爭，與當地工人勞動者的鬥爭，同時並進，已經開始將土地問題直接提到革命的議事日程上。這時期中便更加明顯的暴露中國資產階級的第一特性：它一開始便站在反對土地革命的方面，它不但是與豪紳、地主階級「妥協」，它簡直是領導豪紳、地主階級反對農民的鬥爭。聯合戰線的破裂，可以說是在這一聯合戰線開始行動的時候，便已經發生了。

　　第二階段，是從國民革命軍到達武漢，到武漢汪精衛反動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革命聯合戰線，就是所謂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蔣介石派的叛變，是在帝國主義威脅利誘之下，在豪紳、地主階級的新軍閥推動之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反革命運動。中國資產階級的特性，在於它經濟發展上的薄弱，它雖然在五卅運動前後已經略為與買辦階級分化，但是，它和半封建性的豪紳商業階級，仍舊是混合的：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實在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一九二七年四月叛變之中，蔣介石與李濟深代表這兩個階級的混合戰線：民族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階級的混合戰線，反對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同時，我們還應當注意兩件事：一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薄弱，使一般店東小資產階級以及種種中等階級，和它相聯絡而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店東等等）。實在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二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如此薄弱的狀態之下，它沒有全國範圍的階級力量，尤其是豪紳、地主階級帶著極濃厚的地方色彩，內部分著許多派別。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破裂聯合戰線的時候，那豪紳、地主階級內部各派各系之互鬥，也在寧、漢分裂鬥爭的掩護之下，雙方搖著新式的旗幟進行。因此，當時南京所形成的反革命中心，是以民族資產階級做領導，結合東南的豪紳、地主階級，複以革命的口頭禪及種種虛偽欺騙政策，對外抗爭的激昂態度（僅僅態度而已）等等，去征服上海暴動期間革命熱情正衝動的小資產階級，以進攻無產階級及農民的革命鬥爭。同時，當時武漢所形成的革命中心，應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形成，應當在劇烈鬥爭的過程之中去提高並保障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去抑制以至排除武漢內部的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勢力，而力爭民權獨裁之實現。寧、漢的分裂，並沒有判然分明的使武漢之中立刻實現純粹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事實上也不會如此）。當時的武漢之中，不但有資產階級的勢力，並且豪紳、地主階級還握有極大的權力。武漢內部的鬥爭，和武漢與南京的鬥爭，有同樣的社會內容，就是工農的徹底的民權革命與豪紳、資產階級的背叛革命相鬥。武漢內部的分化，在武漢政府尚未完全成功的時候，便已經開始。武漢領袖在當時，真是「所能見到的，只是貴戚太多了。他們的朋友，他們在企業界的親戚，以及據有土地的豪紳，都對他們警告。這使懦弱的他們發生了恐懼。」（美國NATION週報，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號。）反對蔣介石、李濟深的唐生智軍隊，湖南的豪紳、地主階級的勢力，同時對工農進攻，勾結湖北的資產階級之孫科等等也向工農進攻，他們的背後有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封鎖政策督促著。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店東小資產階級，是在資產階級率領之下而恐懼動搖。當時就是共產黨的中央以及地方指導機關，也跟著小資產階級動搖，——這是我們必要公開承認的。其結果不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之廣大的熱烈的鬥爭，領導小資產階級去實行革命，而是小資產階級要領導無產階級去制止農民的鬥爭，去停滯革命，以至於出賣革命。這是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實現？當然不是的。這一聯盟是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以及共產黨機會主義的指導機關的妥協而惡化了，而喪失其革命性了。武漢政府的反動，武漢革命中心的消失，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而動搖，當然是革命暫時失敗的又一表現。小資產階級的店東，他們怕革命，比怕反革命還要來得厲害，他們夢想著、祈禱著「資本統一戰線」的勝利，以反對手工工人、店員的進攻。這一類的中等階級同時就是「小地主」，就是依賴封建式的剝削方式以維持的階級，他們反對土地革命。

　　第三階段，就是國、共完全分裂，南昌八一暴動，一直到現在。這一時期的開始，雖然表面上是革命的武漢中心消失及革命遭著第二次的打擊；但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國際無產階級的指示之下開始肅清內部的機會主義，堅決的去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去領導農民群眾的暴動。南昌的八一暴動及湘、鄂、贛、粵的農民暴動，共產黨與武漢國民黨中央的破裂，更使中國智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官業的智識階級，或者說時髦些，委員業、幹事業的智識階級，離開工農的革命。所謂左派國民黨，於是，更消失了它的基礎。但是，革命戰線雖然是縮小，革命主要動力的兩階級——工人和農民的群眾得著更廣大、更深入的發展。工農群眾在這一階段之上，一直發動到極偏僻的窮鄉僻壤之中。如果向來認為共產黨專利的反帝國主義口號，在五卅以後很迅速的普遍到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工人更不用說），成了市儈、小販的街談巷議，編成上海灘上的小唱，成了一般學生、智識分子所謂青年的天經地義；那末，不久以前還認為是共產黨內「左傾派」的土地革命口號，在武漢反動之後，也很快的變成一般工農群眾的口號，極廣大的散佈出去，隨著自發的一般農民暴動而普及到極廣大的農民之中，一直波及到兵士的群眾。現時的世界，簡直完全改樣了。不但蔣介石、李濟深的國民黨，不但汪精衛、張發奎的國民黨，在工農群眾之中的信仰完全喪失，甚至「真正國民黨左派」，或者「國民黨的真正左派」，在工農、貧民群眾之中的信仰也日益喪失淨盡。五卅以前，「學生子」這個字在工人以及農民之中，差不多等於「革命黨」，工農是歡迎的，往往自己來請他們去領導的。武漢反動前後，不但普通的「學生子」，不但國民黨的「純潔青年」，甚至於稱為共產黨的「學生子」（機會主義的共產黨員——國民黨的真正左派），也已經在群眾之中喪失信仰。農民群眾遇見這些不堅決的「領導者」，甚至要槍斃他們（廣東某縣）；工人群眾對於這些不領導工人鬥爭的「領導者」，也拿著切菜刀追著殺（唐山）。這是工農革命勢力中間的過程。同時，忠實同志的正式的國民黨，在武漢清党、汪精衛派受唐生智利用以為驅共工具之後，再當一次「反共倒蔣」的工具，唐生智派與廣西派軍閥雙方夾攻蔣介石的工具，不久，蔣介石去後，唐生智和廣西派衝突，汪精衛不能不同著張、黃[6]逃回廣州，蔣介石派又能利用汪精衛來反對廣西派軍閥及西山會議派政客之中央特別委員會。廣州暴動之中，汪精衛派完全消滅，完全投降蔣介石，而蔣介石的總司令與南京政府的主席成功，再伏下蔣、桂兩系混戰的禍根。這期中湘、鄂的寧漢戰爭，廣東的張、黃戰爭，及國民黨內的種種複雜的糾紛，都只是表現豪紳、資產階級逐步背叛完成反革命事業之後，內部的矛盾衝突更加激進，受著各地農民暴動的打擊，兵士群眾的動搖，尤其是廣州蘇維埃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暴動，他們的統治十分的不能穩定。國民黨軍閥以前在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聯合戰線的國民革命之中，曾經用「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來號召，他們的軍力客觀上還是代表革命勢力向北洋軍閥進攻。現在，一切革命勢力都和國民黨軍閥處於絕對敵視的地位，他們只想用「在帝國主義之前爭寵」的手段，去和北洋軍閥比賽，他們完全投降帝國主義。蔣介石的親日論越唱越高，李濟深更公開的親英。最近半年以來的局勢，很明顯的是：最初小資產階級恐慌動搖，懼怕共產黨的革命方法，而幻想著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改良方法，能夠稍稍解放中國，稍稍改善「民生」……而隨後這些幻想很快的煙消雲散：國民黨公開賣國、混戰之下的苛捐雜稅，財政紊亂，一切政治自由完全剝奪，不用說工農兵士受著極大量的屠殺，就是小資產階級也並沒有因為「取消共產時代勞資條件」而能發財，只有日益破產、窮困。總之，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絲毫也不能解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但不能領導土地革命，並且也不能實現它的「帝國立憲主義」的絲毫（如修改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等等）。一般農民群眾固然是繼續著發展暴動，建立地方蘇維埃的政權；大城市工人階級在國民黨軍閥壓迫摧殘之下，正在團結集中自己的力量，準備領導農民、兵士的暴動，而完成革命任務較大範圍內的勝利；就是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也已經開始動搖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一般的不滿於現狀，承認國民黨「腐化、妥協、保守、自私、只有不兌現之三民主義」，更是極普遍之現象，而且是極普通的現象（我故意舉上海新出的《中國公論》——一九二八年三月——偶然的材料）。

　　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顯然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到底，保障已得的對於農民的領導權，徹底完成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創立工農民權獨裁制（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的方式，是最容易、最便利於轉到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只有這樣才能于帝國主義之下解放中國。

　　【注】

　　[4]辛亥革命，指1911年（辛亥年）推翻清政府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5]廣東國民政府，1925年7月由國民黨在廣州建立。主張國民革命，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926年10月，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國民黨中央和廣州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並停止在廣州辦公。

　　[6]張、黃，即張發奎、黃琪翔。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