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一節中國革命的性質與階段

第一節中國革命的性質與階段(1)

　　第一章中國革命領導權之爭

　　第一節中國革命的性質與階段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的大革命，顯然有極大的世界歷史的意義。中國的國民革命，經過國民黨逐步的叛變，遭著歷次的失敗，它現在是進于更高階段的發展，進於蘇維埃的革命，引起更多更廣的工農兵士群眾的奮鬥，使階級鬥爭的形勢更加明顯而劇烈。這兩年中，中國革命的過程和中國革命之中階級關係的變更，都是我們所應當研究的。

　　中國革命究竟是什麼樣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主義革命呢，還是無產階級性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一問題的答案，決不能是因循的。機會主義派的要求，正在于他們要利用「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而斷定中國的領導權應當屬之於國民黨（等於資產階級）；或者像托洛茨基[1]似的，要故意的「左傾」，說中國沒有封建制度，中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而口頭上斷定革命的領導權天然是屬無產階級（因而輕視中國的農民土地革命）。所以，只有機會主義派才能武斷的要求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之機械的答案：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或者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事實上，中國革命的性質，並不是簡單的民權主義革命，主要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而以徹底的土地革命為其社會的內容，有確定的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

　　同時，中國革命發生於俄國十月革命[2]之後，發生於世界革命已經開始的時代；如果我們對中國革命隔離著來看，那麼，「自然並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中國革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暴動戰爭一樣，「這些很多的殖民地暴動，並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暴動，而且部分的是小資產階級以及激進派資產階級的暴動……。這些運動大多數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然而這些過程無論如何不能隔離著來看。在世界的歷史過程之中，這些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反對世界資本的鬥爭之指導權，在世界無產階級的手裡，而無產階級領導起其他階級，因此，他們的運動亦就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布哈林[3]：《一九二四年六月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黨綱問題的報告》）。中國革命，所以一開始便是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之組成部分；它的目標自然不能不是列強帝國主義的統治。

　　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在這一意義上當然可以得著兩方面的結論：第一，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經濟與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相鬥，中國的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初期是幫助並且參加革命的；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也就在這種對外的經濟鬥爭裡表現出來。第二，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與世界無產階級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是在同一個世界革命的營壘之中，是在第三國際的指導之下；中國革命發展的前途，除非是不勝的，否則必然是非資本主義的，是趨向于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

　　再則，中國式的豪紳、軍閥封建制度，是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主要基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在中國境內開設工廠，佈置了網一般的收買原料的買辦制度，輸入多量的工業製造的日常必需品，……這種經濟侵略，使中國經濟落後而不能發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成為反封建的勢力，它多份是與封建的豪紳、地主經濟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帝國主義帶著資本主義式的貿易，侵入中國的農村；這種現象只是使中國的豪紳、地主更加商人化，更加重剝削，去做帝國主義壓榨中國農民汗血的中介，同時也就做軍閥統治的支柱（托洛茨基的反對派說，中國只有商業資產階級侵入農村，而並無封建式的地主制度，這完全是不對的；他們所見的，恰好與事實相反：中國並非單純的商業資產階級侵入農村去購買土地重利盤剝，恰好是地主、豪紳階級在帝國主義的商業侵入與經濟壓迫之下，只能半資本主義化，而不能不維持中世紀的剝削制度，而且不能不日益加重這種剝削的過程）。所以中國革命對象的目標，不但是政治上推翻軍閥制度，而且必須徹底的實行土地革命，必須徹底的肅清封建制度的一切殘餘：地方上的豪紳統治，地主階級的私有土地等等。本來「用不著絲毫懷疑的，——一切民族主義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因為落後國家的主要群眾，都是農民，而農民正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之代表。如果說無產階級的政黨……對於農民運動沒有一定的態度，不去在事實上贊助這種運動，而能在這些落後國家之中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及政策，——那簡直是烏托邦的幻想。」（列寧：《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對於民族問題的報告》）。而在中國的革命，則一切具體的客觀形勢，尤其明顯的表明：中國革命的社會內容，必然要是徹底的土地革命。

　　中國的革命是土地革命，——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亦可以得著兩方面的結論：第一，中國革命的發展進到土地革命的開始時期，才算正是民權主義革命的開展；徹底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紳、地主階級、軍閥的統治，肅清一切封建餘孽，亦就是更進一步的掃除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支柱（比爭得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更進一步）。這種徹底的土地革命，即使一直進於土地國有，它的社會內容也正是最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不是紳商大資本家的資產階級，而是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第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階級有極密切的關係，同時，中國的無產階級，在國際無產階級指導之下，奮發的力爭獨立的群眾鬥爭之發展。因此，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而崛起的時候，不但豪紳、地主階級立刻要反動，就是民族資產階級也不會不背叛革命。只有中國無產階級能夠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而資產階級的甚至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都至多只能幻想用和平方法改良土地關係，以避免土地革命，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必須爭得革命的領導權，領導農民群眾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而徹底的完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時，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但停止其為革命中之一種動力，並且要變成反革命的力量。中國的革命，徹底的土地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更確定的具有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

　　中國革命的性質，由於它的對象，固然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可是由於它的動力，卻是無產階級的。中國革命的社會的內容，雖然是土地革命，徹底的肅清封建餘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可是並不因此而必須由資產階級來取得革命領導權。恰恰相反，中國革命正因此而不能不由無產階級爭得領導權。中國的資產階級不但不能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並且不能夠徹底的實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它能夠參加初期的反帝國主義革命，但是，它參加的目的，實在是因為它恨帝國主義和軍閥惹起了革命，惹起了工農廣大群眾的革命運動，所以它要參加革命，而奪取其領導權，以為消滅革命之用。

　　【注】

　　[1]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蘇聯政治活動家。1879年生於烏克蘭。1905年參加革命。1917年8月加入布爾什維克。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十月革命後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後因與聯共中央發生分歧，被指控組織反黨聯盟，並被撤銷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職務。接著，又被開除黨籍，流放西伯利亞。1929年初被驅逐出國，組織託派團體。1936年定居墨西哥。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遇刺身亡。生前著有《我們的政治任務》、《十月革命》、《俄國革命史》和《不斷革命》等。

　　[2]十月革命，指1917年10月（俄曆）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在布爾什維克党和列寧領導下所進行的革命。十月革命推翻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權，開闢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對中國革命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年10月9日生於莫斯科。1906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時參加了莫斯科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十月革命後長期擔任《真理報》主編。1924年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主持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曾發表許多有關中國革命的演說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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