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瞿秋白 > 俄國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 | 上頁 下頁 |
三 新文化運動與工人階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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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理論的研究 當時俄國的無產階級雖然已經開始自然爆發的鬥爭,然而經濟的總象還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所以革命思想始終只是模糊隱約的反資本主義,小資產階級式的革命思潮。因此,俄國革命界當時雖然已經和馬克思主義相接觸,而結果都是變相的馬克思主義:臘符羅夫,親自和馬克思及第一國際發生組織上的關係,他卻只取馬克思學說的皮毛;杜嘉赤夫,理論上研究馬克思的經濟學理,他也只取馬克思學說的原理而不能運用;巴枯甯派的聶察葉夫,在實行上無意之中採取馬克思學說的革命紀律說及定期革命說,而根本上不知道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俄國的農民經濟環境反映於俄國的革命思想,便形成這些種種變相的農民式的馬克思主義。其中最左的自然是聶察葉夫;然而較左的巴枯寧正統派反對他,右傾的臘符羅夫派也反對他。總之,在一八六三年與一八七三年之間,革命理論上既然如此的分歧,如此的模糊,自然革命黨人的行動與組織,都是很散漫而雜亂的。杜嘉赤夫的耶各賓社及聶察葉夫的斧頭社,都不過是當時許許多多散漫雜亂的秘密結社中之兩個;當時其餘的許多結社卻大半還沒有討論實際行動及組織的規劃,而只在研究革命的理論。 這種革命理論的研究社在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二年到處發生。例如聖彼得堡,有一個「臘符羅夫派社」(Krujok「Lavristov」),他們認為:俄國社會革命時機尚未成熟,所以不必枉然的去進行革命運動,因此,便只顧自己研究革命的學理,在學生青年及工人之中宣傳理論。當時他們的注意工人,並非認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動力,乃是認為工人在城市生活中已經沾染了資產階級的惡習,所以要宣傳他們,保存他們原有的農民心理,想就近宣傳工人之後,工人又可以回到鄉村中去傳播革命的教義。所以這些革命理論研究社之中,雖然偶然有少數工人加入,而實際上卻並非革命的組織,乃是新文化運動的組織罷了。然而這些新文化運動家卻也有很大的功績,他們的組織裡發生後來許多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及實行家。 二、革命黨人的學校 當時這些革命理論研究社,臘符羅夫派、巴枯寧派都有,他們的主張,並不是完全贊成臘符羅夫的「先宣傳,後組織,最後再行動」的書生式的遲緩辦法;但是,單就臘符羅夫派的新文化運動而論,他們對於後來的革命運動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他們指導青年去徹底研究許多方面的問題,他們和工人及學生講解科學的常識,社會進化的歷史,社會主義的理論,這簡直是後來革命黨人的學校。新文化運動式的革命研究社原則上認為革命時機尚未成熟,應當先行宣傳研究,這的確是很不對的;可是事實上他們所做的工作,卻使革命黨人經過一番理論上的訓練。而且當時俄國的青年及工人在四圍尚未有群眾革命的怒潮之環境中,自然而然不肯「盲從」,事事都要尋根究底,去找理論上的答案,要費無數的思索,然後才能脫離舊文化、舊思想的束縛,而迎受革命的新人生觀。這正是在客觀上標明當時革命思潮之。深入例如當時的茶誇夫斯基社[164],是最有名的;這一社由茶誇夫斯基(Tchaikovsky)所創立,時在一八六九年,其中的社員,有許多是後來很著名的革命家:如訥湯松(M. Natanson)[165],熱烈白夫(Jeliaboff)[166],莫羅若夫(Morozoff)[167],蘇菲亞·彼羅夫斯嘉(Sofiya Perovskaya)[168]女士(均見後注),及無政府共產主義大家克洛朴德金(P.Kropotkin)[169]等(25)。 三、最早的工人運動 新文化運動最初是在學生青年之中進行,不久便到了工人之中。這要算是最早的工人運動。新文化運動家的工人運動,當然不是去指導工人組織工會及罷工等的實際鬥爭,而只是去宣傳民粹派的社會主義理論。所以民粹派始終不能取得工人的群眾。俄國一八六五年便開始罷工的運動,卻是工人群眾自動的獨立發展出來的與同時的新文化運動及民間去的運動是不相關涉的。新文化運動家的工人運動只吸引著極少數的工人革命家,引導他們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可是,這種工人運動卻也訓練出些工人的革命思想家,是後來工人的革命組織之開始。而且當時工人群眾都是農民出身,大多數都還和田地有些關係,階級覺悟自然還不大發達。他們看著智識階級的革命家,始終亦是些老爺們,亦是上等人,和他們很隔膜的。因此,新文化運動家之中的優秀分子,要到工人中去宣傳,便不得不改裝扮作工人,親自到工廠中去做工,然後再能免除工人的歧視,才能去和工人談話;所以這些新文化運動家的刻苦犧牲的精神,是很可欽佩的。譬如茶誇夫斯基社的社員克洛朴德金等,便在聖彼得堡的工人中宣傳,芭爾定娜(Bardina)[171]女士的秘密結社,便在莫斯科的紡織廠裡宣傳(26)。 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三年之間俄國民粹主義的革命黨人,在策略的理論上分為四派:一是臘符羅夫派,認為革命時機還沒有到,所以只須做理論的宣傳,先從新文化運動著手;二是巴枯寧派,認為農民群眾天性是社會無政府主義的,只須略加鼓動,便可以自然暴動;三是聶察葉夫派,認定暴動應有定期的規劃,所以也應當有嚴密的組織,以便以革命的紀律發號施令;四是杜嘉赤夫派,認為革命黨的嚴密組織之目的,應當是奪取政權,組織革命政府。這四派之中卻是巴枯寧派最佔優勢,甚至於杜嘉赤夫也受他的籠罩,因為當時的民粹主義是四派的共同黨綱,四派一致認為俄國無需乎經過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不必去爭甚麼民權和部分的政治自由;他們之中:或者根本否認政治鬥爭,或者認為政治鬥爭的目標直接便是革命黨人奪取政權。這種非政治主義是這一時代的時代精神。而實際上當時的政局決不容許立時的革命暴動能夠成功;當時的經濟條件也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因此,杜嘉赤夫及聶察葉夫的主張自然是不能實行的空想。至於臘符羅夫的主張又嫌太迂緩,客觀上俄國已經急需資產階級式的民權革命;一般革命青年主觀上抱著很熱烈的社會革命主張,客觀上受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強有力的衝動,急急乎要起而行動。於是自然而然日益傾向于巴枯寧主義。他們深信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令,欺罔掠奪了農民,必然要激起農民的忿怒,而引起平民暴動的巨潮。同時,他們又看不見俄國無產階級已在日益興起,民權革命的需要日益迫近。唯一的出路只有往民間去鼓動宣傳,試一試看:究竟有甚麼樣的結果。這種情形之下,杜嘉赤夫的革命政府說與聶察葉夫的定期革命說,都自然而然只能吸引極少數的革命的人;而臘符羅夫的宣傳派與巴枯寧的鼓動派,便匯合而成民間去的運動。主義上同是無政府的主義。 至於革命的組織,在民間去運動之前,自然也只有革命理論的研究社,不論是那一派,即使能夠吸引極少數工人中的優秀分子的組織,也只是研究學理的小團體。組織上同是新文化運動式的組織。俄國當時這種革命的人的秘密結社及種種研究會等,如茶誇夫斯基社,芭爾定娜社,杜嘉赤夫之耶各賓社,聶察葉夫之斧頭社之類的團體,都是各自獨立不相統屬的居多,他們之間只是在通教氣罷了。當然,在這種強烈的革命需要的環境之中,熱烈的研究社會主義的時期,經過十年的醞釀,到此也就必然要有所行動了。尤其是第一次土地與自由社的組織被解散之後,一八六六年嘉臘誇若夫暗殺俄皇失敗,一八六九年聶察葉夫的斧頭社被發覺,……經過了許多波折之後,俄國的革命青年組織,仍舊如筍一般的生長,國外的國內的都有,而且遙受第一國際、臘符羅夫、巴枯寧等的指導,於是便開始民間去的運動了。我們再重複結束一句:民間去的運動,在理論上是受民粹主義式的無政府主義的驅策,在組織上是只有新文化運動式的小團體;然而始終是一個無形之中的偉大的革命政黨,其中有許多刻苦犧牲的革命家,親自跑到農民中間去宣傳鼓動;雖然結果很少,卻也不失為俄國革命運動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呵。 [164]茶誇夫斯基社,今譯柴可夫派,1869—1874年彼得堡的革命民粹派組織。初由納坦松、柴可夫斯基(Н.В.Чайковский,1850/51—1926)等組成,1871年同彼得羅夫斯卡婭小組合併,是「到民間去」的發起人。 [165]訥湯松,今譯納坦松(Марк Андреевич Натансон)。見本篇第691頁作者注。 [166]熱烈白夫,今譯熱裡雅鮑夫。見本篇第699頁作者注。 [167]莫羅若夫,今譯莫羅佐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орозов,1854—1946),俄國革命民粹派分子、學者。柴可夫派、土地與自由社成員,民意黨中央執行委員。1882年因行刺亞歷山大二世被判處終身苦役。有地理、物理、天文、數學、歷史學著作,1932年成為蘇聯科學院名譽院士。參見本篇第700頁作者注。 [168]蘇斐亞·彼羅夫斯嘉,今譯索菲亞·彼羅夫斯卡婭,見本卷第251頁注142、本篇第699頁作者注。 [169]克洛朴德金,今譯克魯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見本篇第682頁作者注。 [170]無政府党國際,巴枯寧被第一國際開除後,在1872年9月建立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國際組織。自命繼承了第一國際的傳統。1872年召開「國際工人協會九大」後趨於瓦解,大戰期間淪為社會沙文主義。戰後曾重建,未成功。 [171]芭爾定娜,今譯巴爾金娜(Софья Илиарионович Бардина),見本篇第683頁作者注。 (25)茶誇夫斯基(N.V.Tchaikovsky)於一八六九年組織秘密結社於聖彼得堡,一八七四年遁逃國外,在美國參加基督教的秘密教派,後來移住英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他回到俄國,被選為第一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議員,但是他那時已經右傾,主張繼續歐戰。十月革命之後,英美人利用他,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組織北俄政府於亞爾漢格爾斯克(Arhangelsk),敗後逃在外國,至今還是反對蘇聯的白党首領。 克洛朴德金(Peter Alexandrovitch Kropotkin)生於一八四二年。他肄業于侍衛軍官學校的時候,就在校中創辦一個秘密的手抄雜誌,在同學之中宣傳革命思想。畢業之後,他在西伯利亞住了五年,已經開始政治活動,參加解放農民的維新請願運動,同時又到過中國滿洲研究地理。不久他便旅行西歐,加入第一國際,研究社會主義的理論。歸國之後即加入茶誇夫斯基社。民間去的運動時期,他託名鮑羅庭(Borodin)親自進工廠做工,在工人中宣傳,替他們講解第一國際的歷史及西歐的工人運動。一八七四年被捕,在獄中兩年,頗有所著作。一八七六年因病移住在獄中附設的醫院,遂得乘隙逃出,又到外國。這時候他就成了無政府主義者,參加從第一國際分裂出來的無政府黨國際[170],著了不少書。一八八二年在法國被捕,直到一八八六年才放出來。此後一直住在倫敦。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後始回國。西歐各國政府因為他宣傳無政府主義,屢次把他驅逐出境或加以拘禁(如一八七七年英國逐他出境,他到瑞士;一八八一年瑞士政府又逐他出境,他到法國,不久又被處監禁五年)。他在少年時代確是一個革命的實行家,他在一八七四年前亦是一個民意黨(見後)的黨員,並且是因此而被捕的,他那時還主張暗殺政策。他到晚年之後便只是一個科學的理論家:他是地理學家、生物學家、歷史家,主張互助論,可是他不反對蘇維埃政府。他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卒於俄。 (26)芭爾定娜(S.I.Bardina)生於一八五三年,是俄國第一個女革命家。她在女學校畢業之後便到莫斯科,和當時的革命青年遇見,不久便成了社會主義者。她又到蘇黎支(Zurich)[172]去留學,那地方有許多俄國的革命青年;她就在那裡組織俄國女留學生的自修社。後來因為俄國政府公佈一道命令,說凡是在蘇黎支大學留學的俄國學生,一概須剝奪公權,所以她便急急轉學產科,畢業後就歸國。她在莫斯科組織了一個秘密結社,就是著名的芭爾定娜社,並且在工人之中也組織了幾個研究社。她自己不久便到工廠中去當女工,在工人之中宣傳,分發秘密的革命文書。一八七五年她被捕,拘禁兩年之後,方才開審,亦在所謂「五十人之案」中。在審判廳時,她的供詞,對於革命青年非常之有影響。她被判決十年的徒刑,減刑為流配伊塞摩地方(Ishim),她不久也得乘隙逃遁外國。然而民粹派的運動那時已漸衰落,她因此灰心而自殺,時在一八八三年四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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