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一民間去的運動中之無政府主義

一民間去的運動中之無政府主義

　　第五民間去的運動與暗殺主義

　　一民間去的運動中之無政府主義

　　一、　往民民間間去去的運動（「Hojdenievnarod」）開始於一八七三年；固然在這一年以前，已經有少數革命家到平民工人之中去宣傳，但是，一則民粹派大致都只認農村是民間，二則當時還不過是少數黨人偶然的行動；所以要說到民間去的大運動，卻要以一八七三年為始。這一運動差不多延長到三四年；有些革命黨人直到一八七九年還在「民間」。可是一八七五年間，俄皇政府已經大舉逮捕民間運動的人，所以這大規模的運動，實際上為期很短的，一八七五年之後，已經只有零星散亂的少數人能夠幸逃法網，仍舊進行宣傳了。民間去的運動根本上是很和平的運動，不過是口頭的宣傳，或者散佈革命的書籍；其結果是可以說完全失敗的：農民群眾既不瞭解社會主義的理論，也不接受暴動的鼓吹；然而這種教訓對於當時民粹派的革命黨人是很有影響的，使他們不得不覺悟自己的錯誤，而逐漸改變革命行動的方法。而且民間去的運動，表面上雖然做得很熱鬧，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價值；據當時參加這一運動的人說，那時的「往民間去者」大多數遇見農民對於他們的冷淡態度便灰心了。菲葛納爾（Figner）[173]女士說：「我在一八七七至七九年間，住在外省……很知道那地方的情形；我可以很肯定的說，七十年代的民間去運動的狂熱為期很短，有些人實際上不過幾星期，至多一兩個月的興致，到一八七五年末，已經完全停止了……」（見菲葛納爾女士之回憶錄《留下痕跡的工作》）(27)。

　　二、住在民間　興高采烈往民間去的運動既然失敗，多數革命黨人便認識理論宣傳的方法是錯誤的，更加相信應當用鼓動的方法，從農民切身的利害問題說起。而且最初的鼓動只是走馬看花似的，一個一個村莊走過去，鼓動的時期很短促；於是有些人就想到應當住在民間，作經常的宣傳。所以後來往民間去的運動，變成了住在民間（Osedaniev narode）的運動；目的是在組織農民自己，準備農民自覺的大暴動。往民間去和住在民間，都須改扮成農民裝束，學會說農民的土話，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農民看著智識階級服裝的人，便覺得隔膜，聽著上等社會的言語，不但不懂，而且容易惹起反感。但是，智識階級住在民間，又要裝著農民，很容易露出馬腳，因為往民間去走走，住一兩天便是走開，容易掩藏自己的本相的；如果住在民間，便非有職業不可，經常的田地裡的耕作對於這些智識階級便發生困難了。德赤（Deitch）[174]的回憶錄《半世紀》上說：他們幾人裝扮著農民到鄉下去，衣裝言語樣樣都學得很像，可是忘了一件「小事」：沒有學會田地裡的耕作；他住在一個農民家裡做長工，農民給他一把鐮刀叫他去割麥，他卻是外行。農民自然要問他了：「你究竟是甚麼人？看來像個鄉下人，割麥也不會割。」所以住在民間的運動，也不過是鬧著玩罷了。(28)

　　三、民粹派的暴動主義　民間去的運動之規劃，雖然因有臘符羅夫派的參加，最初都不過是和平的宣傳，巴枯寧派也不贊成聶察葉夫的窮黨革命之規劃；然而經過了幾次試驗，宣傳派和鼓動派都沒有成績。巴枯寧的革命策略本是所謂「集體的臘晴」（Collective Razin），就是要引起農民群眾的自然大暴動，而不主張定期的嚴密的革命組織和規劃。如今民間去的運動既然更加證明臘符羅夫的宣傳組織主義，是書生式的迂緩主張，照理說來，應當採取聶察葉夫式的革命規劃。然而實際上卻不然。當時的革命界始終還不能舉行有規劃的革命。不過多少也有些進步：以前是各派都認為不必提出政治黨綱，不必反對政府的，如今受著了政府的大舉通緝，革命青年無意之中漸漸拋棄自己的非政治主義，從和平的社會主義宣傳，進一步而實行革命的鼓動，鼓吹農民起來反對政府，指導他們日常生活中改善自己狀況的鬥爭。所以民間去的運動之末期，是所謂「民粹派的暴動主義」（norodnitchestvo-buntarstvo）的時期，就是臘符羅夫主義完全被巴枯寧主義所征服。而且巴枯寧派之無政府主義，實際上已經容受政治鬥爭的主張。

　　當然，群眾的政治鬥爭和暴動也沒有能起來，就使當時的革命界完全遵照聶察葉夫的規劃，有組織有系統的去進行也不會成功，於是民間去的運動便根本失敗了。

　　四、民間去的運動之失敗原因　民間去的運動之失敗，其原因當然不僅在於沒有統一的規劃。農奴解放令下之後，雖然大多數農民受著掠奪而更加窮困，然而確有一部分富農得著了相當的利益。尤其是因為鐵路建築起來了，地主階級的特權便減少了。從前沒有鐵路的時候，農奴制度的法律規定農奴應當先替地主搬運穀物到市場上去，然後再搬運自己的穀物。所以地主自然搶先出賣農產品，市場上谷價正高的時候，便可以出售；農民的穀物運到市場上去，谷價必定已經低落。農奴解放令之後，農民替地主搬運的義務已經取消，同時，鐵路造起來了，每一個車站便是一個市場，富農自然可以趕先運送穀物去出售。於是農民之中開始資本主義化，富農階級（Kulatchestvo）逐漸強盛起來，尤其是東河流區及複勒嘉河一帶地方。這些富農階級的心理是民權主義的，他們反對地主，甚至於反對政府，然而他們是自由派而不是革命派，尤其不是社會主義派。至於大多數的農民，有時雖然很恨富農土豪，因為他們是鄉村中的資產階級，一面與地主競爭，一面剝削貧農；但是在鄉村中土豪的勢力漸漸大起來，當他們譏笑地主批評時政的時候，一般鄉下人是很聽他們的話的。

　　再則大多數的貧民當農奴解放之後，日益窮窘得不堪，他們的生活簡直和牛馬豬狗一樣，簡直沒有絲毫過問政治的可能。這是所謂鄉村中的窮民（Paupers）。他們生來是一盤散沙，各個人窮困到極點，雖然一致的想反抗現存的社會，但是卻沒有組織團結的能力，所以只有做流丐、土匪。土匪亦許就是他的反抗方法，這是沒有任何社會理想的鬥爭，搶一天吃一天的生存競爭罷了。何況俄國既有俄皇軍警的壓迫，又有農村公社的束縛，他們連土匪也不能當。所以他們的生活狀況更是窘迫到萬分，只求勉強糊口度日，仰望上等社會來做慈善事業，決想不到甚麼革命不革命。菲葛納爾女士在鄉村中當了好些時候的義務醫生，她親眼看見這種情形，在她的回憶錄中，描寫得很清楚的。

　　既如此，富農因為正在年年積累資本，聽也不要聽甚麼社會主義；貧農又因為夜不繼日的只求糊口，更不能迎受任何的革命宣傳。民粹派的革命黨人卻專門去宣傳社會主義的暴動，自然是完全失敗。如果革命黨人能夠瞭解當時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而不是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革命，能夠注意當時的鬥爭應當力爭民主共和及一切政治自由民主權利，實行切實的政治鬥爭，那麼，亦許可以引起一部分革命的小農，而形成相當的群眾運動，也未可知。

　　[172]蘇黎支，今譯蘇黎世，瑞士城市。

　　[173]菲葛納爾，今譯菲格納（Ве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Фигнер，1852—1942），俄國女革命活動家、作家。見本篇第686頁作者注。

　　[174]德赤，今譯捷依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ейч，1855—1941），見本篇第687頁作者注。

　　(27)菲葛納爾女士（V．N．Figner）曾經留學外國。民間去的運動時期她已經參加；後來又參加土地與自由黨及民意黨的運動；她是民意党的領袖之一，屢次實行暗殺。一八八一年民意黨被摧殘之後，她仍舊進行革命運動。一八八三年被奸細告發而被捕（所謂「十四人之案」），判處死刑，減刑為二十年監禁，拘囚于史裡塞爾堡獄。一九〇四年遇赦，不久即移居國外。至今尚存，住在蘇聯，從事於著述及社會運動。

　　(28)德赤（L．G．Deitch）生於一八五五年。七十年代便是民粹派裡的暴動派。一八七七年他同施鐵方諾維赤組織了一次農民暴動（見後），被捕後幸而得脫，逃出監獄。當土地與自由黨分裂的時候，他便分到「黑分派」一方面。一八八三年他也參加「勞動解放社」[175]——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偶然在德國被捕，引渡於俄皇政府，受十六年徒刑的處罰，到一九〇一年又逃獄。一九〇六年被捕，流配於西伯利亞，重又逃走。歐戰時期，他已經是社會民主工黨中的最右的分子。他本是少數派的領袖，至今還是反對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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