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三農奴解放及革命運動的新紀元

三農奴解放及革命運動的新紀元

　　一、農奴解放令與勞動問題一八六一年俄皇亞力山大二世下令解放農奴，實行維新。這所謂「大維新政策」的動機何在呢？我們已經說過：十二月黨革命之後，從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五五年，農民暴動多至五百五十六次。維新政策的動機，是否這種農民群眾的直接行動所逼迫出來的呢？不是的。因為俄皇政府雖受農民暴動的威嚇，而實際上農奴解放令並非對於一般農民群眾的讓步；那時的農民暴動，完全是無組織無指導的，並沒有集中匯合起來，成功巨大的革命力量。再則，我們也已經說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革命青年之中社會主義的思潮日益猛烈。維新政策是否是社會主義思潮所影響出來的呢？亦不是的。因為當時的社會主義青年不但沒有和農民暴動發生關係，並且還沒有開始暗殺運動，這種思潮對於政府是絲毫沒有恐嚇力量的。固然不錯，社會主義的思潮，尤其是赫爾岑式的一般新思想的宣傳，對於貴族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很有些影響，鼓勵了他們的勇氣，因此而立憲請願、維新請願的運動日益緊張起來，尤其是一八五六年俄國為了近東土耳其問題與英、法宣戰，所謂克萊摩之戰[133]大敗之後。但是客觀上社會主義派並沒有指導這種維新運動；維新運動的意義根本上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派與地主巨商的守舊派之間的妥協。何以地主巨商與資產階級能互相妥協而解放農奴呢？原來俄國商業資本進展到工業資本的程度已經相當的成熟；工業資本的發達已經使俄國社會之中發生一個新的階級——無產階級。當時俄國之中已經發生了勞動問題，使政府不得不解放農奴，以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同時，卻又保存農村公社的舊制度，以預防階級鬥爭的危險。

　　俄國式的社會主義認為農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基礎；俄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卻認為農村公社是防止社會革命的工具。所以表面上看來，俄皇一方面解放農奴，一方面保存農村公社，仿佛是為了民粹派的心願：不以解放農奴而放任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實，這是地主巨商階級利用落後守舊的經濟關係，阻遏社會的充分進步，同時，也替資產階級預防階級鬥爭。所以雖然因為農奴解放辦法之極不徹底，而俄國資本主義也不能儘量發展，然而工業資產階級卻心服情願的和俄皇妥協。俄國工業資產階級的懦怯和薄弱，於此可見；他們也要利用宗法社會的落後守舊的經濟關係，來阻遏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呢？既然這樣，就可見農奴的解放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村公社的保存是因為勞動問題的發生。

　　當時俄國的勞動問題是怎樣的情形呢？一八三五年，俄國政府已經不得不頒佈工廠條例，規定工資應當每半月發給一次，開銷工人應在兩星期前預先通知等等。當時的財政部尚書康克令（Kankrin）[134]說：俄國工業發達得很快，但是俄國的勞動問題卻不會和西歐那樣激烈。何以呢？因為西歐的工人是無產者，所謂「無恆產者無恒心」，所以遇著失業問題，工人無路可走，自然要暴動擾亂；俄國的工人卻是農民，他在鄉村裡還有些田地，工廠裡沒有工做，他還可以下鄉耕田。如今卻要解放農奴了，如果農民因為脫離地主而同時也要脫離田地，那麼，豈非亦變成了「無恒心的」無產者了嗎？於是乎想出一個妥協辦法：一面解放農奴，一面還須給些田地。農奴解放令的起草委員會會員嘉維林（Kavelin）道：貴族反對解放農奴及頒給田地，這其實是不對的：「如此辦法（就是頒給田地而解放農民），我們可以避免窮餓的無產階級之發現；無產階級始終是要幻想財產的平等，怨恨嫉妒高等階級，因此而想社會革命的。」可見當時的解放農奴而頒給田地，是想一面發展資本主義，一面又預防社會革命的。這是解放農奴的真正動機！當然，並不是使人人都有富足的田地；如果這樣，對於商業資本是很不利的：農民富足了，商業資本便不能以賤價勒賣農產品了。所以只要使人民稍稍有些田地，使他不能脫離田產的束縛，於是勞動問題便不致於激烈了。再則，田地的所有制度，仍舊要保存農村公社。這難道是俄皇政府相信了民粹派的社會主義？哈哈，這才是大笑話呢！農奴解放令的起草委員會說明這種辦法的真正動機道：「工人的結社實在就是團體的反對派，自然要反抗資本家和政府，因而發生許多惡果，這種運動的所以會發展，差不多完全是因為已經解放的個人，不受任何田地財產的共同利益之束縛，因此便覺得個人力量孤弱，於是互相結合而成人造的聯合會，一致的仇視政府、私有制度及社會安寧秩序」。可見當時俄皇政府的保存農村公社，是想用這種所謂「自然的聯合會」，去防止「人造的聯合會」——工會運動的。

　　二、農奴解放之意義及農民的反抗運動　這樣，俄皇政府的農奴解放令，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而要預防社會革命的辦法。農奴解放令的內容是怎樣的呢？當然所謂預防社會革命及防止勞動問題都是夢想，但是，政府方面的目的確是在於阻遏農民之無產階級化。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農奴解放令的諭旨頒佈了，俄國全社會的高等階級都頌揚聖德，稱為「大維新政策」（Nelikye Reformy），甚至於農村公社的村長都號召農民開會遊行，表示感恩戴德。可是不久農民群眾都失望了。照農奴解放令的辦法：（一）農民解放，從此在法律上他們已經不是地主的農奴；（二）農民現在所耕的田地，重新劃分，一部分地產，尤其是森林、草場、池沼等歸還地主，從此不得任意使用；（三）農民所分到的田地，准其按照官價向地主收贖，贖款暫由政府代償地主，而令農民在四十九年的期限內按年攤還，由政府于徵收田賦時附征；（四）農民所耕田地仍照舊例，作為農村公社所公有，農民不得公社村長之批准，不得自由脫離公社。實際上農民所得的田地，反而比農奴制度之下更少，從此農民所耕的好田大半劃歸地主；而且使用牧場、草地、森林等時，農民應當另外交付租用費于地主。有錢的農民固然可以立刻拿出錢來收買地主田地，但是這種「農民的田主」是極少的少數。大多數農民卻都要在四十九年內攤還田價，所以多成了「負債的農民」。不但如此，照法令的規定，只能贖買法定的田宅，而且法定的官價比較當時的市價高出百分之三十五。法定的田宅以外，如果農民還要多買幾畝田地，便須得地主的同意——這算是自由賣買了！如此一來，一則農民所分得的田地非常之少，簡直不夠養家活口，二則全國農民頓時欠政府及地主一筆大債，總數在八萬六千七百萬盧布以上。三則官價比市價高出不少（平均為百分之三十五），有些地方，例如莫斯科省：如果商人買地主的田原要二十六盧布一俄畝，則農奴向地主贖取自己房舍的地產及附近房舍的田地——原來是農民自己耕種的田地，卻須按官價交納五十一盧布三角三分，簡直高出百分之五十。所以農民實際上不是得著自由，卻是受著掠奪！

　　這所謂農奴解放的意義是甚麼？工業資本主義得到些甚麼呢？農民固然在法律上是解放了，但是，還是不能脫離農村公社的束縛，還是沒有所謂絕對自由的雇傭工人；農民大多數都負著四十九年的長期田債，所得的田地又非常之少，一般小農迫不得已仍舊要替地主做苦工，交田租，或者兼做雇農，困頓窘急得很，還是沒有所謂絕對自由的小農經濟，工業資本所需要的國內市場，大多數農民的購買力仍舊是非常之低。表面上看起來，仿佛工業資本也決不能滿意這種不徹底的維新。然而資本主義始終得著了發展的可能：（一）絕對自由的工人雖然沒有，可是最小限度的自由雇傭勞動，的確因農奴之解放而得著了；（二）維新政策時期，剛剛是俄國鐵道的大建築時代，如果農民沒有購買力，那麼，建築鐵路的政府卻有很大的購買力。俄國鐵路的大建築是農奴解放時期最重要的經濟現象，這是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妥協之焦點。那時俄國地主巨商階級所代表的商業資本也已經很需要建築鐵路，以便運輸農業品到國外市場去：國外穀物貿易日益發達，使俄國的大地主愈加商業資本化。所以小地主貴族雖然反對解放農奴，而大地主巨商卻已經可以贊成解放農奴。因此，代表商業資本的俄皇政府，在不損害地主貴族的利益之條件之下，毅然實行維新，同時建築鐵路。工業資本則仍本其「自上而下的」發展公式，而得與商業資本的俄皇政府妥協。商業資本說：好的，我解放農奴，給工業資本以相當的自由雇傭勞動，可是，我卻要有很窘迫的小農民，使他們儘量將自己農產品賣給我，讓我發展國外貿易。工業資本說：就這麼著罷，我替商業資本大建築其鐵路，可以大大的發展鋼鐵工業，同時，對於商業資本也有很大的益處，以前只有內河運河可以運輸農產品，以後卻可以有鐵路運輸；但是，我卻需要相當的自由雇傭勞動。於是工商兩業資本的交換條件便成立了。因此，工業資產階級的自由派，都表示滿意那所謂「偉大的維新政策」。這所謂滿意，當然是暫時的；可是照當時工業發展的程度，也只需要這麼樣「偉大」的維新。

　　雖然如此，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固然是滿意了，大資產階級的工業界固然得著了相當的條件；然而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卻決不能滿意，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受著很大的剝削，自然要起來反抗。一八六一年的維新政策，不但不能預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且也不能預防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革命。實際上恰恰相反。俄國革命運動史上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智識階級革命青年的組織和運動，以及一八六一年後的農民暴亂，雙方都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進展的表現。農民解放令之後，農民群眾既然大大失望，自然到處激起暴動，尤其是彭薩省（Penzenskoya gubernya）的勃茲德納村（Bezdna）之暴動[135]為最大。俄皇政府早已預備好了。各地的暴動民眾，都受著極殘酷的屠殺。勃茲德納村幾乎完全焚毀，殺死五十五人，重傷者七十一人。俄皇政府軍警的殘殺非常之慘酷，所謂「解放大帝」的亞力山大二世，竟用大炮馬隊對付手無寸鐵的農民！當時智識階級的革命青年也自然更加反對政府，並且更加不滿意于溫和的自由派學說，而傾向社會主義。然而革命青年運動還和自然爆發的農民反抗運動沒有直接聯絡。革命的思想界還須經過十年的鍛煉和經驗，然後再開始所謂「民間去的運動」。在這一時期，一八六一年的前後，還只是社會主義的黎明期，農民暴動的社會革命說還沒有普遍，維新改良的請願策略還很有勢力。所以一八六一年俄國農民反抗所謂解放令的屢次暴動：如四月二十二日的勃茲德納村暴動，四月二十四日嘉贊省（Kazanskoya gubernya）的暴動[136]，四月三十日康狄葉夫克（Kandeevk）的暴動[137]等，都只是自然爆發絕無組織的運動，而且革命青年還沒有想到去結合集中這些民眾革命勢力。這種形勢的原因，大半亦就在於當時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妥協的成功，俄皇政府因此而能夠分裂農民，使其中少數的富農得到自由發財的機會，工業資產階級滿意於不徹底的維新政策，於是革命的聯合戰線破裂，而政局得到暫時的穩定。

　　三、俄國的學生運動　雖然如此，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令客觀上始終開了革命運動的新紀元。革命雖然一時不能爆發，而社會中各種革命勢力卻正開始醞釀，逐漸雄厚起來，有一種深入而廣出的趨勢。正在這個時候，革命的進展，開始從理論的研究進於群眾的組織，從言論進於行動，從散亂的暴動進于集中的運動。在此以前，我們只看見智識界裡革命理論的思潮，在此以後，我們卻看見革命青年裡的實際反抗運動。一八六一年俄國教育部尚書蒲帖訂（Putyatin）[138]下了幾道命令，實行禁止學生結社集會等等的高壓政策。於是乎各大學之中學生群起反抗，激起全國的學潮。當時學生之中，已經有許多秘密結社，單是聖彼得堡就有四個：大學的結社，貴胄學院的結社，文學社，《大俄羅斯》雜誌社。發出《少年俄國》傳單的薩衣赤納夫斯基社，亦是這種學生結社之中的一個。各地大學學潮的結果，學生受著更加嚴重的壓迫，被逮捕或開除的學生非常之多。當時學生運動的領袖，實際上是赤爾納塞夫斯基，他領導許多團體，給他們以理論上的指導。就是赫爾岑也已經覺悟自己以前的請願政策是錯誤的，他開始號召學生「到民間去」。著名的俄國詩人美海洛夫（M．J．Mihailoff）[139]發了一張傳單《告青年》[140]，主張一切田地都應當歸農村公社的農民所有，因此號召學生青年去努力宣傳民眾，也正在一八六一年的時候。政府為要鎮壓學潮起見，便將美海洛夫逮捕，處以苦役礦工的徒刑(19)。

　　四、波蘭的國民革命　同時，俄國從彼得大帝以來屢次侵略弱小民族，併吞了波蘭等國；到這個時候，西部的屬國經濟上原比大俄羅斯發達得早，如今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他們的資產階級也趁著俄國國內小資產階級的學生、農民之擾亂，要起來反抗。於是一八六三年波蘭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便爆發了。波蘭在中古世紀亦是一個很大的強國；但是他處於列強之間，屢次受著瓜分：第一次在一七七二年，俄、奧、普三國割了他不少地方；第二次是一七九三年；第三次是一七九六年；第四次是一八一五年神聖同盟的維也納會議[141]，這次瓜分之後波蘭便完全亡國：普魯士得著所謂波茲南公國，俄國便得著所謂波蘭皇國（Polskoe Tsarstvo）。從此之後波蘭皇國便屬俄帝國，奉俄皇為國皇，可是還保存自治制度，做俄國的藩屬。一八三二年時波蘭曾經暴動過一次；因此，俄皇政府更進一步的取消波蘭的自治制度，廢除常務的波蘭憲法，簡直等於俄國的行省了。一八六三年

　　俄皇政府下令波蘭人民應與俄國人民一體服從帝國政府的徵兵令，時在那一月十四日；波蘭人民便密謀起事，於一月二十日組織臨時平民政府，所謂「Rjond Narodovey」，一月二十二日臨時政府舉兵暴動，驅逐俄國官吏；二月十七日舉美洛斯拉夫斯基（Miroslavsky）[142]為總都督；三月十四日又因政爭而改舉蘭格維赤（Langevitch）[143]為總都督。波蘭這次國民革命居然支持到將近一年，直到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俄皇政府的軍隊才完全將波蘭的革命軍打敗，恢復俄皇對波蘭的統治；當時槍斃的革命黨人多至數百，而充軍西伯利亞的竟有幾萬人。(20)

　　波蘭的革命黨人很希望俄國的自由派贊助；他們以為俄國的自由派贊成解放農奴，提倡司法改良，教育普及，廢除肉刑等等，自然也應當贊成波蘭的解放。然而實際上俄國的自由派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只贊成解放俄國的資產階級；對於波蘭，他們卻和俄皇政府一樣，是贊成用帝國主義的政策的。只有社會主義的革命青年，贊成波蘭的解放。

　　五、俄國革命青年之組織及第一次的暗殺　俄國在一八六一年之前後：（一）資產階級自由派努力于所謂維新運動，（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派，正在開始革命理論及策略的研究，並且已經發生實際反抗的學生運動，（三）農民之中又激起許多自然爆發的農民革命，（四）弱小民族的波蘭也起了國民革命，（五）而且這些社會努力的進展，都在俄國無產階級的影子——勞動問題之下盤旋著。俄國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因為受無產階級影子的威嚇而與地主巨商階級妥協，因為恐怕波蘭資產階級強盛起來和他競爭而更加贊助政府。所以當這種資產階級革命深入廣出而猛烈進展的時候，俄國資產階級自身卻已經退出革命的聯合戰線。然而實際上，我們看維新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革命、國民革命以及勞動問題，同時並行發展，實在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革命日益迫切需要的現象。當時已經發財的資產階級，固然可以滿意於「偉大的維新政策」，然而俄國整個兒的資本主義經濟，包含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在內，卻不能不要求資產階級式的民主自由。因此，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就開始移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當然依當時經濟政治的形勢，還要經過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過渡時期。於是俄國革命的思想便漸進於革命的組織，這正是革命運動新紀元的意義。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當時已經大致的具備，開始需要組織一個革命的政黨。這種黨的基礎，便是當時已經有的種種學生的秘密結社。這些散亂分歧的學生結社，自然要集中聯合起來，形成整個的革命黨。一八六一年時，有一個秘密革命團體，發出了一張傳單，題作《平民需要甚麼？——土地與自由！》這一個口號，大受革命界的歡迎。所以到一八六三年春天，京城裡的各種秘密結社聯合起來組織一個總團體的時候，便名為「土地與自由社」（Femlia i Volia）[144]，這是俄國最早的革命黨組織。當然，在這種革命運動及社會主義的黎明時期，主持運動的人又大半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青年，那革命党的組織自然還很幼稚，很不集權。但是土地與自由社卻已經有一定的黨綱，可以統一當時革命青年奮鬥的目標：土地與自由社的機關報是《自由》，總共只出了兩期，此外還出了幾種小冊子及傳單，從這些宣傳品之中，可以看出他們的主張：俄國平民的一切不幸的來源便是帝制政府，所以應當推翻俄皇，召集自由選舉的人民代表之國民會議。土地與自由社的組織，漸漸的與內地各省的革命青年團體發生關係，正想要統一全國的革命組織。可是內地團體之中，有一個嘉贊（Kozan）地方的秘密社，被政府發覺了。嘉贊的秘密社之中不但有學生，並且還有下級軍官，他們在兵士民眾及一般青年學生裡宣傳。這一嘉贊的秘密社被發覺之後，政府方面自然尋著了土地與自由社的線索，又大興革命黨之獄——是為「嘉贊之案」[145]；當時陸續被捕的人非常之多，一直到一八六四年末，還沒有停止搜捕。土地與自由社經此打擊便消滅了。一八六三年末，幸逃法網的土地與自由社社員伊書汀（Ishutin）[146]等，又在莫斯科組織了一個學生團體，即名為「組織社」（「Organizatsya」）[147]，專以宣傳社會主義理想于民眾及學生之中為目的。但是，「組織社」中不久便另外分出一派激進派，主張立即行動，實行暗殺——刺死俄皇。這一派人又自己組織了一個團體，名為「地獄社」（ad）[148]。

　　地獄社社員嘉臘誇諾夫（Dm．Ve．Karakozoff）[149]在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暗殺俄皇亞力山大二世，槍擊未中被捕。俄皇問他：「你為甚麼要打殺我。」嘉臘誇諾夫回答道：「因為你答應給農民以土地與自由，後來卻騙了他們！」這是俄國革命史上的第一次暗殺皇帝。嘉臘誇諾夫受著極殘酷的敲打，即於是年九月三日被絞死。政府方面並且逮捕地獄社及組織社的社員，一概流配到邊境去做苦役，或者受地方官編管，剝奪一切自由。於是革命黨的組織又崩散一次。可是這幾年內革命黨之組織宣傳的嘗試及暗殺俄皇的第一槍聲，都不過是隨後七十年代大規模的青年組織及暗殺運動之序幕罷了。

　　嘉臘誇諾夫宣佈俄皇的罪名道：「你欺騙農民！」這句話可以解釋隨後十多年中革命青年奮鬥的動機。大概農奴解放令頒佈之後，一般農民及革命青年都看清了俄皇是個大騙子。尤其是革命青年受著社會主義的宣傳，急於要鼓動農民暴動，以報俄皇欺騙之仇。然而俄國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卻認為俄皇的維新政策是深恩厚德。自由派看見革命黨一則贊助波蘭的「叛變」，二則竟敢於「弑君」，他們自然便激發了「國家主義」的憤慨，大罵革命黨的叛逆不道。自由派以為俄皇政府方才開始維新政策，正可以循序漸進，逐步解放，而進于文明、民主、立憲、自由、平等之域；如今被過激派的革命黨闖了這幾次大禍，迫得俄皇政府重新反動起來。所以照他們的意思，「俄國之所以不能即時立憲者，皆革命黨過激行動劫持皇上之過也！」農奴解放以前，一般上等社會裡的開通的人，都還在請願立憲，贊成改革，所以俄皇不敢遽然高壓；如今俄皇看見上等社會的自由派與革命黨分離了，社會思想界裡開始一部分的反動思潮，他便毅然決然重新厲行專制政策。當即將國內一切比較進步的比較接近自由派的運動，也都施以高壓；如《現代》雜誌等都被封閉。

　　從此緩和的自由派與革命的民權派之間根本分裂，直到最後始終沒有再相合作的可能，這是俄國革命史上很重要的事實。自由派方面，以最右傾的嘉德誇夫（Katkoff）[150]的標語做旗幟，他的標語是：「國內之敵（革命黨）比國外之敵尤為危險。」民權派方面，也一意志努力於革命理論和革命組織的進行，其勢不能不趨向於社會主義了。

　　[131]費爾巴黑，今譯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晚年曾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愛森納赫派）。主要著作有《黑格爾哲學批判》、《基督教的本質》、《未來哲學原理》等。

　　[132]《怎麼辦》，1863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完成之長篇小說，副標題為《新人的故事》。塑造了平民知識分子革命者的形象。

　　[133]克萊摩之戰，今譯克裡米亞戰爭，為爭奪近東和巴爾幹，俄國與英國、法國、土耳其、撒丁王國聯軍之間的戰爭。1853年7月爆發，1856年3月俄國戰敗，簽訂《巴黎和約》。

　　[134]康克令，今譯坎克林（Егор Францевич Канкрин，1774—1845），伯爵。1823年至1844年任沙俄財政部長，1839年至1843年實行財政改革，推行銀盧布本位制，穩定了國家預算收支。

　　[135]勃茲德納村之暴動，今譯別茲德納村騷動。1861年4月俄國喀山省農民不滿農奴制改革而發生騷動，因中心在別茲德納村而得名。他們在彼得羅夫領導下，拒絕為地主幹活，不服從行政當局，要求分配地主全部土地，4月24日遭沙皇軍隊殘酷鎮壓，死350多人。

　　[136]嘉贊省的暴動，嘉贊省即今譯喀山省。指別茲德納村騷動。

　　[137]康狄葉夫克的暴動，今譯坎傑耶夫卡村起義。1861年4月，俄國奔薩省、坦波夫省一萬多農民要求平分地主全部土地，與沙皇政府發生武裝衝突，群眾集中到坎傑耶夫卡村，4月30日遭鎮壓。

　　[138]蒲帖訂，今譯普提雅廷（Евφим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утятин，1804—1883），伯爵。俄國官吏、外交家、海軍上將。1822年至1825年曾完成環球航行。又曾簽訂了《俄日條約》（1855年）、中俄《天津條約》（1858年）。1861年任國民教育大臣，旋因學潮辭職。

　　[139]美海洛夫，今譯米哈伊洛夫（Михаил Ларио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829—1865），俄國詩人、革命家。曾擔任《現代人》雜誌編輯工作。詩作有《朋友們，鼓起勇氣，不要失掉信心！》、《沙皇的禮物——收買和欺騙》及長篇小說《候鳥》等。1861年因散發與舍爾古諾夫共同起草的革命傳單《致年輕一代》被判6年徒刑。

　　[140]告青年，今譯《致年輕一代》，舍爾古諾夫（Н．В．Шелгунов，1824—1891）與米哈伊洛夫寫的革命傳單，在倫敦印刷，1861年9月散發。要求實現共和制、土地國有、言論自由，號召青年在人民和軍隊中進行革命籌備工作，宣傳民粹派的思想。

　　[141]維也納會議，歐洲各國為結束反拿破崙戰爭在1814年至1815年於維也納召開的重新瓜分歐洲領土的國際會議，在會上還建立了反動的神聖同盟和四國同盟。

　　[142]美洛斯拉夫斯基，今譯梅洛斯拉夫斯基（Ludwik Mieroslawski，1814—1878），波蘭小貴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曾參加波蘭1830年革命，又組織了1846年、1848年波茲南起義，1863年至1864年波蘭革命失敗後再度流亡國外，著有《波蘭革命史》。

　　[143]蘭格維赤，今譯蘭蓋維奇（Marian Langiewicz，1827—1887）。見本篇第664頁作者注。

　　[144]土地與自由社，見本卷第250頁注134。

　　[145]嘉贊之案，嘉贊今譯喀山。為支持1863年波蘭起義，喀山一批土地與自由社成員同波蘭革命政府取得聯繫，準備在伏爾加一帶發動起義，事泄，參與者被處決或流放。史稱「喀山密謀」。

　　[146]伊書汀，今譯伊舒金（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Ишутин，1840—1879），俄國革命家。1863年至1866年組織並領導莫斯科秘密革命小組（伊舒金派），被判死刑，後改判終身苦役。

　　[147]組織社，1866年莫斯科伊舒金派建立的革命團體，以「互助會」為其合法面目，因卡拉科佐夫案被摧毀。

　　[148]地獄社，是伊舒金派之「組織社」的領導核心。

　　[149]嘉臘誇諾夫，今譯卡拉科佐夫（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аракозов，1840—1866）。伊舒金派成員，1866年4月4日謀刺亞歷山大二世未遂，被處絞刑。

　　[150]嘉德誇夫，今譯卡特柯夫（Михаил Никиφорович Катков，1818—1887）。俄國政論家，《莫斯科新聞》和《俄羅斯通報》的主編和創辦人。曾是溫和的自由主義者，60年代轉為政府方針辯護。

　　(19)美海洛夫（M．J．Mihailoff）生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流配西伯利亞聶納琛礦之後四年，一八六五年死於其地。

　　(20)此處所記的時日是照公曆的，不是俄曆，特注。

　　蘭格維赤（Mirian Langevitch），生於一八二七年，是波蘭革命軍的首領，革命軍敗後，逃到澳國，但是澳國政府將他拘捕，在澳國監獄裡差不多有十年，直到一八七五年才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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