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瞿秋白 > 俄國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 | 上頁 下頁 |
二 革命與維新的問題及社會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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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主義的研究社 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急遽和畸形引起種種惡現象,都比西歐諸國來得格外厲害。所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很迅速的便發展起來,也比西歐來得猛烈和普遍。從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社會主義的思想,已經從小小的研究社普及到一般的青年。十二月黨革命後的十年,各種新思想的潮流,都漸漸發展起來。青年之中,發生種種研究社的小團體。三十年代之末,施湯吉諾維赤(Stankinovitch)[107]哲學研究社[108]裡,就有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如赫爾岑(Herzen)、沃嘉列夫(Ogareff)[109]、巴枯寧(Bakunin)[110];還有最後的斯拉夫派:如亞克薩誇夫(K.Aksokoff)[111]、霍密亞誇夫(Homyakoff)[112],以及俄國文學評論大家倍林斯基(V.G. Belinsky)[113]。當時思想尚未分化,這些青年人材都匯萃於這類的研究社之中,研究哲學、宗教、社會等問題,以後都成為俄國學術界、革命界的偉大人物。三四十年代的新思想運動,對於俄國社會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那時,法國、英國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思想,如聖西蒙(Saint-Simon)[114]、傅立葉(Fourier)[115]、歐文(Robert Owen)[116]等的思想,也已經輸入俄國很久。青年之中便發現社會主義研究社的組織。四十年代時,俄國外交部一個小官彼得臘塞夫斯基(Petrashevsky)[117],和自己的許多朋友:大學學生、小藝術家,甚至於還有小商人、煙紙店的老闆等人,組織了一個研究傅立葉學說的小研究社。這種組織完全是一種俱樂部式的,社員時時會面,討論些將來社會主義的理想,既沒有甚麼政治意味,亦沒有去宣傳群眾,號召農民暴動之類;僅只討論農奴之應解放,司法之應改良……其實是很普通的民權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的要求。但是,俄國政府及反動的守舊派對於一切新思想都加以壓迫,擺起一副禮教聖道的尊嚴面目,用嚴刑峻法來取締這種組織。可巧這彼得臘塞夫斯基的研究社之中,有一位姓李普朗蒂(Liprandi)的奸細,他去向官廳告發,於是惹起一場大獄,所謂彼得臘塞夫斯基之案。彼得臘塞夫斯基及其他社員差不多完全被捕,後來世界聞名的大文學家篤思托葉夫斯基(Dostoevsky)[118]亦在其內。他們為著研究社會主義,就被判處死刑,後減刑為終身苦役。這是俄皇政府的第一次社會主義之獄,時在一八四九年。 二、農奴解放的請願運動 當時思想方面,雖然傾向於空想的社會主義,而且發生一種特別的俄國式的社會主義;但是實際問題方面,始終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具體要求,如農奴解放、司法改良等類的問題。革命的思想界,對於這些具體問題自然應當有解決的方法。何況,從十二月黨革命以來,客觀上農奴解放已成全社會的中心問題,俄國的經濟發展必然的需要一種所謂維新(Reforme);這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派雙方可以實行聯合戰線的問題。因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如赫爾岑,一方面致力於俄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創造,別方面同時就進行維新運動的實際問題。農奴解放等的維新運動裡,顯然暴露出兩種不同的策略:一是改良主義的策略,就是希望俄皇政府立憲維新,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制,這是自由派的貴族及資產階級的策略;二是革命主義的策略,就是主張民眾暴動,推翻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造社會,這是民權派的小資產階級、農民的策略。當時對抗政府派之中,這兩種策略的分裂,雖然沒有多大組織上、行動上的表現,可是對於俄國革命史卻有很重大的意義:這是最早的孟塞維克派[119]與布爾塞維克派[120]的雛形。所以關於俄國式的社會主義,我們可以在以下另辟一節來說;現在卻要先論一論農奴解放前後的改良主義及革命主義的策略。尼古 拉一世卒於一八五五年,新皇帝亞力山大二世登極。於是貴族之中的自由派,一般上等社會裡的開通派又起了立憲的幻想,希望新皇帝的聖明睿智,能夠「頒行新法,欽賜立憲,解放農奴,一新謨略」。許多貴族都起來請願——這種請願書、宣言書、條陳新法、奏請、維新的運動,當然也和中國康梁黨的公車上書[121]運動一樣,不但請願的口吻,完全是「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的奴才態度,而且所要求的新法,當然是很不徹底的。甚至於俄國社會主義之祖赫爾岑,及第一個唯物論哲學家赤爾納塞夫斯基(Tciernyshevsky)[122]都不免於這種妥協的策略。 赫爾岑在亞力山大二世即位的時候,曾經上書於新皇,條陳四項:(一)廢除農奴法制,(二)言論自由,(三)司法公開,(四)廢除肉刑。赫爾岑自己是貴族出身,他的心理可以代表當時一般的所謂「懺悔的貴族」(Kaiushtchiy evorianin)。這些貴族青年自己覺得幾百年來因剝削農奴而得養尊處優,心上非常懺悔,仿佛是天良發現,或所謂仁愛的性能髮露,亟求所以解放農奴。但是,他們不相信民眾有獨立的力量,他們只相信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維新。譬如赫爾岑,他眼看得朝廷的新政完全是欺人的,他還是只向上等社會宣傳,號召「少數的貴族應當省悟,即著手于農奴解放的事業」。就是赤爾納塞夫斯基所編輯的秘密雜誌《大俄羅斯》(「Verikoruss」)[123],在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令[124]頒佈之後,還在主張請求俄皇「在京城之中召集全俄民族的代表開會,使他們來制定憲法」。 這是懺悔的貴族之改良主義的策略。 三、農民暴動的社會革命 同時,六十年代也已經有一派革命主義的策略。他們的主張卻代表一般「民權派的雜職人員」(democratifchesky raznotchinets)的心理。一八六二年有一個學生組織的研究社,他的領袖是薩維赤納夫斯基(Zaytchnevsky)[125]:這一研究社之中的社員某氏,已經被捕,在監獄中做了一張傳單,居然能印發出來。這張傳單的題目是《少年俄國》(MolfdayaRossia)[126]。《少年俄國》上的主張是和《大俄羅斯》的主張相反的。《少年俄國》上分析俄國的社會為兩黨:一是皇帝党,一是平民党,皇帝党的根據是農奴制度,平民党的根據卻是社會主義,兩者之間絕無妥協的餘地。《少年俄國》的政綱是:(一)俄國當組織聯邦的共和國,(二)由革命政府召集國民會議,(三)社會公立工廠,由平民公送職員管理,(四)社會公立商鋪,物價概由公定,(五)男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絕對平等,(六)沒收教堂財產以償內外公債,(七)號召農民暴動,實行革命的獨裁制,殺盡羅曼諾夫皇族,鎮壓一切反革命派。這種策略是民眾革命的策略,認定俄國社會非由下而上的改造不可;其中的革命獨裁制的主張,尤其明顯的代表法國大革命時的山嶽黨的政策,而且仿佛預言著俄國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中之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固然,赤爾納塞夫斯基的《大俄羅斯》也提倡農民暴動和社會主義,可是他始終是很膽小的。他在《大俄羅斯》上只注意於上等社會的請願示威運動,他說:「我們不是鄉下農夫,不是波蘭人,政府不敢放槍打我們的。」何以不敢呢?隨後俄皇政府對學生智識階級一樣的毆辱擊殺。赤爾納塞夫斯基還有一張《告老爺治下的農民》傳單的草案;這張傳單沒有能發出,便被政府搜出,至今還存有他親筆的草稿。他在這張傳單裡,很通俗很明顯的指出俄皇的農奴解放令之虛偽,指出照解放令的諭旨,地主更加可以剝削農民:農奴雖是解放了,而田地卻要出不少錢去向地主收買,一切采林、捕魚等都得農民另外化錢,這種鼓動是很有力量的。但是,農民應當怎樣反抗這種新式剝削呢?對於這一個問題,赤爾納塞夫斯基的草稿上,原本是這樣的答案:「農民應當趕緊團結,請兵士教你們兵操,不要害怕……」;後來他卻把這幾行文字抹去,另外改了一段:「農民應當暫時鎮定,不要露出反抗的樣子」,等資產階級——所謂「文明社會」向俄皇去要求。這就的確是孟塞維克式的策略了。所以六十年代的革命實際問題中,只有《少年俄國》的策略是代表民權派的雜職人員之革命主義的策略。 四、俄國式的社會主義 俄國自從十二月黨革命失敗之後,一方面資本主義日益發達,別方面反抗政府及農奴制度的思潮日益猛烈。這是標明俄國客觀上已經很需要資產階級革命的大改革。但是,這種實際的革命問題上,卻是妥協的改良主義策略佔優勢,當時從四十年代一直到一八六一年之後,只有農奴解放和立憲的請願運動;社會的思想界裡,《大俄羅斯》式的論調已經算是很急進的了:一般青年雖然不滿意于赫爾岑的公開的妥協,然而對於赤爾納塞夫斯基的以和平方法準備將來革命的策略,卻都很崇拜。至於《少年俄國》式的論調便不能得著大家的同情,只算得曲高和寡的高調罷了。因此,實際上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完全是政府方面及所謂政府派的自由派所「自動」實行的;革命的思想界對於這次維新政策絲毫沒有積極的影響。革命的思想界及當時的所謂社會主義派,只能算是附和著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幫著他們宣言威嚇政府罷了;實際上維新運動的指導權,是在資產階級的自由派手裡,而不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派手裡。 於是農民式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便只能表現於空想的理論方面,形成一種特別俄國式的社會主義——民粹主義(norodnitchestvo)。民粹主義的階級背景便是小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復古運動。俄國這種民粹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對於後來的幾十年中的革命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差不多獨霸了當時的革命青年的思想。民粹主義的開山祖師,便是赫爾岑及赤爾納塞夫斯基,他們的策略雖是改良主義的,他們的理論卻是很革命的,對於俄國革命思想及運動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功績。 赫爾岑當四十年代的時候,便開始研究英、法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加入當時的社會主義研究社,宣傳革命的理論。後來被捕而放逐之後,到一八四七年便到西歐去,遇著了當時英、法、德各國的革命家和社會主義家;因此,俄皇政府禁止他歸國。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的革命對於他有很大的影響:他對於歐洲的資產階級非常之失望,曾經著了許多小冊子,指斥資產階級的懦怯和殘忍。一八五七年時,他在倫敦出了一種雜誌,名為《鐘》(Kolokol)[127],宣傳解放農奴,對於俄國一般社會很發生了些影響。他在此時已經開始創造自己的理論:他說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不能解放民眾的,只有俄國的農村公社制度,能夠自然發展而成社會主義,然後才能救歐洲的墮落。《大俄羅斯》的農民之中,原本有一種農村共產的制度,所謂公社(obshtchena,即「密爾」mir)。俄國的農村公社之組織,本是宗法社會的遺跡,其中的田地是公有的,譬如中國的祠族公產一樣;在俄國是一村公有田地若干畝,由村中各農家分耕;各戶所分得田畝的多寡,依人口的多寡而定,而且田畝的分劃往往不是整塊的,而是互相隔間著的,例如甲戶所耕為近村的三畝,乙戶所耕為遠的三畝,再遠的三畝又為甲戶所耕,如此使田地離住家的遠近大致平均;不但如此,這種田畝的分劃,往往每年重新一次,使各戶輪流耕種;然而村中的事務歸村長管理,村長雖是公選的,村民雖是常常集會的,可是村長總是官廳及貴族地主的親信,分劃田畝等事自然有作弊的地方,所以實際上公社之中仍舊有貧富之別。赫爾岑的學說卻以為俄國的農村公社是共產主義的雛形,只要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是俄國農民,共產制度的社會便可以實現,用不著西歐式的資本主義和虛偽的民權主義等類的東西。農村公社制度是俄國平民所特有的東西,所以是俄國平民之粹,於是這種社會主義的學說,便稱為民粹主義(17)。 赤爾納塞夫斯基在一八五五年,便開始在俄國文學評論大家篤勃羅留白夫(Dobroliuboff)[128]等所辦的《現代》雜誌(Sovre-mennik)[129]上做文章,主張唯物論的哲學及社會主義的經濟學。他曾經著了一部《穆勒之經濟學大綱注釋》。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73)[130]是英國的大哲學家,在經濟學上是集所謂正統派經濟學之大成的。赤爾納塞夫斯基卻在他的學說裡,抽繹出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痛斥資本主義之不當。他的學說是:人類經濟開始於原始共產主義,將來的結局也是共產主義;俄國的經濟發展較各國都遲,所以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可以從農村公社的舊式共產主義,一直進於新式的共產主義。他所以是俄國民粹主義理論之繼起人。但是他在策略上既較赫爾岑為進步,在理論上也較赫爾岑為詳細。他後來的學說便肯定的說:農奴解放之後,還必須要農村公社不受俄皇專制政府及貴族地主的剝削,然後才能進於共產主義的社會;所以他根本是贊成推翻俄皇政府及地主階級的。不過他向來只認智識階級的青年是革命的動力,對於農民群眾並不存在甚麼大的希望;因此,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令的虛偽和欺騙引起了無數的農民暴動的時候,他才起草了那一張《告老爺治下的農民》傳單,尚且只教農民團結,等候智識階級的指導,教他們要鎮定,不要枉然送命。然而他始終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他的主張已經傾向于農民暴動,已經想去鼓動民眾;而且他的理論上的工作,如唯物哲學的闡明,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宣傳,對於資本主義的嚴酷批評等,對於當時的青年思想都有很大的影響,並且開闢了俄國思想界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馬克思稱他是俄國唯一的大學者(18)。 俄國民粹派的社會主義理論,經過他們兩人的研究,從此便成了革命青年的旗幟。 然而從十二月黨革命之後,一直到農奴解放後的六十年代,俄國社會裡三種力量:(一)農民暴動的革命行動,(二)社會主義派的革命理論,(三)自由派的維新運動,相互之間都只有間接的關係,而沒有直接的聯絡。我們以下便要論到這種關係了。 [107]施湯吉諾維赤,今譯斯坦克維奇(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танкевич,1813—1840),俄國社會活動家、哲學家、詩人。1831年組織文學哲學小組,1837年流亡國外。 [108]黑智兒哲學研究社,黑智兒,今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此指1831年至1839年莫斯科的文學哲學小組,組織者和領導者先後是斯坦克維奇和別林斯基,傳播黑格爾辯證法思想,提倡啟蒙人道主義思想,其成員後分化為西歐主義者、斯拉夫主義者和革命民主主義者。 [109]沃嘉列夫,今譯奧格遼夫(Николай Плагонович Огарёв,1813—1877),俄國政論家、詩人。貴族出身,早年與赫爾岑一起活動,後成為「土地與自由社」創始人之一。 [110]巴枯寧,見本卷第248頁注121。 [111]亞克薩誇夫,今譯阿克薩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Аксаков,1817—1860),俄國政論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和詩人。斯拉夫派思想家之一,主張保持專制政權、廢除農奴制。 [112]霍密亞誇夫,今譯霍米亞科夫(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1804—1860),俄國宗教哲學家、作家、詩人、政論家。斯拉夫派創始人之一,站在自由派立場,贊成廢除農奴制和死刑,主張言論、出版等自由。 [113]倍林斯基,今譯別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文學批評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給果戈裡的信》、《論普希金的作品》等。 [114]聖西蒙,今譯聖西門(Henri Saint-Simon Comtede,1760—1825),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必將實現一種公正的實業制度。主要著作有《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居民的信》、《論實業制度》、《新基督教》等。 [115]傅立葉(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可以改造社會,使之進入名為「法朗吉」的和諧社會。主要著作有《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論家務農業協作社》、《工業和協作的新世界》等。 [116]歐文,見本卷第245頁注88。 [117]彼得臘塞夫斯基,今譯彼得拉舍夫斯基(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1821—1866),俄國革命家、空想社會主義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領導者和組織者、《外來語袖珍詞典》(第2版)的編輯者與作者。主張在俄國實行民主政治制度,解放農奴。1849年小組破壞被捕,判處終身苦役。 [118]篤思托葉夫斯基,今譯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俄國作家。曾因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被判流放。著名作品有《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白癡》等。 [119]孟塞維克派,今譯孟什維克。 [120]布爾塞維克派,今譯布爾什維克。 [121]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1300余人簽名上書,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因舉人進京會試乘公車,史稱「公車上書」。 [122]赤爾納塞夫斯基,今譯車爾尼雪夫斯基。見本篇第655頁作者注。 [123]《大俄羅斯》,今譯《大俄羅斯人》,俄國第一份秘密印刷品,1861年6月至10月出3期,1863年又出第4期。號召受教育階層對政府施加壓力,以使農民享有土地,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制定憲法,並促進波蘭獨立。作者與出版者不詳。 [124]農奴解放令,見本篇注28。 [125]薩維赤納夫斯基,今譯紮伊奇涅夫斯基(Пётр ГригорьвичЗаичневский,1842—1896),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俄國雅各賓主義創始人。1859年起為「喀山大學生讀書會」成員,1861年組織莫斯科大學生小組,次年在羈押中寫了傳單《年輕的俄羅斯》。至1874年又組織民粹派「奧廖爾青年」小組。 [126]《少年俄國》,今譯《年輕的俄羅斯》,俄國雅各賓派散發的革命傳單。1862年由紮伊奇涅夫斯基起草,號召推翻專制制度,懲治沙皇王朝和彼得堡官僚,建立聯邦共和國和公有經濟。 [127]《鐘》,今譯《鐘聲》,見本卷第250頁注133。 [128]篤勃羅留白夫,今譯杜勃羅留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哲學家、文學批評家。讀大學期間即組織秘密學生小組,畢業後參加《現代人》雜誌工作,因患肺病死於國外。 [129]《現代》雜誌,今譯《現代人》,19世紀俄國文學、政治綜合性雜誌。1836年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7)創辦於彼得堡,1847年涅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1821—1877)接辦,團結了許多進步作家。1854年起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繼加入編輯部工作,在抨擊農奴制、宣傳唯物主義、捍衛批判現實主義方面起過很大作用。1866年被迫停刊。 [130]約翰·穆勒,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著名著作有《邏輯體系》(或譯《穆勒名學》)、《論自由》(或譯《群己權界論》)、《功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原理》等。 (17)赫爾岑(Alexander Ivanovitch Herzen),一八一二年生於莫斯科,是一個貴族的私生子;卒於一八七〇年。他是民粹派的第一理論家;從一八五七年出版《鐘》雜誌以來,他不但在革命青年中有影響,而且在一般所謂自由派中也有些影響,等到他上書俄皇之後,革命青年已經不大滿意他;而一八六三年波蘭反對俄國的革命時,他表示贊助波蘭,於是俄國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又說他是過激的賣國派了。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他的威望已經大減,革命青年都崇拜赤爾納塞夫斯基了。 (18)赤爾納塞夫斯基(Nicoloi Gavlilovitch Tchernyshevsky)生於一八二六年。他在學生時代,便已研究傅立葉的社會主義,及德國哲學家費爾巴黑(Feverbach)[131]的唯物論。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後,他因為想印發那《告老爺治下的農民》傳單,被人告發而被捕,時為一八六二年六月三日。他關在著名的彼得保羅獄(Petropavlovskaya Kreposty)中,還著了一部小說《怎麼辦》[132],亦是很有名的。他於一八六四年五月,流配西伯利亞,執行苦役的徒刑。徒刑期滿之後,政府又以行政處分,逼令居住極北荒寒的雅苦德區(yakutskaya oblasty),直到一八八三年方才遇赦。他受了這許多磨折之後,已經沒有多大的精力參加革命,卒於一八八九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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