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四資產階級革命之方式

四資產階級革命之方式

　　一、立憲與兵變　十二月黨的革命是俄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革命，亦就是他末一次的革命。從此之後，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不但沒有南社的革命精神，甚至於北社的實際行動都不曾再有過。大凡各國從商業資本進於工業資本的過渡時期，政治上必然要發生一種變動。純自然經濟之中發生商業資本時，政治上便從封建的諸侯統治進于皇帝的君權統治：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是兩個經濟階段的不同的政治制度。等到商業資本中發生工業資本時，政治上又要從王權統治進于立憲民主的統治。這一個變動就是所謂資產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的職任，首先便是取消封建的餘孽，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可是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之方式，卻各依當時生產力的狀態和工業資本的力量而異。革命的職任雖然是同樣的，而革命的方式卻有種種差異。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往往因這種種方式之遞代轉變而延展到許多年——甚至於一百年、二百年。

　　經濟發展比較和緩的國家，譬如英國，資產階級的奪取政權能夠逐步前進，所以他的資產階級能和農民運動相結合，逐步利用群眾，逐步限制王權，而進行立憲運動，結果是鞏固資產階級政權，而壓迫一般民眾。固然，這種革命方式之中，也不能不包含農民暴動及軍事上兵變的成份，但是這種革命的勝利，總是落於立憲派之手。純粹和平的立憲運動，可以說在整部世界史裡一次也找不到。至少必定有宮廷的政變，尤其是軍事式的兵變運動。例如十八世紀時，西歐各國差不多都經過宮廷的政變，正所謂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亂臣賊子時代」；尤其著名的是西班牙、意大利式的兵變運動（Pronunciamento）[87]。中國辛亥革命[88]時代的所謂「運動軍隊」，差不多成了當時唯一的革命方式，亦就是這類的把戲。

　　立憲與兵變，可以算是資產階級革命之最輕便、最偷巧的方式，因為當時已經富有的資產階級既可以以兵力挾持朝廷實行所謂立憲民主，而取得部分的政權，同時又可以避免民眾的參加。當兵變運動的「革命」時期，民眾是絕對不用參加的，民眾所受的宣傳也只在同情于限制王權，同情於革命黨而已。這一類的所謂革命黨向來不號召民眾自己起來革命的。一旦事成之後，革命党的「偉人」帶著一支大兵，便替民眾爭著立憲了。這種時候，即使憲法不是皇帝所欽賜的，也是革命偉人所欽賜的。民眾在鬥爭過程之中，並未鍛煉團結自己的力量，仍是一盤散沙，對於革命偉人只能感恩戴德，由他們任意擺佈，決不會自己積極行動，提出徹底的民權自由的要求。所以資產階級最歡喜貪圖這樣的小便宜：一方面，既可推翻壓迫自己的貴族，別方面，卻又沒有引起反對自己的民眾之組織和行動。

　　十二月党的南社、北社之革命方式，其實都是如此的；他們最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這兩種運動上；如果要分別左右派的策略，也只能說：右派的北社，想用宮廷上政變的方法實行立憲；而左派的南社，卻想用軍事式兵變的方法實行共和。可是這種偷巧的方法，避免民眾參加的方法，不但在俄國十二月黨革命中不曾爭得絲毫資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在世界各國中也是如此。英國立憲民主的發展中，如果沒有克倫威爾（Cromwell）[89]時代的農民運動，以及後來屢次大規模的農工暴動，英國資產階級決不能推翻地主階級而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人，自以為他們是英雄偉人，能替民眾爭得自由權利；其實只有民眾，能替資產階級完成革命事業。

　　二、暗殺與宣傳　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還有兩種，便是暗殺（Terror）與宣傳（Propaganda-Agitation）。固然，一切革命運動都可以包含暗殺的方法，然而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人尤其容易注重暗殺，因為他們大半以為政治是「偉人」所創造：如果這個偉人是英雄，那麼，只要他能當權，一切事業都可以辦得好；如果這個偉人是奸雄或暴君，那麼只要把他個人殺掉，一切事情也就容易辦了。這是普通而論，關於暗殺政策的意義。資產階級的革命黨，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能夠很勇猛的去實行暗殺。俄國革命史上，暗殺運動也占著相當的位置。暗殺政策的目的，如果在於所謂「除暴安良」，那麼，當然不能得到所想望的結果。可是如果暗殺政策是用來幫助一般革命運動的前進的，那卻有的時候也有相當的作用。十二月黨革命的時候，暗殺政策還只在想像之中，並未實行；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暗殺運動方才盛極一時。這種暗殺運動，也可以說是導源於十二月党革命之時。十二月十四日，劉列葉夫曾經和嘉霍夫斯基商量，打算刺殺尼古拉一世，而使朝野震驚，政府慌亂，然後趁機立憲。不過當時沒有實行罷了。

　　至於宣傳呢，本是一切革命運動中所必需的方法。機會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黨，固然側重於所謂「運動軍隊」。然而小資產階級式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卻往往能夠明瞭宣傳鼓動群眾的必要。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革命運動史，充滿著種種式式的宣傳鼓動。這種宣傳方法在十二月黨革命的時候，也曾經小試過一番：十二月黨中唯一的注意群眾宣傳的革命家，便是亞柏斯托爾，他曾經印發一種格言錄，利用《舊約聖經》上的文句，證明皇帝是上帝所詛咒的，誰服從皇帝，誰便是反對上帝。當然，十二月黨的宣傳是很少很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宣傳之發展，還在後來呢。

　　三、民眾暴動與革命黨組織　資產階級的革命有時也不能不採取民眾暴動的形式，譬如法國的大革命。大凡社會的發展，在從封建制度到商業資本（農奴時期）之初，必然有農民暴動式的革命；從商業資本到工業資本的初期，也必定有第二次的農民革命暴動的潮流。工業資本階級如果能和農民暴動的潮流合作聯盟，那麼，資產階級革命至少總可以得著大部分的勝利；否則，資產階級革命必然流產，而社會的進化便須經過很困頓艱苦的荊棘之路。這種勝利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實例，便是英國十七世紀的革命[90]，尤其是法國十八世紀的大革命[91]。至於失敗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實例，便是俄國十二月黨的革命。俄國從蒲加赤夫之後，農民的暴動不斷的爆發。我們已經說過：十二月黨革命失敗之後的三十年中，至少有過五百五十六次的暴動。但是十二月黨的革命，卻因種種客觀情形，而沒有能和農民暴動相匯合，使成一偉大的民眾暴動的革命。十二月黨的自己主觀上也簡直沒有想到去「運動民眾」，而只注意到「運動軍隊」。至於革命党的組織——指揮革命行動的總司令部，本來是一切革命所必需的鬥爭方式，而在資產階級革命之中，卻往往是很模糊的，尤其是十二月黨。十二月黨的名稱，是後來的人因為他們十二月十四日的政變而稱呼他們的；他們自己並不自稱為十二月「黨」；他們根本沒有統一的黨，而只有四散的小團體。所以民眾暴動及革命黨組織的這兩種革命之方式，十二月黨都不曾有；這都是俄國革命發展裡隨後才發現出來的東西，恐怕只有俄國的無產階級，才能運用這兩種革命的主要方法呢。

　　四、十二月黨革命之因果　十二月黨革命的失敗和流產，其原因當然不僅在革命方式之不當。這次革命是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關於這種革命的根本原因，我們已經說過，是俄國社會資本主義化的結果。現在我們還可以說一說這一革命的近因。農民問題的解決，是這一革命的主要職任，北社的理論家屠格涅夫（N．I．Turgeneff）[92]及南社的政治領袖彼斯鐵兒，都很明瞭的指出來過；我們前一章書裡，也已經詳細說明(15)。然而何以這一革命不先不後爆發於十九世紀的初年呢？原來國際市場上的麥價，對於俄國經濟大有影響。十八世紀中葉倫敦市場上，每一「誇陀」（Quater約四百中國斤）[93]的麥，售價只有五十先令；十九世紀之初（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一〇年），麥價已漲到七十四先令，等到一八二〇年光景，麥價竟漲到九十先令。俄國麥的輸出因此也就激增不已。於是不但工業資本受著農奴制度的束縛，就是地主巨商階級也覺得自身有資本主義化的必要。國際市場上利潤的增多，逼得地主非改變生產方法不可。農奴制度之下的農業經濟已經日益衰落，非改用自由勞動的雇傭制度，不能充分的賺錢。十二月党的領袖雅庫史經說，怎樣便可以使農民勤懇的耕作呢？只要給他們自由而奪掉他們的田地。如此一來，農民便不得不做佃農，或者當雇農；使農民覺得越勤懇則越發財，越要發財則越肯勤懇，於是農產品便日益增多；而地主巨商收買穀物，賣到倫敦去，便越發可以賺錢了。當時（一八一九年）雅庫史經自己，還有沿波羅的海諸省的大地主，都私自的解放農奴。可是這僅僅是小部分的解放，而且解放農奴而奪取田地的辦法，當然不能得著農民的贊成。最有趣的一件事實是：雅庫史經想實行他的所謂解放農奴，他向自己的農奴道：你們從此不是我的奴隸了，從此你們也自由，我也自由了。農奴都回問他道：「田地是誰的呢？」雅庫史經說：「田地自然是我的，你們可以自由租種。」農奴便說道：「那可不好，還是照舊罷：我們是你的人，田地都是我們的田地。」雖然後來南社的農民政綱比較「公道」，北社的農民政綱也改得每戶農家頒給二俄畝的田。然而十二月黨的政策，始終是工業資產階級和地主巨商階級的妥協，雖然想解放農奴，而實不能與農民革命聯盟。俄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太衝突了；他的革命如何不流產呢！十二月黨的革命，總算是資產階級的第一次革命，便已經暴露他沒有解決農民問題的能力，難怪這便是資產階級的末一次革命了。

　　五、俄國資產階級之命運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始終是由無產階級革命來替他解決了。何以俄國資產階級的命運和英法資產階級的命運不同呢？原來俄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有許多特性：

　　第一、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外鑠的而不是內發的。英國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模範：世界任何地方還沒有工業資本的時候，英國因地理關係的利便，首先從普通的貨幣貿易中漸漸發展出新式的生產技術，從小手工業進而為工廠手工業，如此遞嬗進化，直到所謂工業革命而資本主義大盛。這是從英國國內經濟內部自然而然的發展出來的；這一資本主義是所謂內發的。俄國卻不然。俄國在十四五世紀，經過成吉思汗[94]的「韃靼之征服」[95]時期之後，還簡直是一個野蠻國。當時的西歐卻已經有很發達的商業資本。西歐的商業資本自然要侵入野蠻的俄國，如侵入野蠻的印度及中國一樣。最早所謂漢斯（Hanse）的商會中人，經過諾夫郭洛德城而到俄國來經商。十五世紀末，意大利的商人工匠到莫斯科來，承辦皇宮等的建築，著名的克侖謨爾宮（Kremlin）[96]便是意大利技師所造的。隨後一五五三年英國人探出亞爾漢格兒斯克（Arhangelsk）的航道，而與俄國通商。十七世紀彼得大帝時，俄國便和荷蘭人通商；彼得的實業新政，大半是從荷蘭人學來的。俄國的封建制度是受著外國商業資本的影響而逐漸崩潰的；俄國自己的商業資本也是受著國外通商，尤其是農產品輸出的影響而逐漸發達起來的。讀者如果在經濟學的理論上不大熟悉，那麼，不妨想一想中國人人皆知的粗淺事實：清朝李鴻章[97]等的洋務新政[98]，造船廠、開礦、開鐵路、電報、郵政等等，可不是從外國學來的，難道是從中國舊有的驛站制度等自然改良出來的嗎？俄國的初期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亦在其內，他的性質的確所謂外鑠的。因為資本主義是外鑠的，所以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比較起西歐來是不自然的，非常之迅速而急遽的。因此，地主階級方面，奢侈的程度屢次驟然的前進，剝削的程度也屢次驟然的加重；同時，農民方面的生產力卻並沒有相當速度的增長。因而大地主階級與巨商階級差不多合而為一，甚至於工業家也大半兼做地主，因為他們本來是地主出身。外鑠的資本主義之下，從小農經濟中自然發展出資本家來，比較困難得多；只有原來的地主階級能夠運用農奴制度積聚極大的資本，去應付國際市場的大宗貿易。俄國的農產品輸出，實在是經濟上最重要的動力，所以巨商地主的商業資本永久佔據著經濟政治的優勢，俄皇一統的政治制度差不多完全依賴在這種勢力之上。因此種種，俄國資本主義之中，商業資產階級始終占著優勢，每次衝突的結果，工業資產階級總是失敗的，甚至於自願委屈而妥協的；俄國工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思想上始終是受商業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就始終是和俄皇統治及農奴制度妥協的。

　　第二、俄國資本主義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的。英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之中，固然也有地主階級的資產階級化之現象；但是西歐最早的資本家大致是起於民間的：不但中古世的工匠、商人自然發展而成資本家，就是地主的資產階級化也是各人自己經營經濟的結果。俄國的卻不然。最早的俄國礦廠等都是官辦的，卻是自上而下的創辦出來資本主義。所謂實業，是由國家提倡起來的。這種情形的原因，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外鑠性。俄國經濟初發展的時候，便碰著西歐諸國的資本主義之競爭，非有集中宏大的資本，決不能發展實業，所以不得不借重政府的力量。因此，西歐的資產階級之中，反對封建君主的情緒容易發達，出身民間的資本家往往有很急進的民權主義的思想；而俄國最初的資產階級卻簡直就是官僚貴族的化身，他們不能和農民群眾的革命心理相融合。俄國最早的實業家，很像中國的紳士式的工業家：如狀元老爺的張謇[99]，郵傳部尚書的盛宣懷[100]（招商公司），大總統曹錕[101]，省長曹銳[102]（天津紗廠），財政總長周自齊[103]（山東礦產）……等類。他們自己都是大地主，兼做商業投機及剝削農奴的勾當。所以當時的俄國工業資產階級很不革命，很不徹底，他們政治上是很薄弱而消極的，他們自然貪戀著農奴制度的利益；雖然少數有遠大眼光的人，知道解放農奴對於工業發展有很大的益處；然而大多數是不能堅決的去革命的。這種人即使有「平均地權」的思想，也決不能始終不渝勇猛前進的去實行。因此種種，俄國社會裡逐漸發展出來的新式智識階級（Intelligenzia），客觀上不能為資產階級所用，以進行民權主義的革命，卻始終為無產階級所用，以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這是因為俄國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鄉村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如果要求得自己的真正解放，一開始便非與無產階級聯盟不可；所以俄國智識階級中的各種各式的社會主義，都是附和這無產階級思想的結果。西歐諸國的資本主義，往往是自下而上的發展居多，所以資產階級能夠和小資產階級聯盟，而實行民權主義的革命；而俄國資產階級卻根本不能和小資產階級聯盟，所以他的政治力量便更加顯得薄弱，不得不委屈求全，依附于商業資本的地主巨商階級及俄皇政府之下了。

　　俄國資本主義的這兩種特性，決定了他的終生命運。十二月黨的革命總算是他的最末的一次的革命。從此之後，無產階級日益壯大，逐漸參加政治鬥爭，以至於取得民權革命的領導權……一直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俄國資產階級卻日益右傾，以至於反動……一直到反革命的日期，他還是非常薄弱。換句話說，俄國資產階級連反革命的力量都很小；如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沒有英、法、美、日等國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之幫助，亦許俄國資產階級甚至於一次反革命的國內戰爭都不能舉行呢。這是俄國資產階級的「命裡註定的」！(16)

　　[87]Pronunciamento，西班牙語，意「聲明」或「宣言」，即在西班牙語國家，為武裝反對政府而發出的號召。此也指這種檄文舉事的行動。

　　[88]辛亥革命，1911年由武昌起義開始的中國人民推翻清王朝專制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89]克倫威爾，見本卷第241頁注59。

　　[90]英國十七世紀的革命，1640年爆發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曾經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至1688年光榮革命後始確立君主立憲制度。

　　[91]法國十八世紀的大革命，見本卷第311頁注①。

　　[92]屠格涅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Тургенев，1789—1871），十二月黨人，1816年起任國務大臣助理，是經濟學家和俄國金融學奠基人。參與創立了幸福協會和北方協會，1824年僑居國外，被缺席判處終身苦役，從此成為政治流亡者。

　　[93]誇陀，今譯夸脫，英美度量衡（千量），等於2品脫，約1.1升。

　　[94]成吉思汗（1162—1227），即元太祖，名鐵木真。古代蒙古首領、軍事家和政治家。他統一了蒙古諸部，1206年被推為汗，建立蒙古汗國。南征金國，佔領了北京，西征將版圖擴展至中亞與南俄。

　　[95]韃靼的征服，1237年成吉思汗孫拔都（1209—1256）率蒙古軍隊大舉侵入羅斯，1240年佔領基輔，進一步深入波蘭、匈牙利，回師在伏爾加河下游建立欽察汗國，統治地區包括東北羅斯。在他的打擊下，基輔羅斯徹底解體。

　　[96]克侖謨爾宮，今譯克里姆林宮。12世紀時原為莫斯科的城堡，15世紀伊凡三世構築宮城，逐漸修築宮殿群，到1838年至1849年始建成大克里姆林宮，作為沙皇皇宮。十月革命後成為蘇聯最高黨政機關所在地。

　　[97]李鴻章（1823—1901），清末淮軍軍閥、洋務派首領。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1861年編練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升任江蘇巡撫。1865年署兩江總督，鎮壓了撚軍起義。1870年又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98]洋務新政，今稱洋務運動或同光新政。19世紀60至90年代，清政府一部分當權派官僚採用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技術，以求保持封建統治的自救運動。

　　[99]張謇，見本卷第272頁注327。

　　[100]盛宣懷，見本卷第532頁注32。

　　[101]曹錕，見本卷第43頁注21。

　　[102]曹銳，曹錕之弟，天津人。1918年任直隸省長，與恒源帆布廠股東章瑞廷合資400萬元合併直隸模範紗廠，開辦恒源紗廠。1922年去職。

　　[103]周自齊（1871—1923），山東單縣人。在袁世凱政府中歷任山東都督，交通、財政、工商、陸軍總長。1918年又任財政部長，1922年曾任國務總理兼教育部長。

　　(15)屠格涅夫（Nicalai Ivanovitch Turgeneff）生於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党事敗時已在外國，故雖判死刑而得倖免，死於一八七一年。文學家之屠格涅夫名伊凡，為另一人。

　　(16)第二章述十二月黨的革命，其中的年月日，因方便起見，一概照俄曆。俄曆本有兩種，一種是公曆，如英、法、德等及中國現時所用的；一種是以前希臘正教的國家如俄國、布加利亞[105]等所用的，我們簡稱為俄曆。俄曆比公曆早十三天，例如十二月十四日，在公曆上實在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其餘可以類推。本書敘述時日時，一概仍用俄曆；十月革命之後，才以公曆敘述。俄曆實際上也直到十月革命再廢除的。就此一次注明，以下不再特別聲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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