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豐農民運動第四節農民運動的開始

第四節農民運動的開始

　　一九二二[3]年五月間我為海豐教育局長，還是發著夢的想把從教育入手去實現社會的革命，因召集全縣男女學生多數有錢佬的兒女，在縣城舉行「五一」勞動節，這算是海豐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參加的絕無一個工人和農民，第一高等小學的學生高舉著「赤化」二字的紅旗去遊街，實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豐的紳士以為是將實行共產公妻了，大肆謠言，屢屢向陳炯明攻擊我們，遂致被其撤差，縣中所有思想較新的校長教員們也紛紛的下臺了。此時我們曾和陳炯明的家鄉報《陸安日刊》開了一場思想的大混戰。我和李春濤同志等出了幾期《赤心週刊》，自命是工農群眾的喉舌，可是背後絕無半個工農，街上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也絕不知我們做甚麼把戲。有一天我剛從外邊回到家裡來，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進去，說母親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場，說要打死你。我初是以為我的妹妹是故意來騙我，跑進廳內果然我的母親在那邊哭。查問起來，因我們在《赤心週刊》做了一篇《告農民的話》，出版後放一本在我的家裡，我的七弟他把讀出聲來，適我的母親也在傍聽。七弟剛剛讀完了那篇文章，我母親的淚遂涔涔下而至放聲的哭起來說：「祖宗無積德，就有敗家兒。想著祖父艱難困苦經營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豈不是要破家蕩產嗎？」

　　我乃極力多方勸解始無事，此時我就想到，這篇文章若是農民們看了，心裡必非常歡喜，並且要比我母親的痛哭有相反的利害。同時我也自信農民一定可以團結起來。我們乃放棄《陸安日刊》無謂的筆戰，而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運動。此時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對的一邊，他們說：「農民散漫極了，不但毫無結合之可能，而且無智識，不易宣傳，徒費精神罷了。」同時我的家庭，在海豐縣可以算做個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余石租，共計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餘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卅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我家裡的人聽說我要做農民運動，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餘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此外同族同村的人，都是一樣的厭惡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4]我即開始農民運動的進行、最初到赤山約的一個鄉村。我去的時候，是穿著白的學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看我來了，一面在村前弄糞土，一面向我說：「先生坐，請煙呀！你來收捐嗎？我們這裡沒有做戲」。我答道：「我不是來收戲捐的，我是來和你們做朋友，因為你們辛苦，所以到這裡來閒談」。農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請茶，我們不得空和你閒談，恕恕」！他說完這句話便跑了。少頃又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農民，樣子比較清醒些。他問我道：「先生屬那個營？當甚麼差事？來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當兵的人。我前是學生，今日特來貴村閒遊，目的是要來和你們做好朋友……」他笑說：「我們無用人，配不起你們官貴子弟，好說了請茶罷！」也首不換頭的那邊去了。我想再多說一句，可是他已聽不到了。我的心頭很不高興，回想朋友們告訴我枉費精神這句話，心裡更是煩惱。我就跑到第二個村，一跑進去，那犬兒向著我大吠特吠，張著牙齒對著我示威，我誤認他是來歡迎，直沖入去，見門戶都是鎖著，去街的去了街，出田的出了田。再跑過第三條村，適太陽西下，天將晚了，恐怕村中農民疑我做甚麼事，不便進去，乃回家。

　　我回家裡沒有一個人肯對我說話，好像對著仇人一樣。他們飲食完了，只剩的飯湯一鬥，食了點飯湯，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記打開，想把今天的成績記在裡頭，結果只有一個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東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來，隨便食了一餐早飯，就再到農村去了。在路上看著許多農民挑著芋或尿桶等到城裡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時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邊，讓他們先過，因為城市的人每遇鄉人是不讓路的，只有負擔的農人讓那空手的城市人。所以農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們的一個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農村來，遇著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他問我：「先生呀！來收賬呀？」我說：「不是！不是！我是來幫你收賬的，因為人家欠了你們的數（賬），你們忘記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他說：「呀！不欠他家的賬還是好的，怎有賬在別人處？」我說：「你還不知道嗎？地主便是欠你們的大賬者，他年年閒逸無做工，你們耕田耕到死，結果將租穀給他收去，他們一丘田多者不過值百元，你們耕了千百年，試計算一下，你們給他收了好多穀呢？我們想起來，實在是不平，所以來和你們磋商，怎樣和地主拿回這筆賬！」他笑道：「有得挪就好了，我們欠他一升一合還要鎖打，呀！這是命中註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請——我要出街去。」我問：「老兄你是貴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這個鄉村，無事請來坐罷！」我知道他很不願意告訴我，我也不再去問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頗多，男子則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他說話，我徘徊了好久，就再過別村去了。

　　是日跑了幾個鄉村，結果是和昨日同等於零。不過是日的日記比昨日多說了幾句話。

　　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來我對農民所說的話，太過文雅了，好多我們說來農民都是不曉，所以就把許多書面的術語翻譯做俗話，二來是我的面貌身體服裝與農民不同，農民慣受了面貌服裝不同者的壓迫和欺騙，一見我就疑是他的敵人；二者表示階級不同，格格不入，總不歡喜和我接近。所以乃改變較為樸實的服裝，並且想出明日進行的一個新計劃，就是決定明日不到鄉村去，專找在農民往來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傳。

　　次日就到一個龍山廟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約、北笏約、赤岸約、河口約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無數農民在此經過，並且在廟前休息。我就乘此機會，對他們開始談話，大概是說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濟的方法，並舉出地主壓迫農民之證據及農民應有團結之必要，起初只與少數人談話，但愈聽愈眾，遂變成演講的形式，農民聽者都是半信半疑，是日與我談話的有四五人，聽我演說的有十餘人之多，其成績為最好。

　　[3]本文的各個版本，這裡都作1921年，這是最早版本的印刷錯誤所造成。從本文集的一些「通信」以及所附「年表」中，都充分說明彭湃同志是1921年5月才從日本歸國，1921年10月至1922年5月任海豐教育局長（原稱勸學所長）。

　　[4]此處的5月某日，應指1922年舊曆5月某日，即彭湃等出版完6期《赤心週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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