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2)_茅盾

在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2)

　　他反對「為藝術而藝術」，指出這不過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消閒」文學的別號；但他也反對不講求技巧的「標語口號式」的作品。「標語口號式」的「革命文學」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對於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簡單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實際上達不到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他曾經強調指出：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欺騙盲試官的。」（《革命文學》）

　　魯迅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以及把文藝作為手段為政治服務的特性，並嚴格地把文藝和其他的革命宣傳工具區別開來。在《文藝與革命》（一九二八年）中，他寫道：

　　「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佈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

　　魯迅這些對於文藝和政治的關係、文藝如何服務於政治的見解，在今天，對於我們也還有深刻的啟發作用，而他的作品，則提供了文藝如何服務於革命的政治的典範。他的題材範圍非常廣闊，他的表現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他的小說數量不多，然而展示了當時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刻劃了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動的形象密切結合的。他的雜文的天地則更為廣闊，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蠅蚋之微小，兼包並蓄，然而或直接或間接，都為革命服務，都為文化革命之擴大與深入累積了資源，都給年青的革命的一代提供了豐富的營養。

　　魯迅在談到他自己的創作時，曾經說到某些外國古典作家對於他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說裡，依稀可見。但《狂人日記》不但寄託更為深遠，而風度、氣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說自己開始創作之際，「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此則不但是自謙之辭，同時也是坦白地告訴我們：取人之長，以豐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於繼承和發展本國的優秀傳統，魯迅曾屢次強調，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體力行的證據。魯迅在繼承和發展舊傳統方面，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於我國古典文學，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藝術，例如在《我怎麼做篇小說來》（一九三三年）中，他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

　　他的著名的《拿來主義》，形象地說明了他對於古今中外文學藝術優秀遺產所抱的態度。他說：

　　「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

　　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拿來主義》）

　　他反對保守，反對故步自封。他提倡有分析有批判地創造性地繼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學藝術的優秀傳統，起目的則是為了推陳出新。他說：

　　「這些採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篇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撇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論「舊形式的採用」》）

　　正因為他重視「拿來主義」，他把大半精力付給了翻譯和介紹外國的進步文學藝術。而且，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之下，翻譯和傳播革命文藝理論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工作，有它極其巨大的政治意義。他曾把這種工作比喻為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美修士從天上竊火給人間，是「偷運軍火給起義的奴隸」。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工作，也幾乎和他的創作活動相始終。今年即將開始出版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三大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所搜集的古代藝術遺產，如石刻畫像等，今後也將系統地進行整理和出版。）

　　「拿來主義」對於魯迅作品的獨特風格的形成，無疑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以驅使筆墨的技法而言，魯迅的文學語言同我國古典文學（文言的和白話的）作品有其一脈相通之處，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學語言。在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見外來的影響，然而又確是中國旗派，確是民族形式——當然，這在我國民族形式的歷史上展開了新的一頁。無論是他的小說、雜文、題詞、乃至書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個人風格迎面撲來。這種風格，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如果要勉強作概括的說明，我打算用這樣一句話：洗煉，峭拔而又幽默。

　　但是，統一的獨特的風格只是魯迅作品的一面。在另一方面，魯迅作品的藝術意境卻又是多種多樣的。舉例而言：金剛怒目的《狂人日記》不同于談言微中的《端午節》，含淚微笑的《在酒樓上》亦有別於沉痛控訴的《祝福》。《風波》借大時代中農村日常生活的片段，指出了教育農民問題之極端重要，在幽默的筆墨後面跳躍著作者的深思憂慮和熱烈期待。《涓生的手記》則如萬丈深淵，表面澄靜、寂寞，百無聊賴，但透過此表面，則龍蛇變幻，躍然可見；這是通過一對青年男女概括了當時的不滿於現狀、正待灑開大步、別尋出路，而又思想上矛盾重重的廣大知識青年的精神狀態的。

　　《故事新編》為運用歷史故事和古代傳說（這本是我國文學的老傳統），開闢新的天地，創造新的表現方法。這八篇小說各有其運用史實，借古諷今的特點，但仍有共同之處，即：取捨史實，服從於主題，而新添枝葉，絕非無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烏鴉，固有所諷；《采薇》卻巧妙地化陳腐為神奇（鹿授乳、叔齊有殺鹿之心、婦人譏夷齊，均見《列士傳》，《古史考》，《金樓子》等書，阿金姐這名字是魯迅給取的），舊說已足運用，故毋須再騁幻想。至於藝術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補天》詭奇，《奔月》雄渾，《鑄劍》悲壯，而《采薇》詼諧。

　　大致說來，魯迅在他的雜文中，運用了另一種藝術表現方法。這種表現方法，服從於雜文的政治任務，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魯迅稱雜文為「匕首」或「投槍」，脫手一擲，能致敵人於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規定的任務！然而「匕首」或「投槍」，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魯迅的絕大部分的雜文；但魯迅雜文的藝術手法，仍然是回黃轉綠，掩映多姿。

　　他的六百餘篇、一百萬字的雜文，包羅萬有，除了匕首、投槍，也還有發聾振瞶的木鐸，有悠然發人深思的靜夜鐘聲，也有繁弦急管的縱情歡唱。我們說魯迅的雜文是迅速反映現實的戰鬥性極強的一種文藝形式，此所謂戰鬥性，固然指對敵人的鬥爭，同時也指對自己陣營內的錯誤傾向的鬥爭，對迷路的朋友們的不妥協的堅持原則性的忠告，以及對中間分子的搖擺不定的針砭。在對敵鬥爭時，魯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槍，但在對內、對友、對中間分子時，魯迅有時用醒木，有時也用戒尺，有時則敲起警鐘；故就魯迅的雜文而言，片面性和簡單化的說法是不符合於實際的。

　　魯迅的生活經驗是極其廣泛而豐富的，這在他的作品（包括雜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他不可能象我們今天那樣接近工人群眾，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瞭解工人階級，並不意味著，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階級沒有共同之處；不，事實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於魯迅對當時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農民、手工業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點是魯迅在他的思想發展的過程、從戰鬥的經驗中，認識了人類（包括中國人民）的前途依靠著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而且正象他在一九〇一年《自題小像》說的「我以我血薦軒轅」，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堅決不移地認清了為共產主義而鬥爭也就是為祖國的解放而鬥爭，他無時無地不為中國工人階級事業的勝利而奮鬥，在三十年代，魯迅所走的道路，不僅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具有典型的意義，對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說來，也具有典型的意義；而且在六十年代，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義：真正地謀求祖國人民獲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必將走著象魯迅那樣走過的道路。

　　除了廣泛的生活經驗，魯迅的學問也是極其淵博的，這表現在他的學術性著作中，也表現在他的雜文中。我在前面提到過，《故事新編》中的《采薇》無一事無出處；從這樣一篇小說就可以窺見魯迅的博覽。而他的全部雜文，則展示了他對於歷史（中國和外國的）、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的廣博的知識和深刻的理解。正因為具有這樣廣博深厚的基礎，所以魯迅的雜文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博」與「專」，在魯迅作品中的辯證的統一，對於我們也是學習的典範。

　　同志們，朋友們！魯迅誕生已有八十周年了，他離開我們也快到二十五周年了。在紀念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和英明領導之下，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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