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魯迅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的精神_茅盾

學習魯迅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的精神(1)

　　一

　　魯迅在他戰鬥的一生中，為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所耗費的精力和時間，是多得驚人的。在這樣繁重的介紹工作中，魯迅表現了始終一貫的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和明確的政治目的性。

　　魯迅的介紹、翻譯外國文學的活動，開始於他在日本留學的時期。「風雨如磐暗故園」，那時清王朝以及當權的洋務派崇洋媚外，出賣國家主權；以振興實業，引進西洋科技知識為名，實際上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文化侵略大開方便之門，同時又為中國第一代的大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成長，準備了溫床。洋務派又以「中國國粹」的衛道者自居，打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招牌，推行野蠻的封建文化專制主義；他們頑固地鼓吹中國數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切糟粕，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妄圖借此錮蔽人民的思想，禁止人民任何反抗封建禮教、封建秩序的言行。

　　此與同時，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主張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國；他們不但對賣國喪權的清王朝進行了多次的武裝起義，也同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派進行了大論戰。保皇派主張君主立憲，但立憲是假的，保皇是真的，他們是投降派。魯迅在政治上屬革命派，但他主要是從介紹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學方面參加了對洋務派和保皇派的鬥爭。而這個思想意識領域的重要性卻正是當時革命派所忽略了的。

　　二

　　一九〇七年前後，魯迅發表了幾篇重要論文，投入革命派對洋務派和保皇派的大論戰。其中《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是反映他這時期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文化偏至論》簡要地敘述了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以後直至所謂世紀末的各種混亂、頹廢思潮，而結論為：今所注重者，「止於二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他所謂「非物質」即是「反對其重物質文明」；所謂「重個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魯迅在此文中痛論「西方物質文明的流弊」，即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階級鬥爭的激化，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廣泛深入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爭奪勢力範圍的激烈已經爆發了多次的武裝衝突。

　　由於時代的限制，魯迅當時論述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思潮時，還看不到這些混亂、頹廢思潮的社會根源，也沒有提到指引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而只是籠統地認為這是其重物質文明的流弊。又因為他強烈要求思想解放（這在「五四」運動時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正式提上日程），以至只看到尼采超人哲學的「偶像破壞」的一面，而忽略其極其反動的一面。然就其主要者而言，《文化偏至論》所提出的問題在當時是一聲驚雷，可惜這雷聲在曠野中自行消失了。魯迅在論文結尾說：「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竢夫一世。」此所謂「立人」即現在所謂「人民的覺悟」。魯迅這結論作於七十年前，在當時是少見的，幾乎是惟一的有遠見的呼聲。

　　《摩羅詩力說》象普羅米修斯偷天火給人類一樣，給當時的中國知識界運輸了革命的精神食糧。

　　《摩羅詩力說》介紹了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文藝思想，熱烈歌頌了代表這種文藝思想的若干「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叛逆詩人（摩羅詩人，惡魔詩人），如拜倫、裴多菲、密茨凱維支等等。魯迅當時沒有可能翻譯這些詩人的充滿著火焰般叛逆精神的作品，而只能介紹他們的作品的內容以及他們的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甚至幫助別的被奴役的民族），不畏艱險，以身殉之的英雄氣概。這在當時，起了鼓舞革命派的士氣的作用。

　　同一時期，魯迅又翻譯並印行了《域外小說集》。這個短篇小說集是繼續《摩羅詩力說》的主旨，介紹了俄國、北歐、波蘭等國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作品。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壓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品，介紹到中國。其用意和《摩羅詩力說》是相同的。

　　三

　　《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域外小說集》在當時是曠野的呼聲；此後十年間，世界發生了空前的變化，蘇聯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而且由於中國本身的社會矛盾在激化，階級鬥爭在發展，爆發了震撼中國社會的「五四」運動，並接著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魯迅屬「五四」運動的左派。他十年前提出的要求人們思想解放，掃蕩一切錮蔽人們耳目的舊傳統、舊文化，和被壓迫人民與被奴役民族都得到解放的革命呼聲，在這時候不再是曠野的呼聲而引起了千百萬知識青年的熱烈響應。

　　在這時期，魯迅翻譯、介紹世界進步的文學，其數量也比過去多得多了。重點仍在反映被壓迫人民和被奴役民族的痛苦和鬥爭。十年前，《域外小說集》在東京和上海兩地各只賣出了二十冊，現在，範圍擴大而數量增多的新譯的世界進步文學作品的讀者，就不是以千計，以萬計，而應該以十萬計了，其影響之深遠是空前的。

　　魯迅當時主張文學應當「為人生」。他認為十九世紀以來的俄國文學「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南腔北調集》：《〈豎琴〉前記》）他當時翻譯介紹的安特萊夫和阿爾志跋綏夫就是兩個「墮入神秘，淪於頹唐」的作家。魯迅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批判這些作品所表現的悲觀厭世思想，指出這些作品的可取之處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沙俄社會的黑暗現實，而且其中「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象」。因此，翻譯這些作品，也意在由彼及此，揭露那時中國反動統治者（北洋軍閥）及其幫閒文人對於改革者的迫害。魯迅那時以為首要之務是喚醒人民，使其知道病根何在，至於用什麼藥方，應由人民自己選擇。

　　那時魯迅的翻譯中還有不少童話，其中就有俄國盲詩人愛羅先坷的一部童話集和一部童話劇。愛羅先坷並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詩人，是在一九二一年他被日本政府驅逐出日本之後，魯迅這才「留心到這位漂泊的失明的詩人」。愛羅先坷被日本政府放逐時，還遭到了「辱駡與毆打」。魯迅說，「如一切被打的人們往往遺下物件或鮮血一樣，愛羅先坷也遺下東西來，這是他的童話集」。（《〈狹的籠〉譯後附記》）魯迅認為愛羅先坷的童話「只是夢幻，純白，而有大心」。（《〈池邊〉譯後附記》）正因為愛羅先坷的童話表現有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魯迅所以熱情地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

　　魯迅此時還翻譯了日本評論家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鶴見祐輔的《思想、山水、人物》。魯迅並不是全部贊成這兩個人的論點，而只是以為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鑒」，因為這些書中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與無所作為，「多半切中我們現在大家隱蔽著的痼疾」。

　　魯迅還譯過廚川白村的文藝理論著作《苦悶的象徵》。廚川白村根據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認為「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魯迅翻譯時，還沒有識破這種唯心主義理論的荒謬性。

　　這一時期魯迅的思想正處於新舊交替時期。「五四」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運動蓬勃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日益高漲，導致了北伐戰爭初期的偉大勝利，然而即在此時，作為「五四」運動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經轉向反動。這使魯迅思想產生了矛盾的波瀾，他感覺到自己原來掌握的進化論等舊的思想武器日益顯得不能適應新的鬥爭要求，而新的階級力量又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彷徨求索的矛盾心情反映在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中，就象上面簡單敘說的那樣，他所翻譯介紹的作品中的消極成分或者未能進行批判，或者雖然批判了而不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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