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_茅盾

在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1)

　　今天，我們隆重紀念魯迅誕生八十周年。八十年，在人類歷史上，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是，在中國，卻發生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人民的三大敵人，曾經象三座大山一樣，沉重地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人民的頭上，現在，這三座大山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被中國人民勝利地推倒了！魯迅，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和偉大作家，喚醒中國人民反抗、推倒這三座大山的先驅者之一，他的畢生精力都是貢獻給這個偉大而崇高的事業的。在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們能夠在永遠掃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的祖國，在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幹勁衝天，建設著社會主義的時期，來舉行紀念，是應該引以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魯迅於地下。

　　一八八一年上距鴉片戰爭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國的失敗僅十五年。這時期，由於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勝利，對外屈伏而對內兇橫的清皇朝的政權，獲得暫時的穩定，自詡為「中興」。這以後的十年間，一度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船堅炮利所震懾的清朝統治集團把「興辦洋務」視為自己的續命湯，陸續舉辦了一些兵工廠、水師學堂，派遣留學生學習海軍和航海，開辦一些電報局，築了幾條短程鐵路，也開辦了若干民用廠礦。

　　這樣就展開了中國歷史上官僚資本主義的第一頁。這十年間，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陸續在加緊和擴大。尤其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以教會為據點，以傳教士為先遣隊，從沿江沿海地區深入到內地，辦報，辦學校，辦出版社，對廣大中國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對於帝國主義的日益加緊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清朝統治集團不但未加抵抗，反而開門揖盜，助紂為虐。

　　然而，「興辦洋務」既不能增加清皇朝對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進中國人民的窮困落後狀態；以官僚集團為主體所興辦的「洋務」反而便利了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增加了人民的負擔。帝國主義的加緊和擴大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當然也進一步激起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反帝鬥爭。太平天國失敗以後，撚軍以及西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武裝起義，都給予清皇朝以沉重的打擊，而反帝國主義、反清、反封建的人民運動——教案、農民起義，也此落彼起，連年不斷，遍及全國各省。就這樣，清朝統治集團所自吹自擂的「中興大業」，轉眼間已成一場春夢。

　　這些歷史背景，對於童年時代的魯迅，不能不給予深遠的影響。

　　此後，正當魯迅的少年、青年時期，歷史大事件接連而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一九〇〇年義和團的反帝武裝鬥爭。這幾樁歷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愛國志士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運動，青年的魯迅也參加了這個偉大的救中國的事業。但是，那時候的魯迅，已經看到文化革命、思想教育的極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時候的活動主要在於開展一個新的文化、文藝的運動；他在《摩羅詩力說》中介紹並鼓吹了愛國的反封建的浪漫主義的歐洲大詩人和他們的思想，在《域外小說集》中又介紹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

　　無容諱言，魯迅在當時也象同時代的許多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先驅者一樣，把救中國的希望寄託於歐洲式的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然而，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治的演變，換言之，辛亥革命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使魯迅認識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經十分苦悶。

　　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者從此看到了救中國的康莊大道，魯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並不是一夜之間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須經過艱辛的戰鬥的考驗。一九一九年以後十年間魯迅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活動即是明顯的證明。研究這一時期的魯迅思想發展的過程，對於我們會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但是，由於時間的限制，這個報告不可能談到魯迅的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從進化論走向階級論的思想發展過程（附帶說一說，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魯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會上，我曾經作了題為《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報告，今天我對於魯迅思想發展的見解還跟那時一樣，因而也覺得沒有再炒冷飯之必要。）在這裡，我只打算談一談對於我們當前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創作活動和提高修養具有實際意義的三個問題。這就是：一、魯迅作譬如何服務於整個革命事業！二、魯迅作品的民族形式與個人風格。三、魯迅的「博」與「專」。

　　魯迅的文學活動開始於本世紀初期（約在一九〇三年前後），而他的革命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卻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題小像》詩（作於一九〇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獻給祖國的決心。但是，作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他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活動，卻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正式開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寫了有名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一九一八年），這是中國革命文學的第一燕，也是魯迅的革命文學的第一朵花。後來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說：「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經這樣寫道：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魯迅毫不隱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傾向性，和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的目的性，在這篇《自序》中，他又寫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在這裡所說的「遵命文學」，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學，也就是反映了人民鬥爭和時代精神的文學。文學是革命鬥爭的武器之一，魯迅最善於靈活地運用這個武器從多方面來為革命的政治服務。和《狂人日記》同時，魯迅開始了雜文的寫作。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這個文藝武器。從當時發表在《新青年》的隨感錄，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從各個角度，運用各種題材，或冷嘲熱罵，或大聲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時候的以各式各樣嘴臉出現的封建妖孽和洋場惡少（買辦意識）。這些雜文，以生動的極富於形象性的筆墨，表達了鞭辟入裡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內容，給當時的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給當時的追求真理的廣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啟發。

　　在一九二五年，魯迅曾經莊嚴地熱情地宣佈：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塗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堅決反對任何阻礙我們進步和發展的事物，就是魯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環，而也是貫串在魯迅的文學活動的一根紅線。

　　魯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學活動，都跟當時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當時的階級鬥爭，緊密地聯繫著；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國革命運動的壯闊波瀾，然而，同時也反映了作為當時革命運動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戰線上的時而正面交鋒時而迂回突襲的長期而艱巨曲折的鬥爭。鬥爭的鋒芒所指，常因時因地而不同。魯迅是最善於辯證地看問題的。他曾經尖銳地指出：

　　「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卻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偽自由書》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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