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風土雜憶(2)_茅盾

新疆風土雜憶(2)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陰曆年關前後；白天為零下二十度，夜間則至四十餘度。此為平均的氣溫。在此嚴寒的季節，人在戶外半小時以上，皮帽、大衣領皮、眉毛、鬍鬚等凡為呼吸之氣所能接近之處，皆凝積有薄薄白霜，鬍鬚上往往還掛著小小的冰珠。人多處，遠望霧氣蒸騰；此亦非霧，而為口氣凝成，真所謂「噓氣成雲」了。驢馬奔馳後滿身流汗，出氣如蒸籠，然而腹下毛端，則掛有冰球，累累如葡萄，此因汗水沿體而下，至腹下毛端，未及滴落，遂凍結為珠，珠複增大，遂成為冰葡萄。

　　地凍以後，積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來，碾實凍堅，平時頗多坎坷的路面，此時就變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趕路，以冬季為最好。在這時候，「爬犁」也就出現了。「爬犁」是土名，我們的文縐縐的名稱，就是「雪橇」。迪化的「把爺」們，冬季有喜用「爬犁」者。這是無輪的車，有滑板兩支代替了輪，車甚小，無篷，能容二人，仍駕以馬。好馬，新釘一副高的掌鐵（冬季走凍結的路，馬掌鐵必較高，於是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結實的「爬犁」，在光滑的凍雪地上滑走，又快又穩，真比汽車有意思。但「爬犁」不宜在城中熱鬧處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維族哈族的「把爺」們駕「爬犁」，似乎還是娛樂的意味多，等於上海人在夏天坐車兜風。我有一首歪詩記之：

　　紛飛玉屑到簾櫳，大地銀鋪一望中；
　　初試爬犁呼女伴：阿爹新買玉花驄。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則其濃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像。迪化冬季亦常有這樣的嚴霜。晨起，忽見馬路旁的電線都變成了白絨的彩繩，簡直跟耶誕節人們用以裝飾屋子或聖誕樹的比手指還粗些的白絨彩繩一樣。尤其是所有的樹枝，也都結起銀白的彩來了。遠望就同盛開了的銀花。如果樹多，而又全是落葉樹，那麼，銀白一片，宛如繁花，濃豔的風姿，和盛開的櫻花一般——而櫻花尚無起潔白。此種嚴霜，俗名「掛枝」，不知何所取義，或者因其僅能在樹枝上見之，而屋面地上反不能見，故得此名。其實霜降普遍，並非獨厚於「枝」，不過因為地上屋面皆已積雪，本來是白皚皚的，故遂不覺耳。但因其「掛枝」，遂產生了神話：據說天山最高之博格達峰為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膚之仙女，為憐冬季大地蕭條，百花皆隱，故時以晶瑩之霜花掛到枝頭。此說雖誕，然頗有風趣，因亦記以歪詩一首：

　　曉來試馬出南關，萬樹銀花照兩間。
　　昨夜掛枝勞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照氣候說，新疆兼有寒帶、溫帶以及亞熱帶的氣候。天山北麓是寒帶，南麓哈密、鄯善一路（吐魯番因是一個洞，作為例外）是溫帶，而南疆則許多地方，終年只須穿夾，是亞熱帶的氣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產，或者是未嘗試植，或者也因「亞熱帶」地區，空氣太乾燥之故，因為這些終年只須穿夾的地方，亦往往終年無雨，飲水、灌田的水，都賴天山的萬年雪融化下來供給人們。除了上述數種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種水果，而尤以瓜、蘋果、葡萄、梨、桃為佳。瓜指甜瓜，種類之多，可以寫成一篇文章；「哈密①瓜」即甜瓜之一種，迪化人稱為甜瓜，不稱為哈密瓜。

　　①甜瓜即南方所謂香瓜。——作者原注

　　這是大如枕頭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種香瓜所可及。此瓜產于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謂夏秋食此瓜則內熱，惟冬日食之則「清火」。蘋果出產頗多，而伊犁之二台所產最佳，體大肉脆，色味極似舶來的金山蘋果，而香過之。二台蘋果熟時，因運輸工具不夠，落地而腐爛于果林中者，據雲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購百枚；惟運至迪化，則最廉時亦須二三毛一個。

　　梨以庫車及庫爾勒所產最佳，雖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產地每年腐爛於樹下者亦不可勝計，及運至迪化，則每元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區，桑椹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兩種；惟此物易爛，不能運至他處。據言當地維族人民之遊手好閒者，每當桑椹熟時，即不工作，蓋食桑椹亦可果腹；桑椹在產地，人可隨意取食，恣意飽啖，無過問者。

　　初到哈密，見有「定湘王」廟，規模很大，問了人，才知這就是城隍廟。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稱為「定湘王」，則未得其解。後來又知道凡漢人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廟，皆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後，「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鄉的城隍也搬了來了。今日新疆漢族包含內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為新疆漢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漢族，內地各省人皆有，會館如林，亦各省都有；視會館規模之大小，可以約略推知從前各該省籍人士在新省勢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廟則僅一個，即「定湘王」廟是也。每年中元節，各省人士追薦起遠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廟中，羅天大醮，連台對開，可亙一周間。尤為奇特者，此時之「定湘王」府又開辦「郵局」，收受寄給各省籍鬼魂之包裹與信劄；有特製之「郵票」乃「定湘王府」發售，廟中道士即充「郵務員」，包裹信劄寄遞取費等差，亦模擬陽間之郵局；迷信者以為必如此然後憑所焚化之包裹與信劄可以穩度萬里關山，毫無留難。又或焚化冥鏹，則又須「定湘王府」匯兌。故在每年中元節，「定湘王府」中僅此一筆「郵匯」收入，亦頗可觀。

　　昔在南北朝時，佛法大行於西域；唐初亦然，讀三藏法師《大唐西域記》已可概見。當時大乘諸宗皆經由西域諸國之「橋樑」而入東土，其由海道南來者，似惟達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則除蒙族之喇嘛外，更無佛徒。漢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喪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節目，儀式多仍破舊，惟執行者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禮瓦圓寂於迪化，喪儀中除有喇嘛誦經，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喪，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數人。

　　伊斯蘭教何時始在新疆發展而代替了從前的佛教，我沒有作過考據，然而猜想起來，當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時代行和尚職權，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來，也許是在清朝季世漢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腳跟的時候。但當時何以不乾脆帶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則殊不可解，或者是因為道士在宗教上帶點「中間性」罷？於此，我又連帶想其中國歷史上宗教爭論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時，佛法始來東土，即與中國固有之道教發生磨擦，期間複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時時變換，以至成為一件大事。但自顧歡、慧琳、僧紹、孟景翼等人一場無聊的爭論以後，終於達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結論；然而這種論調，也表示了道教在當時不能與佛教爭天下，故牽強附會，合佛道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其共處；故當時釋家名師都反對之。不謂千年以後，伊斯蘭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們遺下的那筆買賣，居然由道士如數頂承了去，思之亦堪發噱。

　　然道士在新疆，數目不多，迪化城內恐不滿百，他處更無足論。普通人家喪事，兩三個道士便已了事。此輩道士，平日幾與俗家人無異。

　　新疆漢族商人，以天津幫為巨擘。數百萬資本（抗戰前貨幣之購買力水準）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總店，天津有分莊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號。新疆之土產經由彼等之手而運銷於內地，複經由彼等之手，內地工業品乃流入于新疆。據言此輩天津幫商人，多楊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實為左宗棠西征時隨軍之負販，當時稱為「趕大營」。左西征之時，曠日持久，大軍所過，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樹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該處之土壤，能種什麼即種什麼。故當時「趕大營」者，一挑之貨，幾次轉易，利即數倍，其能直至迪化者，蓋已頗有積累。其氣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變為坐莊。

　　據言此為今日新疆漢族巨商之始祖。其後「回疆」既定，「趕大營」已成過去，仍有「冒險家」畫依樣之葫蘆，不辭關山萬重，遠道而往，但既至鎮西或迪化，往往資斧已罄，不能再販土產歸來，則傭工度日，積一二年則在本地為攤販，幸而獲利，足可再「冒險」矣，則販新省之土產，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於是換得現錢再販貨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積十年亦可成富翁，在迪化為坐莊矣。但此為數十年前之情況，如此機會，早成過去。

　　抗戰前，新省對外商運孔道，為經鎮西而至綏邊，有綏新公路，包頭以東則由鐵路可抵天津；此亦為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戰後，綏新公路為新省當局封鎖，表面理由是鞏固邊防。目前新省對外商運，已經有組織地集中於官商合辦之某某土產公司之手，情況又已不同。

　　博格達山為天山之最高峰。清時初定天山南北路後，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達山。據《新疆圖志》，山上最古之碑為唐代武則天所立。其後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圖志》載之。

　　博格達山半腰有湖（俗稱海子），周圍十餘裡，峭壁環繞，水甚清，甚冷；此處在雪線之下，故夏季尚可登臨，自山麓行五十餘裡即到。自此再上，則萬年雪封鎖山道，其上複有冰川，非有特別探險裝備，不能往矣。山巔又有一湖，較山腰者為大。當飛機橫越天山時，半空俯瞰，此二湖歷歷可睹，明亮如鏡。《新疆圖志》謂山上積雪中有雪蓮，複有雪蛆，巨如蠶，體為紅色，雲可合媚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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