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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寫作的前前後後(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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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他就虧本了,甚至破產。而預買的卻大獲起利。反之,亦然,而預買桑葉愈多者吃虧愈大。葉市約三個月結束,而交易所是每月交割,所不同者止此而已。還有,開葉行的人也常哄傳假消息,以使葉價或漲或跌。這些假消息不外是鄰近某鎮蠶花大熟或大壞之類。說鄰鎮蠶花大熟,就是說鄰鎮的桑葉不夠了,要到本鎮來買若干擔,這就使本地葉價漲起來。反之,假消息說鄰鎮蠶花大壞,鄰鎮的桑葉就多,要賣到本鎮來了,這就使葉價低落。這些關於葉市的知識,以及《子夜》中以絲廠為背景的故事,都是引發我寫《春蠶》的因素。 《子夜》初版印出的時間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從開明書店拿到了幾本樣書後,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還帶了兒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訪魯迅。因為自從一九三一年十月魯迅知道我辭去了「左聯」行政書記職務,專門寫《子夜》以來,已有一年多了,這中間,我還寫了好幾篇農村題材的短篇小說,如《林家鋪子》、《春蠶》等,但《子夜》卻始終沒有出版,所以魯迅曾多次問我《子夜》寫作的進展。現在《子夜》終於出版,我自然應該儘早給魯迅送上一冊。這是一冊平裝本,精裝本尚未印出。那時,我贈書還沒有在扉頁上題字的習慣。魯迅翻開書頁一看,是空白,就鄭重提出要我簽名留念,並且把我拉到書桌旁,打開硯臺,遞給我毛筆。我說,這一本是給您隨便翻翻的,請提意見。他說,不,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來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買一本。於是,我就在扉頁上寫上: 魯迅先生指正茅盾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此後,凡贈人書,我都簽上名了。魯迅又讓我參觀了他專門收藏別人贈送的書的書櫃,我看見,其中的有些書還精心地包上了書皮。然後,我們分成三攤活動。我和魯迅交談《申報·自由談》上的問題,當時黎烈文已接編《自由談》,魯迅和我都答應經常給《自由談》寫雜文支持黎烈文。德沚和許先生閒聊家務事,而我的兒子則跟著海嬰到他的「遊藝室」玩去了。半小時以後,兒子突然跑了回來,向他母親表示要回家去。原來孩子們鬧矛盾了。許廣平進了「遊藝室」,大概向小海嬰做了工作(那時海嬰才三歲半),又拿了一盒積木送給我兒子。我們也就告辭了。 現在要敘述《子夜》出版後各方面的反應。我一向認為:大家一致讚揚的作品不一定好,大家一致抨擊的作品不一定壞,而議論分篇的作品則值得人們深思。《子夜》正是這樣。請看當時的評論家對《子夜》的看法。 瞿秋白是讀過《子夜》的前幾章的,在《子夜》全書出版後,他用樂雯的筆名發表了短文《子夜與國貨年》,登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報·自由談》。這起文章大家都比較熟悉,這裡就不細講了。文章認為:「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帶著很明顯的左拉的影響(左拉的 」LARGENT「——《金錢》)。自然,它(《子夜》)有許多缺點,甚至於錯誤。然而應用真正的社會科學,在文藝上表現中國的社會階級關係,這在《子夜》不能夠說不是很大的成績。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經沒有左拉那種普魯東主義的蠢話。」按:左拉的《盧貢·馬卡爾家族》第十八卷《金錢》寫交易所投機事業的發達,以及小有產者的儲蓄怎樣被吸取而至於破產。但我在這裡要說明,我雖然喜愛左拉,卻沒有讀完他的《盧貢·馬卡爾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時我只讀過五、六卷,其中沒有《金錢》。交易所投機的情況,如我在前面所說,得之于同鄉故舊們。瞿文又說:「這裡,不能夠詳細的研究《子夜》,分析到它的缺點和錯誤,只能夠等另一個機會了。」 這另一個機會,就是《讀子夜》。這是他用「施蒂而」(秋白另一筆名「史鐵兒」的諧音)的筆名寫的另一篇評論《子夜》的文章,刊登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出版的《中華日報》副刊《小貢獻》。此文共分五段,開頭就說:「從《子夜》出版後,直到現在為止,(瞿秋白此篇寫於一九三三年起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這是實際出版的時間,開明版《子夜》的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三三年四月。) 我並沒有看見一篇比較有系統的批評;我現在也沒有那『批評』的野心,只是讀過後,感覺到許多話要說,這些話,也許對比我後讀到《子夜》的人能得一些益處罷?」「在中國,從文學革命後,就沒有產生過表現社會的長篇小說,《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寫著企業家、買辦階級、投機分子、土豪、工人、共產黨、帝國主義、軍閥混戰等等,它更提出許多問題,主要的如工業發展問題,工人鬥爭問題,它都很細心的描寫與解決。從『文學是時代的反映』上看來,《子夜》的確是中國文壇上新的收穫,這可說是值得誇耀的一件事。」瞿文然後夾敘夾議介紹《子夜》的主要內容,並說《子夜》裡的女性人物有各種各樣的表現,「我們從這許多不同的女性表現上,認出她們的階級來。至於戀愛問題,吳少奶奶之與雷參謀,是戀愛逃不了黃金的。林佩珊與杜新籜是拿戀愛當頑藝,充分表現著時代病的產兒。 而真正的戀愛觀,在《子夜》裡表示的,卻是瑪金所說的幾句話:『你敢!你和取消派一鼻孔出氣,你是我的敵人了。』這表現一個女子認為戀愛要建築在同一的政治立場上,不然就打散。」在評論到書中的地下黨員們時,瞿文說:「從克佐甫和蔡真的術語裡,和他們誇大估量無後方等佈置,充分表現著立三路線的盲動,……這正是十九年(按即一九三〇年)的當時情形!也許有人說作譏諷共產黨罷,相反的,作者正借此來教育群眾呢!」瞿文的最後一段(第五)提出五點意見:「一、有許多人說《子夜》在社會史上的價值是超越它在文學史上的價值的,這原因是《子夜》大規模地描寫中國都市生活,我們看見社會辯證法的發展,同時卻回答了唯心論者的論調。二、在意識上,使讀到《子夜》的人都在對吳蓀甫表同情,而對那些帝國主義、軍閥混戰、共黨、罷工等破壞吳蓀甫企業者,卻都會引起憎恨,這好比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中的黑蟲,使讀者有同樣感覺。觀作者儘量描寫工人痛苦和罷工的勇敢等,也許作者的意識不是那樣,但在讀者印象裡卻不同了。 我想這也許是書中的主人翁(按即吳蓀甫)的關係,不容易引人生反作用。三、在全書中的人物牽引到數十個,發生事件也有數十件,其長近五十萬字,但在整個組織上卻有很多處可分個短篇,這在讀到《子夜》的人都會感覺到的。四、人家把作者來比美國的辛克萊,這在大規模表現社會方面是相同的,然其作風,拿《子夜》以及《虹》、《蝕》來比《石炭王》、《煤油》、《波士頓》,特別是《屠場》,我們可以看出兩個截然不同點來,一個是用排山倒海的宣傳家的方法,一個卻是用嫣嫣動人敘述者的態度。五、在《子夜》的收筆,我老是感覺到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從吳蓀甫宣佈『停工』上,再寫一段工人的罷工和示威,這不但可挽回在意識上的歪曲,同時更可增加《子夜》的影響與力量。」(按:此文原件排錯字很多,其中顯而易見者,已為改正。) 現在要介紹朱明的《讀子夜》,此文寫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可能是瞿秋白所說「直到現在為止,我並沒有看見一篇比較有系統的批評」之一、朱明,大概是個筆名,真人是誰,我不知道。此文刊登於三三年四月出版之《出版消息》。文章開頭讚揚《子夜》大規模地把中國的社會現象描寫著,「在沒有人同他爭鬥的現在,他四顧無人的霍地一聲,把重鼎舉起來了。」然後此文談到《子夜》的文字風格,說「久居中國的巴克夫人(按即翻譯《水滸》為英文的賽珍珠)曾斷言中國新小說的收穫,將是中國舊小說與西洋小說的結晶品。在我們不同的場合上,這說話也可以說是對的。而茅盾的作品便是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東西。」這位朱明在讚美中國舊小說的表現方法後,說是舊小說「容易走上缺乏文字能力的大眾裡去」,忽然拉扯到「近來歐美產生的所謂報告文學、紀錄文學的形式,也未嘗不是這一方面的趨向」。 從上引的短文數語,我猜想朱明其人大概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但對文學卻不很在行。朱明又說:「《子夜》的大規模的社會描寫,淺易圓熟而又生動有力,以及近于『同路人』的意識這幾點上講來,茅盾又可以說是中國的辛克萊。」原來瞿秋白確是讀過朱明這篇文章,故在《讀子夜》中提到「有人」把茅盾比做辛克萊。朱明文中又說:「就描寫立點來看,他各方面寫的很少,也只著力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吳蓀甫的奮力於他的企業,以至失敗的始末,而終篇未暗示光明的去處。」他在文末又說:「還有革命的命令主義,是那時確有的現象。但我們要知道,革命雖說是一種藝術,須要藝術的方法,而同時也是一件艱苦的工作,非要有鐵的紀律不可。尤其在重感情怕艱苦的知識分子,有時也只有在嚴重的命令之下方能完成他的工作。茅盾在《子夜》中對於命令主義固然指摘出來了,而取消主義的氣氛卻因而很強烈,沒有給他們一個適當的處置喲!」從這幾句話,我猜想作者大概是一個忠實的立三路線者。 《讀書與出版》是小型刊物。我曾剪存的片段,不注明是第幾篇,及出版的年、月、日,雖然它盡有注明的可能。這刊物有「讀什麼書」一欄,盧藝植的《讀子夜》便是刊在這一欄的。作者不注明寫此文的年、月、日,但文末有「于光華大學」五字,不知他是光華大學的教員還是學生。這篇文章也屬瞿秋白所謂沒有對《子夜》作系統地評論這一類。但觀其詞匯,動輒言「把握」,可以猜想他是社會科學(這在當時,是馬克思主義的代用詞)的研究者。 這篇文章不長,除了略述《子夜》內容外,在講到書中地下黨員時,說「至於克佐甫,他只是出令,而蔡真、瑪金更是被動地去宣傳、鼓動,他們很忙迫,但他們實是在做黨的工作;雖然他們以為這是指導的工作;他們講的、論辯的,只是新術語,而這卻又使這完成社會革命使命的階級中人,如月大姐等不解,而焦急的。其實他們勞動者只需行動,不要他們,也不懂他們高深的理論,而他們至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這段話很奇怪。既然是黨員,便不是同路人。而且,說勞動者只需行動,不要地下黨員的領導(即使這些領導者是不勝任的),也使人不懂盧先生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 《文藝月報》的創刊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出版)刊登了吳組緗的評論《子夜》的文章。他這文章也講到有人說:中國之有茅盾,猶美國之有辛克萊。又說:「有人拿《子夜》來比好萊塢新出的有聲名片《大飯店》,說這兩部作品同樣是暴露現代都市中畸形的人生的,其實這比擬有點不倫不類。」因為「《大飯店》是沒有靈魂的,……它沒有用一個新興社會科學者的嚴密正確的態度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如何沒落著的;更沒有用那種積極振起的精神宣示下層階級的暴興。」而《子夜》則一方面暴露了上層社會的沒落,另一方面宣示著下層階級的興起。「但是這兩方面表現得不平衡,有一邊重一邊輕的弊病,原因或許是作者對於興起的一方面沒有豐富的實際生活經驗。」 除了上面所引述的五篇外,截至三四年一月,還有餘定義的《評子夜》,刊於《戈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篇(三三年三月十日出版),焰生的《子夜在社史的價值》,刊於三三年五月出版的《新壘月刊》第五號,向諷的《子夜略評》,刊于《文化列車》第三篇,徐泉影的《子夜》,刊于《學風》第三卷第六七,趙家璧的《子夜》,刊于《現代》第三卷第六七,侍桁的《子夜的藝術思想人物》,刊于《現代》四卷一期,綠曦的《介紹茅盾的子夜》,刊于《讀書中學》(不知何期),還有朱佩弦的《子夜》,淑明的《子夜》都刊于《文學季刊》一卷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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