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寫作的前前後後(4)_茅盾

《子夜》寫作的前前後後(4)

　　將這「提要」的內容和現在的《子夜》比較，可以發現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原「提要」除了著重寫交易所中的投機狂和工廠罷工外，還計劃用一些筆墨來寫與各次交易所的交鋒有密切關係的戰爭形勢的變幻。原「提要」中資產階級兩集團間的明爭暗鬥更為激烈，甚至企圖採用綁架、暗殺、通緝等手段，但最後卻在共同對付共產黨的默契下又握手言和了。原「提要」中的罷工鬥爭有三次，第三次又是趙伯韜鼓動起來的，這也與《子夜》中的不同。原「提要」還打算比較細緻地寫寫立三路線指導下的工人運動，寫指導工人運動的地下黨員，其中有奉行立三路線的，也有反對立三路線的，也有守中立的，因此造成指揮混亂，沒有全盤計劃，結果是罷工失敗了。

　　「提要」中的人物也比《子夜》中的多且廣泛，有軍火買辦、政客、大地主、失意軍人、報館老闆、航商、礦商、惡霸、流氓之群，以及左翼作家和青年等等。「提要」中有些人物的活動也大大增加，如張素素等。人物之間的關係（包括戀愛關係）也更加複雜。不過從「提要」看，重要人物屠維嶽卻沒有亮相，只籠統地提到有資本家雇用的工賊。馮雲卿、馮眉卿父女倆的故事也沒有提及。大概在擬定「提要」時，這幾個人物在書中的重要性還沒有在我腦中完全形成。

　　另外，在原「提要」中我還初步確定書名為《夕陽》（或《燎原》、《野火》），並且作了形象的說明。但使我奇怪的是：原「提要」中卻沒有提到農村的動亂。這顯然是個遺漏。因為我清楚記得，在寫最初的分章大綱時，關於怎樣表現農民暴動，包括曾滄海頭上頂了一本淋過尿的《三民主義》等等細節，很費了些斟酌。小說開頭寫吳老太爺從雙橋鎮逃來上海，這就帶出了當時農村的動亂和所謂「匪患」。後來吳蓀甫在交易所和工廠兩條戰線上的苦鬥，又與農村的動盪密切相連：如家鄉財產的損失，農民的赤貧化，農村蠶絲業的衰敗對絲廠的影響等等。這些，我都準備在小說中從正面或從側面加以描繪的。關於紅軍的活動，我記得在分章大綱中原定雙橋鎮將被紅軍遊擊隊攻佔兩次，第一次在小說的開頭（即第四章所寫的），第二次在小說的末尾，而且第二次使得吳蓀甫在雙橋鎮的家產蕩然一空。

　　總之，《子夜》的初步計劃，還是雄心勃勃的，雖然不再是城市——農村交響曲，卻仍舊想使一九三〇年動盪的中國得一全面的表現。

　　但是，當我提筆要根據分章大綱寫成小說時，就感到規模還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時間的詳細調查，有些描寫便無從下手。而我卻無法儲備一二年的生活費以便從事詳細的調查。而且關於軍事行動的描寫，即使作了調查也未必能寫好，因為我沒有在部隊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經驗。於是就有再次縮小計劃的考慮，徹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不過，我真正下定決心縮小計劃，還是在寫完了前幾章的初稿之後。那時接連發生了幾件事，又打亂了我的寫作時間表。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澤民和琴秋要去鄂豫皖蘇區了，他們來告別，談到秋白在四中全會後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現在沒有工作；並告訴了我秋白的新住址。於是第二天我和德沚就去看望他們。秋白和之華見了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有四五個月沒有見面了。在敘了家常之後，秋白問我在寫什麼？我答已寫完《路》，現在在寫長篇小說，已草成四章，並把前數章的情節告訴他。他聽了很感興趣，又問全書的情節。我說，那就話長了，過幾天等我把已寫成的幾章的原稿帶來再詳談罷。

　　過了兩天，記得是一個星期日，我帶了原稿和各章大綱和德沚又去，時在午後一時。秋白邊看原稿，邊說他對這幾章及整個大綱的意見，直到六時。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寫農民暴動的一章，也談到後來的工人罷工。寫農民暴動的一章沒有提到土地革命，寫工人罷工，就大綱看，第三次罷工由趙伯韜挑動起來也不合理，把工人階級的覺悟降低了。秋白詳細地向我介紹了當時紅軍及各蘇區的發展情形，並解釋黨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敗的，建議我據以修改農民暴動的一章，並據以寫後來的有關農村及工人罷工的章節。正談得熱鬧，飯擺上來了，打算吃過晚飯再談。不料晚飯剛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

　　這是黨的機關被破壞，秋白夫婦必須馬上轉移的暗號。可是匆促間，他們往何處轉移呢？我們就帶了他倆到我家中去。當時我家在愚園路樹德裡，住的是三樓廂房。二房東是個商人。我曾對二房東說，我是教書的。現在帶了秋白夫婦來，我對二房東說是我的親戚，來上海治病，不久就要回去。我讓孩子睡在地板上，把床讓給秋白夫婦睡。之華大概覺得我們太擠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轉移到別處去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兩個星期。那時天天談《子夜》。秋白建議我改變吳蓀甫、趙伯韜兩大集團最後握手言和的結尾，改為一勝一敗。這樣更能強烈地突出工業資本家鬥不過金融買辦資本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沒有出路的。秋白看原稿極細心。

　　我的原稿上寫吳蓀甫坐的轎車是福特牌，因為那時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認為像吳蓀甫那樣的大資本家應當坐更高級的轎車，他建議改為雪鐵龍。又說大資本家憤怒絕頂而又絕望就要破壞什麼乃至獸性發作。以上各點，我都照改了。但是，關於農民暴動和紅軍活動，我沒有按照他的意見繼續寫下去，因為我發覺，僅僅根據這方面的一些耳食的材料，是寫不好的，而當時我又不可能實地去體驗這些生活，與其寫成概念化的東西，不如割愛。於是我就把原定的計劃再次縮小，又重新改寫了分章大綱，這一次是只寫都市而不再正面寫農村了。但已寫好的第四章不忍割捨，還是保留了下來，以至成為全書中的游離部分。這個新的分章大綱比前一個分章大綱簡單多了，現在還保存著其中的一部分。

　　秋白住在我家中時，我們也談到當時「左聯」的活動情形。他問到魯迅。原來他還沒有和魯迅見過面。我說：在方便的時候，我和你同去拜訪魯迅。五月初的一天，忽然馮雪峰來了。雪峰是送剛印出的《前哨》來的，原來他也沒有見過秋白，我就給他們作了介紹。當時我想，我這個家條件太差了，闖來個生人，秋白連躲的地方都沒有，這對他的安全不利。於是我就與馮雪峰商量。我說，魯迅的家是比較安全的，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個高級公寓裡，房子寬敞，住這公寓的大多數是歐洲人或日本人，一般的中國人都不去那裡，但秋白與魯迅從未見過面，貿然而去，是否妥當？

　　雪峰說，這也不是長久之計，他倒有個可靠的去處，他有個朋友叫謝旦如，福建人，謝的父親已故，是大商人，開過錢莊，家住南市，房子寬敞，秋白住到那裡，是絕對安全的。不過先要征得謝旦如的同意，還要做些準備工作。我們與秋白商量，秋白也同意。我們又商定，如果謝旦如同意，就由他在《申報》上登一余房招租的廣告，秋白、之華再去承租。又過了幾天，之華來了，說他們的舊居，沒有被破壞，還是安全的，可以搬回去住。於是秋白決定搬回去。臨走，我對他說，雪峰找的房子如聯繫好了，還是搬過去，總比這舊居安全。他也同意。不久，雪峰就幫他們搬到南市謝旦如家中去了。

　　現在回過來再談《子夜》。

　　經過與秋白的交談，我就考慮如何壓縮《子夜》的原定計劃。可是尚未動筆，雪峰又來找到我，一定要我擔任下半年的「左聯」行政書記。不久，秋白也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他向我提出要總結「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經驗，要我寫兩篇論文。加之那年的夏天奇熱，一個多月的期間天天老是華氏九十幾度的天氣，我的住房又在三樓，熱得喘不過氣來。這樣，我只好滿足於先把新的分章大綱寫出來，而把《子夜》的寫作暫時擱下，專注于「左聯」的日常工作。

　　直到十月份，我覺得寫《子夜》的計劃不能再拖了，便向馮雪峰辭去「左聯」行政書記之職，坐下來，按照新的分章大綱，重新往下寫。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寫的後記中說的：「右《子夜》十九章，始作於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脫稿；期間因病，因事，因上海戰爭，因天熱，作而複輟者，綜記亦有八個月之多，所以也還是倉猝成書，未惶細細推敲。」就是指的這次重新提筆以後的情形。

　　關於《子夜》的題名也有一個變化，最初的題名我曾擬了三個：夕陽、燎原、野火，後來決定用《夕陽》，署名為逃墨館主。當時是應《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之請，打算從一九三二年起先在《小說月報》連續刊登（其實，那時全書尚未寫完，只寫了一半）。不料突然發生「一二八」上海戰事。商務印書館總廠為日本侵略炮火所毀，《小說月報》從此停刊，我交去的那部分稿子也被毀了。幸而還有我親手寫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抄的副本。何以不用原來的筆名（茅盾）而用逃墨館主呢？

　　這無非一時的好奇，讓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從沒有寫過的企業家和交易所等，現在有人寫了，這人是誰呢？孟子說過，天下之人，不歸於陽，則歸於墨。陽即陽朱，先秦諸子的一派，主張「為我」，陽朱的書早已亡佚，僅見《列子》的《陽朱篇》保存「為我學說」的大概。我用「逃墨館主」不是說要信仰陽朱的為我學說，而是用了陽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傾向於赤化的。《夕陽》取自前人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喻蔣政權當時雖然戰勝了汪、馮、閻和桂、張，表面上是全盛時代，但實際上已在走下坡路，是「近黃昏」了。

　　《小說月報》既停刊，連載的計劃自然打消，我乃決定寫完全書後出單行本。於是在一九三二年，陸續把小說後半部之各章寫完。其中寫得最不順手的是關於工廠罷工鬥爭的部分，這幾章的大綱我就二易其稿，並刪去了不少橫逸的情節。但這些章節仍然是全書中寫得最不成功的。我寫小說（指長篇小說），往往在寫大綱上煞費功夫，反復推敲；一旦正式寫作，卻常常能一氣呵成，很少改動，因此，我的原稿總是十分整潔的。這大概是我寫作的一個習慣。也就在我反復推敲那大綱的時候，我決定把題名由《夕陽》改為《子夜》。《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這是從當時革命發展的形勢而言。

　　一九三三年二月，開明書店出版了《子夜》單行本。在這以前，我曾於一九三二年夏將《子夜》第二章第一節題名《火山上》刊于左聯刊物《文學月報》創刊號上，又曾將《子夜》第四章題名《騷動》刊于《文學月報》第二七上。

　　也應當略述我如何而能參觀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照規定，買、賣公債都得通過經紀人。證券交易所的門禁甚嚴，除了經紀人（數目不少）不能進去。大戶自然用電話指揮他的經紀人作交易，小戶想自己當場看到有利時賣或買，還有「搶帽子」（這是交易所的術語，指那些看到跌風猛烈時就買進一些，而數小時後行情回漲時即賣出，以博得小利的人），都得由經紀人帶領，才能進交易所。還得說明：無論大戶、小戶、搶帽子的，手上都沒有公債票，到月底交割時（交割即結算，交割期由交易所預先公佈，大概都在每月二十五至月底這幾天內），多頭（即買進公債者）也不收公債票而只是收應得的盈利現款，做空頭的亦然，即他不用交出公債票（其實他本來手頭並無公債票），而只付出他輸掉的現款。

　　為了進交易所的大門，我打聽到商務印書館大罷工時虹口分店的章鬱庵（現在改名陽秋），是交易所的許多經紀人之一。我就找他，請他帶我進交易所。他欣然允諾，並對我簡短地說明交易所中做買賣的規律及空頭、多頭之意義。這在別人，也許一時弄不明白。但我則不然。因為交易所中的買賣與我鄉的一年一度的葉（桑葉）市有相象之處。每逢春蠶開始，便有幾個人開設葉行，其實他們手中並無桑葉。約在蠶汛前三、四個月，開葉行的人們對即將來到的蠶汛有不同的猜度。猜想春蠶不會好的人就向他所認識的農民賣出若干擔桑葉，這像是交易所中的空頭；猜想春蠶會大熟的，就向鎮上甚至鄰鎮擁有大片桑地而自己不養蠶的地主們預購若干擔桑葉，這就像是交易所中做多頭的。因為都是預賣或預買，每擔桑葉的價格通常是低的，到蠶忙時，如果蠶花大熟，葉價就貴，預賣的不得不買進比他預賣時貴三、四倍的桑葉來應付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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