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生涯的開始(3)_茅盾

創作生涯的開始(3)

　　君實是個「進步分子」，是「創造者」，也就是說，在思想上他是嫻嫻的帶路人；嫻嫻是「被創造者」，她是中國被名教所束縛的無數女子中的一個，但一旦她被「創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縛被解除了，她要求進步的願望卻大大超出了君實的設想，她毫無牽掛，勇往直前。結尾是嫻嫻讓家裡的女僕傳一句話給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趕上來就來吧。在《創造》中，我暗示了這樣的思想：革命既經發動，就會一發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儘管中間要經過許多挫折，但它的前進是任何力量阻攔不住的。被壓迫者的覺醒也是如此。在《創造》中沒有悲觀色彩。嫻嫻？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實「趕上去」，小說對此沒有作答案，留給讀者去思索。

　　也是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當《幻滅》被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出單行本時，我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句《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兩年以後，三部曲合併成為一部長篇，由開明書店出版時，我在扉頁上又寫了幾段話，並給全書取了個《蝕》的名字，這表明書中寫的人和事，正象月蝕日蝕一樣，是暫時的，而光明則是長久的；革命也是這樣，挫折是暫時的，最後勝利是必然的。在《蝕》的扉頁的「題詞」中我寫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熾，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諦視，我腦尚能消納，尚能思維，該還有我報答厚愛的讀者諸君及此世界萬千的人生戰士的機會。營營之聲，不能擾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勵。」

　　大約在一九二七年底，太陽社成立了，創造社也重新開始了活動。太陽社出版了《太陽月刊》，創造社出版了《文化批判》和《創造月刊》。他們提倡革命文學，並且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大聲疾呼，的確使沉寂的中國文壇又活躍起來，並且在推動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初步知識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看到《太陽月刊》創刊號後，很是歡欣，我發現一年前投筆從軍的朋友們又重新拿起筆來戰鬥了。太陽社的錢杏邨我不認識，但蔣光慈是相當熟的，是上海大學的同事，他還與澤民一起組織過文學團體。因此，我就寫了一篇《歡迎太陽》，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文學週報》上。

　　在文章中我說：「我敬祝《太陽》時時上升，四射它的輝光，我更鄭重介紹它于一切祈求光明的人們。」但是我也認為蔣光慈在《太陽月刊》創刊號上所寫的一篇宣言式的論文，有些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我覺得蔣文有唯我獨「革」、排斥一切「舊作家」的思想，對於革命文學的議論也趨於偏激。我在文章中說：「文藝是多方面的，正象社會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樣。革命文學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說，惟有描寫第四階級的文學才是革命文學，猶之我們不能說只有農工群眾的生活才是現代社會生活。……蔣光慈的論文，似乎不承認非農工群眾對於革命高潮的感應——許竟是反革命的感應，也是革命文學的題材。我以為如果依蔣君之說，則我們的革命文學將進了一條極單調的偏狹的路。」

　　我還認為作家有了「實感」（生活經驗）並不等於就能寫出好作品，我說，「我並不是輕蔑具有實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湧出來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們先把自己的實感來細細咀嚼，從那裡邊榨出些精英、靈魂，然後轉變為文藝作品。」我的這些議論，反映了我對當時文壇某種傾向的憂慮。不過，也許我用了「方璧」這筆名，這篇文章並未引起太陽社的注意。然而我的憂慮卻不幸而言中：一個多月後，創造社和太陽社就開始了對魯迅的圍攻，說魯迅「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說「阿Q時代是已經死去了」，「魯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盡頭」，甚至罵魯迅是「紹興師爺」，「封建餘孽」，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同時，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人們寫了一些他們自稱為起羅文學的東西，但可惜其中的人物都是沒有血肉的，魯迅說它們「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郁達夫則稱它們為「革命的廣告」。

　　關於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這場論戰，我沒有加入，因為論戰展開時我正埋頭寫《追求》，《追求》寫完就真個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寫《從牯嶺到東京》時，才間接地參加了這場論爭。

　　《追求》從四月份開始寫，到六月份寫完。《追求》原來是想寫一群青年知識分子，在經歷了大革命失敗的幻滅和動搖後，現在又重新點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這也是我寫《創造》時的心情。可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卻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觀失望中。我從德沚以及幾個舊友那裡聽到了愈來愈多的外面的遲到的消息，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悶，使人失望的。這就是在革命不斷高漲的口號下推行的「左」傾盲動主義所造成的各種可悲的損失。一些熟識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犧牲了。

　　對於盲動主義，我與魯迅議論過，我們不理解這種革命不斷高漲的理論。在一九二八年初，我還寫過一篇散文《嚴霜下的夢》（載《文學週報》302期），用象徵的手法，表述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並對那時的盲動主義表示了「迷亂」、「不明白」和不贊成；我發出了詢問：「什麼時候天才亮呀？」但是到了四五月間，我卻完全被這些不幸的消息壓倒了，以至我寫的《追求》完全離開了原來的計劃，書中的人物個個都在追求，然而都失敗了。同年七月十六日我在《從牯嶺到東京》中寫有一段話，很清楚地道出了我當時的情緒：「我那時發生精神上的苦悶，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間會有好幾次往復的衝突，我的情緒忽而高亢灼熱，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這是因為我在那時會見了幾個舊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為威武所屈的人也許會因親愛者的乖張使你失望而發狂。

　　這些事將來也許會有人知道的。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層極厚的悲觀色彩，並且使我的作品有纏綿幽怨和激昂奮發的調子同時並在。《追求》就是這麼一件狂亂的混合物。」這裡所說的「親愛者的乖張」就是指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動主義。也是在《從牯嶺到東京》中，我還有一段表白自己的話，這一段話也反映了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我說：

　　「我承認這極端悲觀的基調是我自己的，雖然書中（指《追求》）青年的不滿於現狀，苦悶，求出路，是客觀的真實。說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罷，我就不懂為什麼象蒼蠅那樣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說我只是消極，不給人家一條出路麼，我也承認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聲機吆喝著：『這是出路，往這邊來！』是有什麼價值並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說中人物有一條出路，就因為我既不願意昧著良心說自己以為不然的話，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夠發見一條自信得過的出路來指引大家。人家說這是我的思想動搖。我也不願意聲辯。我想來我倒並沒動搖過，我實在是自始就不贊成一年來許多人所呼號呐喊的『出路』。這出路之差不多成為『絕路』，現在不是已經證明得很明白？」

　　這段話，後來成為創造社攻擊我的主要靶子，傅克興在一篇文章中就說：「說中國革命走到了絕路嗎？斷沒有這個事，中國革命還在發展到一個新的高潮，決沒有走到絕路去，……如果講這是絕路，那麼，我們只有叫資本主義萬歲了。」看來，克興君當時顯然是一其中盲動主義之毒甚深的「蒼蠅」。

　　過後不久，我聽說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了，會議批判和糾正了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這消息是別人傳給我的，因為自從我到了日本以後，就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而且以後黨組織也沒有再來同我聯繫。我猜想，大概我寫了《從牯嶺到東京》之後，有些人認為我是投降資產階級了，所以不再來找我。附帶說一句，後來在一九三一年，瞿秋白在我家中避難時，我向他談過此事的經過，並表示希望能恢復組織生活。秋白後來告訴我，上級組織沒有答覆，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線的排擠，也無能為力。他勸我安心從事創作，並舉了魯迅的例子。

　　我寫完《追求》以後，有一天陳望道來看我。閒談中，他發現我久困斗室，身體、精神都不好，就說，天氣這麼熱，悶居小樓，是要弄出病來的，既然你對外放空氣說已去日本，何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換換環境，呼吸點新鮮空氣？我也覺得他說的有道理，而且當時中國人到日本，日本人來中國，都不用護照。但我怕不懂日語，有困難。陳說：「吳庶五已在東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吳庶五是陳望道的女友，在上海時我見過，是認識的。我於是決定到日本。陳望道又說，他可以替我辦理買船票、預先兌換日元等事。於是德沚就忙著打點我的行裝。

　　六月底，就在我去日本之前，一天夜間，陳獨秀突然來到我家裡。我們有一年多未見面了。約在半年前，陳之聯絡人鄭超麟曾來看過我，知道我現在蟄居家中，賣文為生，所以陳獨秀知道我的住址。此次陳獨秀來，是德沚聞叩門聲而去開門，一見是他，便請他進來。我請他坐下，德沚端上茶，正想探問他此來何事，他卻自己說：我近來在研究現存於各省方言中之中國古音，為作一部《文字學注釋》準備材料。從前顧亭林作《詩本音》，碰到協音不通處，先向師、友請教，還是得不到合理的答案，那就問樵夫、打漁的、牧童等，要他們念土話，甚至為了一個字的古音，而問到東西南北十多個省的人們。顧亭林謂古音沒有完全喪失，或存於甲地，或存於乙地。我現在想繼顧亭林之後，作這方面的研究。例如常州人土音Tiá（意為「何事」）即唐人之「底」，唐人詩中常見「底事」。廣東話中亦有古音。現在我正收羅上海話之古音，特來向你探討。我說我對家鄉烏鎮話，也許還沒忘記，上海話就不行，德沚的上海話也許比我好一點。於是陳寫出幾個字，要德沚用上海白來讀，他則作音標。

　　二十分鐘後，他將紙筆收起，說還要找真正的上海人來研究。我說，真正上海土話是浦東話，與十裡洋場的上海話又自不同，現在的上海話，雜有寧波、蘇州口語甚多。他表示同意。我又問他對時局有何看法。他說他現在不問政治，所以治聲韻學。我又問：你看蔣政權能維持多久？他沉吟後說：從前北洋軍閥直、皖、奉三系，火並八年，互相削弱，然後國民革命軍能北伐成功。現在蔣內部派系及收編之地方軍，恐不止三個系統，他們自相火並而削弱，也算它八年，那時共產黨方可捲土重來，現在的到處暴動不能成大事。我問：外國侵略如何？他說蔣介石嫡系中有親日親英美之分，兩相抵消，外國侵略暫不能有。

　　他又說：論國內大勢，或國際大勢，都鬚根據詳細情報，我現在塊處斗室，消息隔絕，蔣家報紙一味自拉自唱，我剛才所說，只是以前的情況，現在又已不同，不足為據。這時已十一時，他要走，德沚說，裡內各家都在門外乘涼，你從我家出去，惹人注意，不如在我家過夜。他笑笑說，「不妨，」站起身走到客廳的後間，忽又站住說，「小心點也好，」指著室內的小榻道，「我就在此過夜罷。」這小榻本是女傭睡的，我從牯嶺回家就把女傭辭退，所以空著。

　　於是德沚拿了一床毛巾被來。第二天清早，他就走了，我還沒有起身。此後他沒有再來，但寄來一信，謂已找到浦東人談上海古音云云。後來這部《文字學注釋》，陳獨秀是在國民黨的監牢中繼續寫，抗戰時他在四川省江津縣完成。當時本得商務印書館同意出版，但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陳獨秀病死於江津，他的親屬將《文字學注釋》於一九四六年交給商務印書館的經理王雲五，竟沒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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