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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生涯的開始(2)


  這草頭就是葉聖陶給我加上的。原來我把《幻滅》的前半部原稿交給了聖陶後,第二天他就來找我了,說,寫得好,《小說月報》正缺這樣的稿件,就準備登在九月份的雜誌上,今天就發稿。我吃驚道,小說還沒有寫完呢!他說不妨事,九月號登一半,十月號再登後一半,又解釋道,九月號再有十天就要出版,等你寫完是來不及的。我只好同意。他又說,這筆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國民黨方面有人來查問原作者,我們就為難了,不如「矛」上加個草頭,「茅」姓甚多,不會引起注意。我也同意了。這樣,就用了茅盾這筆名。

  十月上旬寫完《幻滅》,我從頭看了一遍,覺得結構鬆散,沒有很好地利用這份素材。但再作大的修改已不可能,也無此心情,不如寫下一平時,對全篇佈局多加注意。但是我正要構思《動搖》,聖陶卻又來約我寫評論文章了。他說,《小說月報》缺這方面的稿件,而我正是「此中老手」。他建議我寫魯迅論。我同意了。但第一篇寫出來的卻是《王魯彥論》。我這是避難就易。

  全面評論一個作家,我也是初次。對王魯彥的作品,評論界的意見比較一致,不難寫;而對魯迅的作品,評論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見,必須深思熟慮,使自己的論點站得住。所以第二七我才寫了《魯迅論》。可是,在十一月份的《小說月報》上首先登出來的卻仍舊是《魯迅論》,因為葉聖陶從編輯的角度考慮,認為還是用魯迅來打頭炮比較好,而且那時魯迅剛從香港來到上海,也有歡迎他的意思。《魯迅論》我署的筆名是「方璧」,這是從「玄珠」演化來的。沒有署「茅盾」,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在這評論文中,我論述了魯迅的小說和雜文。

  我說,讀魯迅的小說,能引起我們極深切的同情:「我們跟著單四嫂子悲哀,我們愛那個懶散苟活的孔乙己,我們忘不了那負著生活的重擔麻木著的閏土,我們的心為祥林嫂而沉重,我們以緊張的心情追隨著愛姑的冒險,我們鄙夷然而又憐憫又愛那阿Q……我們只覺得這是中國的,這正是中國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們的思想和生活。」「這些『老中國的兒女』的靈魂上,負著幾千年的傳統的重擔子,他們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們的生活是可以咒詛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並且不能不懍懍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完全脫卸了幾千年傳統的重擔。」我以為《呐喊》和《彷徨》所以值得並且逼迫我們一遍一遍地翻讀而不厭倦,原因就在這裡。

  我又說,喜歡讀魯迅小說的人們,還應該去讀魯迅的雜文,因為魯迅的雜文能幫助我們更加明白小說的意義。如果小說裡有反面的解釋,那麼雜文就是正面的說明。魯迅的雜文充滿了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剝露,「反抗一切的壓迫,剝露一切的虛偽!」從魯迅的雜文,可以看到他胸中燃著青春之火,看到他是青年最好的導師,雖然他不肯自認。魯迅從不板起臉教訓青年,然而卻隨時在指引青年如何生活和行動。他鼓勵青年「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他鼓勵青年去除舊革新,爭生存不能苟活,求溫飽不尚奢侈,要發展不是放縱。但是他又告誡青年要學會「韌性」,而且他也不贊成無謂的犧牲。

  在文章中我還認為魯迅之為魯迅,在於他「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我說,「人類原是十分不完全的東西,全璧的聖人是沒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剝露了給世人看,在現在這世間,可惜竟不多了。魯迅板著臉,專剝露別人的虛偽的外套,然而我們並不以為可厭,就因為他也嚴格地自己批評自己分析呵!」我說,魯迅雖然「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到他有「一顆質樸的心,熱而且跳的心」。這評論文,現在看來,對於魯迅作品的評價還很不夠,分析也膚淺,但在當時卻被人責為「一味吹捧」。

  十月八日,魯迅搬到景雲裡來了,住在23號,他家前門正對著我家的後門。過了兩天,周建人陪魯迅來看我。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魯迅,第一次見面是一年前他去廈門大學路過上海的時候,鄭振鐸在「消閒別墅」請魯迅吃飯,我是陪客之一,當時只寒暄了幾句。這一次見面,我們談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為通緝令在身,雖知他已來上海,而且同住在景雲裡,卻未能去拜會。魯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來,免得走漏風聲。

  我談到了我在武漢的經歷以及大革命的失敗,魯迅則談了半年來在廣州的見聞,大家感慨頗多。他說革命看來是處於低潮了,並且對於當時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斷高漲的論調表示不理解。他說他要在上海定居下來,不打算再教書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說月報》上的《幻滅》前半部,就問我今後作何打算?我說正考慮寫第二七小說,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於今後怎麼辦,也許要長期蟄居地下,靠賣文維持生活了。

  第二七就是《動搖》。《動搖》是經過冷靜的思索,比較有計劃寫的。是要借寫武漢政府下湖北一個小縣城裡發生的事情,來影射武漢大革命的動亂,利用縣城的小場面,由小見大。是要寫大革命時期一大部分人對革命的心理狀態,他們動搖於左右之間,也動搖于成功或者失敗之間。《動搖》裡的重要人物,國民黨「左派」方羅蘭,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動搖的結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錯亂。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土豪劣紳的代表胡國光,他混進革命陣營,卻以極左的面貌大肆活動,當時議論紛紛的所謂「過火行為」,很多就是胡國光這班人製造的。

  他們以比共產黨人還要「左」的面貌出現,從而破壞共產黨的聲譽,破壞革命,然後本相畢露,血腥鎮壓革命。《動搖》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編《漢口民國日報》時聽到和看到的,可以說,我在《動搖》中只不過反映了當時湖北各縣發生的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的一鱗半爪。《動搖》就是如實地寫了革命的失敗和反革命的勝利。我沒有離開現實,平空製造光明的前景,我也沒有寫正面人物,我只寫了一個李克,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這樣的黨員我見過不少,但我沒有重筆寫他,因為在《動搖》中,李克也無回天之力,革命失敗的責任只能讓方羅蘭們去承擔。

  《動搖》用一個半月時間方始定稿。比《幻滅》長,大約有十萬字。等到寫完,德沚和母親已在忙著準備過年了。

  寫完《動搖》,我松一口氣,轉而寫了些文藝論文、散文、神話研究,以及翻譯了一個中篇:新希臘帕拉瑪茲的小說《一個人的死》。(所謂「新希臘」,是用現代的希臘語寫的,以別於古代的希臘語。)文藝論文有《伊本納茲評傳》、《帕拉瑪茲評傳》和《小說研究ABC》,後者是在一篇舊稿《人物的研究》(刊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小說月報》第十六卷第三號)的基礎上加以擴充改寫而成的。神話研究,除了將還在一九二六年就寫成初稿的關於中國神話研究的論文寫定,並題名《中國神話研究ABC》外,還寫了《自然界的神話》、《神話的意義和類別》等五篇短文。此外,我還寫了第一個短篇小說《創造》。

  我寫《創造》是完全「有意為之」。那時候,對於《幻滅》開始有評論了,大部分的評論是讚揚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嚴厲。批判者認為整齊的調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滅,似乎革命沒有希望了。這個批評是中肯的。但這並非我的本意。轟轟烈烈大革命的失敗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確不知道以後革命應走怎樣的路,但我並不認為中國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靜地咀嚼了武漢時期的一切,我想,一場大風暴過去了,但引起這場風暴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

  中國仍是個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軍閥買辦統治的國家,只是換上了新的代理人蔣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還要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成立時只有五十幾個黨員,到一九二七年就發展到五萬黨員,誰能說共產黨經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史不絕書,難道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這是誰也不能相信的。當然,革命起來了也許還會失敗,但最後終歸要勝利的。為了辯解,也為了表白我的這種信念,我寫了《創造》。這是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當時我戲用歐洲古典主義戲曲的「三一律」來寫。故事發生於早晨一小時內,地點始終在臥室,人物只有兩個:君實和嫻嫻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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