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生涯的開始_茅盾

創作生涯的開始(1)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從牯嶺回到上海。德沚因為小產正住在醫院裡，她告訴我，南京政府的通緝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問起，她就對他們說：「雁冰去日本了。」「現在你回來了，」她說，「怎麼辦呢？」我想了一想說，「你仍舊說我去日本了。我暫時不出大門，也不見人。」我們的家在東橫浜路景雲裡，是華界，住在同一條弄堂裡的，許多是商務印書館的職員，他們都認識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難保不傳到蔣介石手下人的耳朵裡。而那時，我對於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感到迷茫，我需要時間思考、觀察和分析。自從離開家庭進入社會以來，我逐漸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遇事好尋根究底，好獨立思考，不願意隨聲附和。

　　這種習慣，其實在我那一輩人中間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處，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講了；但是這個習慣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這就是當形勢突變時，我往往停下來思考，而不象有些人那樣緊緊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敗，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觀，它迫使我停下來思索：革命究竟往何處去？共產主義的理論我深信不移，蘇聯的榜樣也無可非議，但是中國革命的道路該怎樣走？在以前我自以為已經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敵人的種種表演——從偽裝極左面貌到對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殺；也看到了自己陣營內的形形色色——右的從動搖、妥協到逃跑，左的從幼稚、狂熱到盲動。

　　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聽到的是無止休的爭論，以及國際代表的權威，——我既欽佩他們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熟悉，一開口就滔滔不絕，也懷疑他們對中國這樣複雜的社會真能了如指掌。我震驚于聲勢浩大的兩湖農民運動竟如此輕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毀，也為南昌暴動的迅速失敗而失望。在經歷了如此激蕩的生活之後，我需要停下來獨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紛擾起伏，比之為產婦分娩前的陣痛。一個嬰兒的誕生，尚且要經過幾次陣痛；何況一個新社會？大革命是失敗了，陣痛仍在繼續。不過，當時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兒，雖知低潮是暫時的，但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為我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隱藏在我家（景雲裡11號半）的三樓上，足不出門，整整十個月。當然，我的「隱藏」也不是絕對的，對於住在同一條弄堂裡的葉聖陶、周建人我就沒有保密（那時葉聖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葉聖陶的隔壁）。十月份魯迅從廣州經香港來到上海，也搬到景雲裡，我也沒有對他保密。在這一段時間裡，我與葉聖陶過往甚密。我寫的一些東西，包括最初的創作，就是經葉聖陶之手在《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上發表的。葉聖陶那時正代編《小說月報》，原主編鄭振鐸到英國去了，因為鄭的丈人高夢旦怕蔣介石的爪牙把鄭振鐸作為親共人物而有所留難。

　　我隱居下來後，馬上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如何維持生活？找職業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筆來，賣文為生。過去大半年的波濤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腦中發酵，於是我就以此為題材在德沚的病榻旁（德沚從醫院回來還有低燒）寫我的第一部小說《幻滅》。後來我在《從牯嶺到東京》中寫過這樣一段話：「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於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這一段話，真實地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

　　但景雲裡不是一個寫作的好環境。時值暑季，裡內住戶，晚飯後便在門外乘涼，男女老小，笑聲哭聲，鬧成一片。與景雲裡我的家只有一牆之隔的大興坊的住戶，晚飯後也在戶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爭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將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聲，真有使人心驚肉跳之勢。這些嘈雜的聲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這對於我，也還不妨，我是白天寫作的。而對於習慣在夜間寫作的魯迅，卻是個大問題了。

　　《幻滅》從九月初動手，用了四個星期寫完。當初並無很大的計劃，只覺得從「五卅」到大革命這個動盪的時代，有很多材料可以寫，就想選擇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寫他們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從一個側面來反映這個大時代。我是第一次從事創作，寫長篇小說沒有把握，就決定寫三個有連續性的中篇，其中的人物基本相同。但當我構思《動搖》的時候，才知道這個設想不能實現，結果只有《幻滅》中的個別人物出現在《動搖》中。

　　我提倡過自然主義，但當我寫第一部小說時，用的卻是現實主義。我嚴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實來寫，我相信，只要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就能打動讀者的心，使讀者認清真與偽，善與惡，美與醜。對於我還不熟悉的生活，還沒有把握的材料，還認識不清的問題，我都不寫。我是經驗了人生才來做小說的，而不是為了說明什麼才來做小說的。

　　《幻滅》主要寫兩個女性——靜女士和慧女士，後來的《動搖》和《追求》也著重寫了女性。這有它的原因。「五卅」運動前後，德沚從事於婦女運動，她工作的對象主要是女學生、中小學教師、開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她們常到我家中來，我也漸漸與她們熟悉，對她們的性格有所瞭解。大革命時在武漢，我又遇到了不少這樣類型的女性。她們有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但性格又不相同，有靜女士型的，有慧女士型的。

　　這些就成為我寫作的材料。《幻滅》的主人公是靜女士，寫靜女士的不斷幻滅。靜女士是一個天真的夢想家，當她被捲進革命的潮流時，她對革命充滿幻想，以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經發動，就不會有失敗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熱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敗，她就受不了，覺得一切都完了。《幻滅》中最後出現的成為靜女士的很大安慰的，是連長強惟力，她覺得強連長給了她理想的美滿的生活，可是強連長上前線去了，靜女士終於在戀愛上也幻滅了。慧女士不同，慧女士在革命失敗時同樣悲觀、失望、動搖，但她不會幻滅，她將通過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安慰。

　　強連長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兒的，這就是顧仲起。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小說月報》已由鄭振鐸接編，有一個人常給《小說月報》投稿，寫一些短篇，描寫下層生活，這人就是顧仲起。他是南通師範學校的學生，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了。他的家庭很頑固，父親大罵他，他一起就離家出走到上海，在碼頭上當搬運工人，也做過其他各種雜工，同時他就給《小說月報》投稿。鄭振鐸瞭解了他的情形後，原想把他介紹到商務當個小編輯，但商務不缺人。鄭就找我商量，說黃起軍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紹去？我就寫了介紹信，我們還湊了點錢給他作路費。那是一九二五年初。兩星期後，他給我們來了一封信，說他要上前線打仗去了。記得我當時還寫了一篇文章叫《現成的希望》，對這位有著豐富下層生活經驗的青年作者寄予很大的期望。後來我們再沒有得到他的消息。

　　可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漢時，他突然來找我，這時他已經是個連長。他說，一九二六年初我在廣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時，他正在東江打陳炯明，那時是個班長，東江戰役結束就升為排長，北伐開始要擴充軍隊，他又提升為連長，現在在第四軍某師。我問他對時局有何感想，他說，他對這些不感興趣，軍人只管打仗。他說：「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個刺激，一仗打下來，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麼時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對時局如何，不曾想過。」

　　我覺得奇怪，他在上海寫小說時還有一些理想和反抗思想，何以現在變成這樣了？他告訴我，他仍在寫東西，並拿出一本名叫《紅光》的詩集原稿給我看，要我寫一篇序。那時，我正與孫伏園籌組文學團體「上游社」，就拉他列名為發起人。顧仲起住在旅館裡，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忽然叫來了幾個妓女，同她們隨便談了一會兒，又叫她們走了。當時軍人是不准叫妓女的。我問旅館的茶房。茶房說，這位客人幾乎天天如此，叫妓女來，跟她們談一陣，又讓她們走，從不留一個過夜。原來他叫妓女也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刺激。《幻滅》中的強連長就有一小部分取材于顧仲起，寫這樣的一種人對革命的幻滅。

　　我用了不到兩個星期寫完了《幻滅》的前半部，打算先給葉聖陶看一看，便隨手寫了個筆名「矛盾」，因為原來用的筆名如「玄珠」、「郎損」等，這時候都不能用了。為什麼取「矛盾」二字，我在一九五七年寫的《蝕》的新版「後記」中，寫過一段說明，現在就抄在下面：

　　「五四」以後，我接觸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複雜，同
　　時也逐漸理解到那時漸成為流行語的「矛盾」一詞的實
　　際；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漢又經歷了較前更深更廣
　　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
　　了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認識到小資產階級
　　知識分子在這大變動時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會不看
　　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時候，
　　我又看到有不少人們思想上實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
　　矛盾，卻又總自以為自己沒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談，教訓
　　別人，——我對這樣的人就不大能夠理解，也有點覺得這
　　也是「掩耳盜鈴」之一種表現。大概是帶點諷刺別人也嘲
　　笑自己的文人積習罷，於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為筆名。
　　但後來還是帶了草頭出現，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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