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艦事件前後(2)_茅盾

中山艦事件前後(2)

　　毛澤東對我說，中央宣傳部設在舊省議會二樓，離此稍遠。又說，兩三天后就要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那時，他將提出任命我為秘書，請中常委通過。我問，任命一個秘書，也要中常委通過麼？毛澤東答道，部長之下就是秘書。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各部如婦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我聽說部長之下就是秘書，覺得擔子重了，不能勝任。毛澤東說不要緊，肖楚女可以暫時幫助你處理部務。

　　毛澤東又說，自己正忙於籌備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不能天天到宣傳部辦公。又說，《政治週報》過去是他自己編，楊開慧助理，現在可要我編了，楊開慧幫他做別的事。那時候，楊開慧身邊帶著兩個孩子：岸英和岸青，岸青還在吃奶，所以楊開慧除了助理毛澤東工作，還要忙家務事。我與她同住在一個屋頂下兩個多月，卻很少講話，常常我和肖楚女說了七八句，她才回答一二句，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十分恬靜賢淑的女人。

　　《政治週報》是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機關報，於一九二五年底才創刊，對外不公開，所以通訊地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毛澤東已編了四期，後因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會後忙於其他工作，有一個多月沒有出版。我去接編的是第五期。《政治週報》的文章都是約人寫的，但有一短篇專欄叫「反攻」，上面的文章一般都是編輯自己寫的，前四篇「反攻」欄上的文章就都是毛澤東撰寫的。我接編《政治週報》後，在「反攻」欄中也寫過三篇文章，都登在《政治週報》第五期。

　　第一篇題為《國家主義者的「左排」與「右排」》。內容要點如下：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的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先生們雖然行動上已證明是真正的右派，然而他們抵死不肯承認是「右」，硬說是「中」派，他們很巧妙地造出兩句「警句」：舉起左手來打倒赤化的左派，舉起右手來打倒反革命的右派。但是事實上，偽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先生們及其黨徒，並不舉起右手來打倒反革命的右派，卻去招呼反革命的右派（北京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的先生們和戴季陶先生所責斥的上海反革命派何世楨一流人），聯合著拼命破壞他們所認為赤化的左派。國家主義者也來玩這把戲了。

　　《醒獅週報》第六十七期裡有什麼「中國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招待上海新聞界記者，有一位先生也說他們國家主義者是右排英、日帝國主義，左排蘇俄帝國主義。奇怪得很。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正是英、日帝國主義的死對頭，不料卻有人稱之曰蘇俄帝國主義。這種奇談，真堪令人齒冷。我們且看國家主義者是否「左排」了以後也「右排」。但事實證明：當去年五卅運動正熱烈的時候，上海的國家主義者並未起而「右排」英、日帝國主義。請看看他們的合作，六十七期的《醒獅週報》上，只看到了他們罵廣東革命政府的文章，誣衊愛國群眾為赤化的文章，拾人唾余罵蘇聯的文章，卻不見「右排英、日帝國主義」的文章。這便是國家主義者所謂「右排」與「左排」。

　　第二期題為《國家主義——帝國主義最新式的工具》。內容舉《醒獅週報》各期的謾駡廣東革命政府和工人運動的濫調而予以駁斥，茲從略。

　　第三篇題為《國家主義與假革命不革命》，內容要點如下：江浙一帶，不但有許多青年談國家主義，也有不少半新不舊的中年人（大多是教育界中人）談國家主義。一向不知國家為何物的這些中年人，現在居然一變而成為國家主義的革命家了。為什麼半新不舊的中年人忽然談起國家主義？稍加考察，你就知道：原來國家主義是躲避革命高漲的盾牌。當民眾的革命熱潮未發動的時候，社會上一些懶怠的知識分子總是反對革命的。

　　但是一旦民眾間忽然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了，「革命」二字成為流行品的時候，那些懶怠的中年或少年老成者，見得反對革命是無用了，而且成為背時的怪物了，可憐他們還想在社會上混飯吃，還想混充社會的中堅人物，覺得潮流是不可不順應的，而又天性沒有革命思想，沒有革命的勇氣，他們覺得不談革命便不時髦，而談革命又危險，他們正是進退兩難，忽然有國家主義這件東西出現，聽聽它的主張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聽聽它的手段是「全民政治」，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態度是「內不妥協、外不親善」，真是一件又徹底、又圓滑、又時髦，又不過激的好東西。他們自然會心領神會地松一口氣道：「哦，來了，這是一個不闖禍的玩意兒！」所以我敢斷言，中國的革命潮流一天高漲一天，那就假革命的國家主義者一天多似一天了。

　　此外，我還寫過一篇《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比較長的論文。這評論文收集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印、廣州國民政府總政治部發行的十月革命紀念的小冊子裡。這篇文章無非講述十月革命對世界革命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茲從略。

　　我在廣州三個月，除了起草宣傳大綱，例行公事而外，只寫了這一點文章。

　　過了幾天，我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辦公了。這一天，汪精衛也來了，他講了幾句：希望大家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共同努力，依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政治報告以及各項決議案的內容，展開革命的宣傳工作。講完話，汪精衛就先走了。然後，毛澤東指示：（一）要起草一個用中央名義的宣傳大綱，向全國宣傳此次大會的精神。（二）把原來的檢閱幹事（原有三人，職司檢閱國內外出版物，但近於剪報），改組為檢閱會議，訂辦事細則，規定每個檢閱幹事各備小冊記錄每日檢閱所得，于檢閱會議時提出討論；檢閱會議對於黨內外出版物謬誤之言論記載應擬具糾正或駁斥之大綱，交本部秘書核定處理。（三）設立宣傳材料儲藏機構，即擴充原有之圖書室，應訂閱海內外日報、刊物若干份，並訂閱外文雜誌及書若干種。

　　毛澤東同志指示完畢也就走了。我和肖楚女召集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來開會，計檢閱三人外，有專司抄寫的文書二人，收發並登記文件的幹事一人。共計六人。加上我和肖楚女，也只有八人。看來，用中央名義向全國宣傳此次大會精神的宣傳大綱只好由楚女和我動筆了。好在肖楚女是個又會講演又會寫文章的全材（我不善於講演），花了一天時間，我和肖楚女就把宣傳大綱起草完畢，請毛澤東同志審核。毛澤東仔細看過，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軍隊與人民合作」一段話，然後對我說，還是送給汪精衛看一下。不料此宣傳大綱經三月五日的中常委會議討論，又決議：再加上一段文字，列舉二次大會通過的各種決議案之重要意義。因此這個宣傳大綱在三月六日方始發出。

　　過了幾天，毛澤東指示要辦的各項都已辦好。有一天，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辦的《廣州文學》要我寫文章，廣州分會同人要開會歡迎我，並請我便餐。我說，寫文章恐怕不行，宣傳部的工作已經夠忙了。會見分會同人，吃飯，都可以。會見以後，才知道廣州分會除了劉思慕，還有梁宗岱、葉啟芳、湯澄波，都是分會的主要負責人。梁、葉二人當時還在中山大學求學。我當場作了簡單的發言，對分會的工作表示鼓勵和支持。我也談起在上海的文學研究會同人主要都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編輯，五卅運動時，我們辦過《公理日報》。事後，劉思慕寫了一篇《訪問沈雁冰記》，登在《廣州文學》上。

　　我雖不善於演說，還是被陳其瑗拉去，對廣州市的中學生作了一次講演。我開始推託不會講廣東話，陳其瑗說他當翻譯。開會前，陳其瑗恭讀總理遺囑，然後用廣東話介紹我是中央宣傳部秘書，但還是一個文學家。他把介紹辭也翻譯給我聽了，他這文學家一句話，啟發我放棄原來想講的一套黨八股，改用了和文學有關的。我簡單地敘述了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了火種下來給人民，然後人民知道吃燒過的獸肉和魚類等等，然後知道把樹枝點燃起來，夜間也可以做事，住在山洞深處的原始人在白天也能做事了。火是人類文明的起源。我接著高聲說，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就是起羅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火。

　　這一結束語，博得滿場的熱烈掌聲。當我開始講這段希臘神話時，滿堂的中學生鴉雀無聲，都在靜聽，想見他們對這個希臘神話感到興趣。當翻譯的陳其瑗，臉色有點驚訝。當聽到最後，他邊譯邊鼓掌。陳其瑗送我回宣傳部時在汽車中對我說，有許多人對全市中學生講過話，都把聽眾催眠了。我這次效果這樣好，真是破天荒。

　　中央宣傳部、婦女部、海外部所在的大樓左側空地上有一個臨時搭起來的木棚，這裡是政治講習班的教室，政治講習班學員的宿舍卻在一所樓房的樓上，樓下就是海軍局，局長是李之龍。當時這個政治講習班的主任是李富春，毛澤東、林伯渠等都是理事。毛澤東給這個講習班講農民運動，何香凝講婦女運動，肖楚女、惲代英講工人運動。肖楚女便拉我去講革命文學。這是宣傳部工作以外的額外工作，把編輯《政治週報》也算在內的話，經常性額外工作就有兩件。

　　這可把我忙得團團轉了。但是，還不止此，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央常務委員會議，婦女部長何香凝提出設立婦女運動講習所，會議的決議是：指定何香凝、楊匏安、沈雁冰、甘乃光、阮嘯仙五人為審查員，審查婦女運動講習所的章程草案，後來這個婦女運動講習所，還規定我去兼幾點鐘課，但究竟去講了課沒有，現在記不清了，因為不久就發生了「中山艦事件」。

　　二月十六日的中常委會議決定：在毛澤東同志因病請假兩星期期間，宣傳部的部務由我代理。此次毛澤東的請假雖說「因病」，實際上他是秘密往韶關（在湘、粵邊界）去視察那裡的農民運動。

　　即在我代理部務期間，汪精衛忽然請我到他家裡吃飯。宴會設在樓下大廳中，同座還有繆斌及其他一些要人，如青年部長甘乃光。汪精衛告訴繆斌，中央委員會已經內定繆斌擔任第二師黨代表，不久即將正式發佈。當時第一軍第二師師長是王柏齡，任命繆斌，這是蔣介石為中山艦事件作的準備。而汪精衛尚蒙在鼓中。猜想那時繆斌一定心中暗笑。汪精衛說，這個小宴會是對繆斌的榮任新職表示祝賀，同時也介紹代理部務的沈同志和你們相識。於是我和甘乃光、繆斌等彼此都客氣了一番。汪精衛然後談到軍隊中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派的對立問題，他對繆斌說，北伐是兩派的共同目標，既然目標相同，為什麼又要分派呢？他認為最公平的辦法是兩派都宣告解散，他說，繆斌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領導人之一，又是校長（蔣介石）的親信，此事他若領頭，容易成功。繆斌表示一定盡力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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