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第七章文學生活十一、西洋文學之影響(2)

第七章文學生活十一、西洋文學之影響(2)

　　在法國方面，較重要的作家為巴爾紮克、莫裡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 ，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 ，已譯出九種著作，《黛絲》有兩種譯本）、紀德（gide）、伏爾泰（Voltaire，《甘地特》）、盧騷（Rousseau ，《懺悔錄》、《愛彌兒》）、佐拉（少代表作）、高提耶（Gautier）、福樓拜（Flaubert，《包法利夫人》有三種譯本，《薩郎波》及《坦白》）。大仲馬小仲馬（Dumas）父子固已久負盛名，特別是《茶花女》一書，幾已成為中國人的共同愛物。雨果的代表作為：《悲慘世界》、《鐘樓怪人》、《雙雄義死錄》、《呂伯蘭》、《歐那尼》、《呂克蘭斯·鮑夏》、《噫有情》。早期浪漫主義作家以夏多布裡昂（Chateaubriand，《少女之誓》）和聖皮埃爾（Bernardine de Saint Pierre）為代表。都德（Daudet）的《莎茀》和普雷沃（Prevost）的《漫郎攝實戈》當然是人人愛讀的作品。波德萊爾（Baudelaire）享名甚盛，羅斯丹（Rostand）的《西哈諾》亦為一般所愛讀。巴比塞（Barbusse）的小說《炮火》和《光明》各有兩種譯本，就如羅曼·羅蘭（Rolland）冗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譯本，他還有《白利與露西》、《孟德斯榜夫人》、《愛與死之角逐》等幾種的譯本。

　　德國的古典文學，自然推歌德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兩種譯本）、《哀格蒙特》、《克拉維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業時代》的一部分都已譯成中文；席勒（Schiller）的作品譯出者為《奧裡昂的女兒》、《威廉退爾》、《瓦輪史丹》和《強盜》。重要作家還有萊辛（Lessing ，《英雄兒女》）、夫賴塔格（Freytag，《新聞記者》）、海涅（《歌曲之書》、《哈爾次山旅行記》）……富凱（Motte Fouque）的《渦堤孩》和斯托姆（Storm）的《茵夢湖》（三種譯本）為極端風行的作品。豪普特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獺皮》、《織工》、《寂寞的人們》和新近出版的小說《異端》（有兩種譯本）著稱，而他的《沉鐘》一劇名稱一度被用作雜誌的名稱。其餘為：蘇德爾曼（Sudermann）的《憂愁夫人》，以及較為晚出的魏德金德（Wedekind）的《春醒》和弗蘭克（Leonhard Frank）的《靈肉的衝突》。

　　除了霍桑（Hawthorne）、斯托夫人（Mrs·Stowe）、歐文（Irving）、馬克·吐溫（Mark Twain）和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少數譯本以外，一般對於美國文學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較現代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辛克萊（Upton Sinclair），他的盛名乃隨著蘇聯共產主義文學狂潮而來。他的作品譯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種之多。而在這一類作品中，不可忽略戈爾德（Michael Gold）的短篇故事，和他的小說《無錢的猶太人》。劉易斯（Lewis）較著名的作品只有《大街》一種，德萊塞（Dreiser）則為短篇小說集，雖然兩人都很著名。尤金·奧尼爾（ONeill）的戲劇有兩種（《天水》及《加利比斯之月》）曾經譯出。賽珍珠女士（Pearl S·Buck）的《大地》已有兩種中文譯本，同時，她的《兒子們》及短篇小說亦已譯出。

　　蘇俄文學的狂潮開始捲入中國，約在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党運動之時。與英國於政治的雅各布黨主義落敗之後，文學的雅各布黨主義繼之勃興相似，文學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繼乎國民革命之成功而氾濫中國。龐大驚人的青年熱情，嘗大有助於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國民革命，但由於國民黨官方對青年運動的壓制，使之得不到表現的舞臺，於是產生了內向的作用力。強大的潛流因此便奔向他們對當前一般現狀的不滿。

　　於是潮流轉向了。「革命文學」（同義于普羅文學）的號角吹響了，而且馬上吸引了大批的追隨者。一九一七年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一夕之間成為過時人物，還被寬大地貼上「老人」的標簽。青年中國不啻被唾棄、被背叛。多數知識領袖都學會默不作聲，轉而去搜集骨董和古印章。只有胡適繼續大聲呼號，可是他的議論碰到了比較冷淡而無動於衷的讀者，他們需要的是更急進的言論。周作人、郁達夫和《語絲》派的作家，都太偏向個人主義，不會加入群眾。魯迅力抗狂潮約一年，然後就變節了。

　　在短短不到兩年當中（一九二八——二九），差不多有一百多種蘇聯文學作品，長篇和短篇，狂熱而迅速的蜂擁上中國的出版界，致促起當局之關切。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e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yov ，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lexei Tolstoy，Demid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kin，Ivanov，Iva，Luuts，Sannikoff，Seyfullina，Bakhmetev，Fedin，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當然，吾們還沒提及革命以前帝俄時期的作家，像普希金（Pushkin）、契訶夫（Tchekov）、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Turgeniev），這幾位作家在這個時期以前，讀者就已經很熟悉了。契訶夫的全部著作都已經譯了出來；托爾斯泰的作品譯出者計二十種，包括冗長的《戰爭與和平》（祇譯出了一部分）、《婀娜小史》及《復活》；杜斯妥也夫斯基極受喜愛，他的作品譯出者計七種，包括《罪與罰》；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經譯出者有二十一種之多。高爾基（Gorky）橫跨兩個時代，不用說，非常普及。愛羅先珂（Eroshenko）、安特列夫（Andreyev）和阿志巴綏夫（Artzybashev）三人，因為魯迅的影響也很受歡迎。一百零幾種革命後的蘇聯作品中，有二十三種同時有兩種譯本由不同公司競相出版，且有四種作品甚至有三種譯本。舉其享名較盛之作品，為哥倫泰夫人（Madame Kollontay）的《偉大的戀愛》（Red Love，兩種譯本）、革拉特坷夫（Gladhov）的《士敏土》（三種譯本）、奧古鬱夫（Ognyov）的《共產黨校童日記》（三種譯本）、阿志巴綏夫的《沙寧》（三種譯本）、西拉菲莫維支（Serafimovitch）和皮涅克（Pilniak）的許多作品、西什科夫（Shishkov）和依凡諾夫（Ivanov）的劇作和盧納察爾斯基（Lunacharsky）的評論作品。

　　如此大量的食物，年輕的中國一時似乎難以吞咽，如果消化不良，亦無可厚非。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過時了，是毫無疑義的。當局對於文藝事業現正矚視而思有所作為。他們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後果如何，無人能預料。檢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見之實施。所困難者，在眼前的環境中將拿什麼來滿足人民。這裡有三個方法。第一是謀些好差缺給那班作家，這個方法有時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為禁止他們表示不滿意，這個方法當然是下策。第三為真實的謀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滿足，這光是檢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國人民現在可分為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兩派，而後者實居大多數。除非是積極進行建設工作，用公正的態度考慮一切，但憑標語口號，華而不實的多言，不會賦予中國以新的生命，不論是共產主義抑或是法西斯主義。上一輩，他們想把中國倒推進古舊的禮教思想的軌道，包括婦女的遮掩生活，寡婦的守節制度的崇拜，結果絕不能使青年中國同情。同時，那些共產主義理想者，脅下挾了大部馬克斯著作，蓄了亂蓬蓬的長頭髮，口吸蘇俄捲煙，不斷地攻擊這個那個，也救不了中國的苦難。文學這樣東西，依作者鄙見，還是文人學士茶餘酒後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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