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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 九、「賢能政府」(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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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中有一重要之章節,其中含有一現代的新名詞「公民」一語,殊覺新穎;惟此節文字乃系描述當時人民一般的對於國事之漠不關心的態度。他鄭重地說:「民之故計,皆就安利而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廨舍;廨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吾們至今仍感覺到公民的太少,而私人的太多,其理由當歸之於適當的法律保障之缺乏。它跟道德的興衰毫無關係。缺點完全在制度(法)。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豐富,常有惹禍的可能,自然他們對於國事將採取消極的態度。倘官吏貪污而無刑罰為之制裁,那麼你要望他不貪污,實在是過於苛求人類的天性了。 韓非子堅決主張設立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權貴,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前面,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勢力與私人間的關係,應該予以打倒而代以法律。所謂去私曲,就公法也。這裡我們不僅遇到一種歐美式的平等概念,它使吾十分注意者為一種絕非中國型的思想。可異者,他的思想適與孔子思想立於反對的地位,孔子的格言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他以其純粹法家的態度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想像一種法律,要使「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他推行一種機械式的法治,只要有了完備的法治制度,他信仰治理國政,可不用賢能之士——這一種機械意識,完全不是中國型的。 韓非子的法治制度,也存在有一種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明君無為於上」。君主的所以要虛靜無事,無為於上,因為他知道那些君主依一般常情而斷,實際上沒有任何辦事的能力,是以應該籌劃一個機械式的政治機關,它的機構作用的行進自然而然公平而完備,不關乎統治者的智愚賢不肖。君主是以成為一個徒負虛名的骸殼,有如現代的立憲政體。英國現代也有一個國王,他的職務好像專門在主持建築物的奠基典禮,船舶的下水命名,和頒發爵士勳位;是以國王的賢不賢、能不能,對於國家完全無任何重要關係。法治制度將自然發生作用。這在基本上是一種君主無為主義的學理,為韓非子所倡導,而現代英國實行而獲有成效者。 那位好好先生孔老夫子而被稱為政治思想家,不啻是古怪的奇緣。他懦弱的胡言,竟榮被以政治學理之美名。一種政治理想,至盼望德行統治的政府與仁義的統治階級之出現,那是多麼屬幻想,恐不足以哄騙大學二年級生。譬如你管理百老匯交通,不用紅綠燈信號指揮,而信託汽車夫的自動努力。任何細心研究中國史的學生,一定能夠注意孔子的理想政府,充滿著道德意識,常為舉世無雙的一大腐敗罪惡。它的原因不在乎中國官吏之特別比歐美官吏來得腐敗,這清楚而確定的政治歷史之真情是:當你以君子之禮待官吏如中國向來之習俗者,則其中十分之一將為真君子而十分之九將為惡棍;但是當你以對待壞蛋的心理視之,若歐美之所為,準備著政治監獄,或示之以監獄之威嚇,則變成壞蛋者將遠少於十分之一,而十足的十分之九將勉力自命為君子,結果你至少獲得一個廉潔政府的外貌,這一個外貌未始非值得具有的。這就是中國老早應圖改革的真理,也就是韓非子在兩千年前當其未仰藥酒以結束其生命之前,所給予吾人之忠告。 中國所需要者,是以非為增進道德而為增加牢獄以待政客。倘貪官污吏結局仍能安全自由的訂購艙位以赴橫濱或西雅圖,則吾人之談論建設廉潔政府終屬徒然。中國所需要者,既不為仁,亦不為義,又非為榮譽,卻為單純的賞罰,即需要勇氣來槍決掃蕩這班不仁不義不顧廉恥的官吏。唯一保持官吏廉潔的方法,即為加以逮捕而用槍彈來警戒他們。官吏苟感覺痛苦於吾的以法家見地的對於人類本性的觀察,應該想一想;他們是否願意投資於一個股份公司,它的經營方法完全遵守孔子的君子觀的原理,既沒有股東會議,也沒有會計報告,經理或銀錢司帳員舞弊潛逃,又不能逮捕。中國政府是嚴格尊奉這種君子觀的基本原則處理著的。目前政府組織之稍見進步,乃出於西洋學理的影響,歐美人民蓋大膽敢向統治階級要求公佈帳目,毫不畏懼含蓄輕蔑之意,致有損統治階級之君子型的尊嚴。但直等到這種改革全部完成以前,中國政府將永遠像一家雜亂無章的公司,常利於經理及職員,但剝削了股東的權利,股東可擬之於普通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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