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第六章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九、「賢能政府」

第六章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九、「賢能政府」(1)

　　以一個國家為標準，吾們的政治生命中最顯著的特點，為缺乏憲法，並缺乏公民權利之觀念，這樣的特點之存在，只因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合的哲理而不是一種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憲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預斷的把統治者當作壞坯子看待，他或許會濫用權力而損害我們的權利，吾們乃借重憲法為捍衛吾人權利的武器。中國對於政府的概念，適與此預斷直捷地相反。中國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謂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賢能政府」，他們將照顧人民之權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們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權利交托於政府，便予以無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託以數千百萬的資產，從不一問其開支報告；吾們又賦予此輩以無限政治權力，亦從不計及自衛吾人之權益。吾們只把他們當作聖賢君子看待。

　　對此所謂賢能政府所下的批評，其精審、公平、正確，應無過於二千一百年以前韓非子的偉論，韓非子為屬法家之大哲學家，約生於孔子後三世紀。他是法家哲學派中最後亦為最偉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張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惡極為精確，而他所描摹的當時之政治生活現象，極相類似於今日的中國，倘令韓非子複生而親向吾人口述，亦將不易一字。

　　依照韓非子的意見，政治智慧之起點，始于擯棄道德之俗論並避免道德之改進。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談論人民的道德感化愈早，則吾人之能建立中國之廉潔政府亦將較早。可是事實上有那麼許多人在議論著道德的改進，以為政治罪惡的解決手段，適足以說明他們的思想之幼稚，和他們的領悟正確的政治問題之低能。他們應該明瞭吾人已經繼續不斷的談道德的腐論曆兩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進國家，或使她有一個比較賢明廉潔的政府。中國人民應該明瞭，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國今日應早已成為天使聖哲的樂園了。依著者愚見，用道德來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議論，何以如此流行，且那些官吏們談得尤為起勁，就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改革，至少不會有害於人。可是吾們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懷好意，有幾個簡直有一顆墨黑的心。著者固知張宗昌督辦和別位恢復名教禮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平者，通常都廣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為強姦幼女之老手。吾人說「仁義是美德」，他們亦將回答說：「不差，仁義是良行」，這樣胡胡調，固無傷於任何人。另一方面，吾從未聽見吾們的官僚老爺講起法治政府，因為人民將對之說：「很好，我們嗣後將用法律檢舉你們，而請你們進監獄」。是以吾人停止談論道德愈早，而移其論旨於嚴格推行法治，則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閃避法律制裁，使他們不再能托故優遊外國租界而寫寫意意誦讀孔子經書。

　　簡言之，韓非子時代有兩種相對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現時代亦然。即孔子的賢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孔子的政治概念，把每個統治者當作賢人君子，因而亦以對待賢人君子之禮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則把每個統治者當作壞蛋看待，因進而製備種種條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國傳統的見地，而後者是西洋的見地，亦即為韓非子的見地。似韓非子所說：「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這就是法家哲學的道德觀之基點。換言之，吾人不以統治者為君子而冀其行仁義之道，吾人應目之為潛伏的囚犯而籌謀種種方法與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剝削人民的權利與賣國。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後者的制度是較易於收實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靜待此等君子之良心發現高明得多。

　　在中國，吾們恰恰做了相反的工作。非但不把他們當作潛伏的壞蛋——這是我們老早應該如此的——卻把他們當作君子看待。依古老誠實的孔子之道，吾人盼望統治階級人人成為仁愛的賢人君子而愛民如子。吾們以誠實不欺望之，故對他們說：「直捷地幹吧，你們可以任意使用國家公共資產，吾人不要求你們公開預算，或公佈歲支帳目」。吾們對軍閥說：「幹吧，我們信任你將愛民如子，故吾人將聽憑你憑良心抽課人民捐稅」。吾們對外交人員說：「幹吧，吾們對於你們的愛國心具有絕對信仰，故允許你們有權締結任何國際條約，不用徵求人民的同意」。更對全體官吏說：「你倘能做個賢人君子，吾們將替你建立牌坊，以資褒揚，但倘你變成壞蛋，吾們不致把你囚入牢獄」。其他國家中，從未有如此拿對賢人君子的態度對待官吏的。假令韓非子生於今日，他將勸導吾人以壞蛋視之，因而對官僚說：「吾人不欲箴勸你們行仁義之道，亦不復建立牌坊來褒揚你們，即使你表現為賢人君子的行為；但你膽敢做出欺民罔國的壞蛋行為，則吾人將請你進牢獄。」這辦法覺得是消滅腐敗政治的比較健全而敏捷的方法。

　　這裡且讓吾摘錄一節《韓非子》的文字：

　　……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

　　韓非子否定所謂仁愛的父母政府會有任何效用，因為，他指出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則民奚遽治哉。韓非子又冷冷地幽默地發問：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豈非是「貴仁者寡，能義者難」的明證？今欲人主務行仁義者皆如孔子，而臣民愛服德行者皆如列徒，豈非夢想？這短短一段文字，含有動人的嘲弄，峻刻的調笑，同時也含有健全的意識。

　　韓非子所評述的當時韓國的弱點，深與今日中國之過失相暗合，至於那時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麼相像，使吾們讀了他的文字，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為現代之中國。他和盤托出當時官吏的腐敗和人民的冷淡消極，而認為此等缺點應歸源於法律保障的缺乏，與制度之不完備。他不贊成改進道德效力，而指出那是政治制度與缺乏法律保障在作祟。他說一切禍患，起於無公正之法。他痛恨那時的儒家而稱他們為一群喋喋的愚夫。這稱呼實在很適配於今日吾人的許多「長袍的愛國同志」。他說到當時的官吏，稱他們的貪污不啻受著鼓勵，因為沒有嚴刑峻罰以制其後。韓非子這樣爽直地說：「……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土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這樣的字句，很可以引用之于現代優遊于大連及上海租界別墅中的寓公。他又說因為缺乏制度，「則以黨舉官，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這樣的情形，何等暗合於今日，只有那些官僚士大夫階級肚皮裡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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