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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版《收場語》 中華民國的真相(2)


  因為老的中國不是像今日那樣的混亂。捐稅的徵收雖非基於人民的同意,它卻基於習俗與慣例,這就是真正的土地法,而農人們很熟悉春秋二忙所應繳付的一切。那時候還未聞有所謂棺材捐、花轎捐(福建南部)和交豬捐、產豬捐、小豬捐、豬槽捐、稱豬捐、宰豬捐、豬肉捐、豬糞捐。(上述名目行於汕頭、漢口)尚未聞有仁義捐、公益捐,而農人之不種鴉片者處以懶稅。那時的農夫還不致售鬻妻女以付稅款像有些江北農夫的命運;他們也不致被軍人阻止收穫,以為不付新稅之報復,像廣東番禺縣縣長于1934年秋嘗禁止之。人民不致預繳30年後的賦稅像今日之四川省然。他們不致負擔30倍於正稅額之田賦附加,如江西曾經一度實現者。農夫不致被迫繳付稅款超過所有的資產,因而被捕入獄,以追現款,鞭撻之聲,達於戶外,慘呼徹夜而不息,如今日陝西農夫然。中國是地球上最失政的國家,而她的貧苦的人民,被卷於暴力的漩流中,不自明瞭,卻是出其不屈不撓的勤勉辛勞而容忍的一切,最後終能克服困難。等到他們的最後一文錢被榨取掉,讓他們流為乞丐。工作與生活的要求再接再厲地湧進,但仍保持很高興的心情,而因為他們的老實,因為他們的和氣,上帝將永遠愛他們。

  因為失卻了民族自信心,失卻了一切約束,一切禮容,失卻了理智的平衡,好像有一種預見凶兆,人們的愚惡本性乃放逸縱肆,使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圖。他的目的將在買一座洋房買一輛汽車安安逸逸躲住在租界裡並存巨額存款於滙豐銀行。這樣的國家一定是瘋狂了,好像北平高級官吏和故宮博物院保管委員目光炯炯地逼視著國寶,直等到把它們出售給最高出價人化成現款而飽入私囊,然後經人告發,仍能避居一處而拒絕法院的傳訊。這樣的國家一定是瘋狂了,好像一個軍閥喪失了熱河全省並未一加抵抗,卻用200輛軍用車載去自己的小老婆和私產,然卒蒙中央政府的寬宥。多少軍官吃了敗仗,摜掉他們的軍火,倒是先小心地載走大量鴉片,因為鴉片可以換黃金,仰仗黃金的魔力,仍能恢復他們的地位。農夫被迫種植鴉片以代米穀,用以維持低劣而不發餉的軍隊。一個著名的農業國家而不得不每年自外洋輸入百數十萬擔米麥。在這一切瘋狂中間,人民的利益首先直接受其影響,但不能對他們的統治者,壓迫者,說一聲「否」字。當然政治機構一定有歪曲的地方而全民族大體上一定喪失了道德評價和是非意識。

  明顯得很,一種固定標準的制度業經崩潰,道德的標準和政治的標準。古代中國有一種政治制度,也有一種道德制度,它們的標準適足以維持民族生命,不過到了今日,這種標準都已失去了本來面目,禍害的影響反過於有利的效用。誰要收買忍耐?讓他們到中國來,因為忍耐在這裡是有求必應的。又有誰要收買溫良謙讓和其他基督教的群眾道德,這些道德在基督教國家經過2000年的祈禱、唱聖詩、說教而尚未學得者?讓這些人也到中國來,因為在拜偶像的中國此等基督教道德多如恒河沙數。因為前進速度的變遷籠罩上民族生命,我們現在已非生活于原始的太平、悠閒、謙讓的全盛時代,而生活於一個忭急、拜金、自私的時代;一切溫良、忍耐、謙遜曾美飾古代生活典型者,不能延緩卻只加速崩潰。

  好像這個民族不能自行調整而進至革新的世界,成為更健全更進取的人民,並要求一種新的倫理觀察以適合生命進展的新速度。她已經喪失了民族精神,喪失了民族自信心,這好像為新近的事情,而從此民族自信的喪失,她變成放縱暴躁,神經過敏,而說了做了許多愚拙的事情,好像一個寡歡的丈夫或一個老年人受著神經枯梗的痛苦。這個民族跳躍波動變遷於誇大妄與憂鬱病二者之間,自很容易地變成歇私的裡症了。這表顯於一般知識階級者,尤為明顯,他們蓋慣於發生神經興奮作用,因為他們具有絕望的過分感覺,他的精神沉澱入永遠消沉的狀態中。有許多這樣的文人學士深以祖國為恥,他們不滿祖國的農夫和苦力,不滿我們自己的習慣語言藝術文學,而很想用一個巨大的幕幅把整個中國遮蓋起來,只讓外人瞧見穿白領圈說英語的中國人像他們自己一樣,至於普通人民仍舊忍受痛苦而過其原來的生活。

  於是突然潛意識躍動到前面,統治階級知道有些人,當然不是他們自己,將把國家淪入覆亡的深淵,他們乃轉變而為道德家,一方面捧出救國的萬應藥膏。有幾個主張救國之道在研究使用機關槍,有幾個則主張儉約,穿芒鞋草履。另有幾個主張跳舞救國,把西洋生活全盤地介紹過來,有幾個則主張提倡國貨,有幾個則主張提倡國術以鍛煉體格,另有人主張提倡世界語,提倡佛經,提倡復興孔教經書,也有人主張把四書五經拋入毛廁坑中讓它過30年。聽聽他們的討論救國之道,宛似聽了庸醫在死人榻旁開一個榻前會議。它倘使不是那麼可憐,便該是很幽默的。因為政治上的根本改革,應為廢除軍人干政,肅清貪污即為取消統治階級的特權,且將有95%受刑事處分。二者對於他們自己都是可惜的,他們現在已變為道德提倡者,正宣揚著舊道德,這固與人無忤。騷動混亂的情形隨處可見,一種騷動混亂屬￿精神的較甚於體質的,那是一種虛偽進步和虛偽愛國心的無方法的瘋狂。政府的高級官吏一面發起喇嘛法會以祈禱救國,一面禁止傳俗的龍舟競賽,斥為迷信。省政府不能在建設工作上切實地有所成就,卻頗忙碌於制定男女的服裝式樣,因為在廣西,發現女子的袖子太短,而在四川,發現男子的袍子太長(因為在此國難時期我們應該節省布匹),在山東,女子不許燙髮,在河南的某些學校裡,男子必須剃成光頭,在浙江,禁止婦女束乳,在南京,娼妓不得穿高跟鞋和高領旗袍,而在北平則婦女不許蓄養雄犬並牽引過市。

  一切這樣的紊亂無足輕重的忙碌,這種瘋狂的偽善,過分的粉飾和掛慮,似表現出一種願望未經實現,表現出意志與體面的衝突。風俗和習慣,本為任何社會的主要骨幹,在中國不復被重視;年長老輩不復受年輕者的尊敬,而青年過度嚴酷地批評前輩;一條深深的鴻溝存在于青年與長輩之間。文化為生活與思想系續的果實,至不甚理解,而批評為現代文化重要保護人,應該密切注視生命的長流,衰頹地偃臥於巨大工作的前面,一種工作巨大過其力所能勝任者,而欣愉的高興的情緒,本為中國的特色者,深自愧慚而掩藏著。一個人好像是營養不足,神經衰弱,不完全而永久地失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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