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吾民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一個民族的誕生(2)

第十章中日戰爭之我見一個民族的誕生(2)

　　本世紀初的「義和拳」運動和八國聯軍掠奪北平，恰巧也標誌著一個準確而方便的歷史里程碑。從此，西方的知識、思想和文學的滲入，逐漸成為一種堅強有力、不可間斷而又潛移默化的過程。10年之內，由於西方政治觀念的引進，皇朝宣告覆滅，共和國宣告成立，這個共和國作為一種政府的形式沒有成功，然而這一點並沒什麼要緊，只有空想家才會指望它一次成功。要緊的是產生了一個嶄新的、進步的和好戰好鬥的文明，這種文明有著遇異的價值觀念，它向自己以前的文明進行了挑戰，並有吞併它的危險。義和團的失敗，則是加快了這種潛移默化的過程。此外還有嚴夏翻譯了亞當·斯密^①、約翰·斯圖爾特·米爾^②和赫胥黎^③等人的著作；林紓翻譯了查爾斯·狄更斯、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和柯南·道爾的小說；梁啟超鼓吹「自由」、「平等」，普及教育和議會政府；孫逸仙致力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新觀念的要旨是如此廣泛，不僅包括了各種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引進，還包括科舉制度的廢除，學府制度的改變，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知識的普及，學者地位的變動，書面語的改革，新鮮術語的引進，文體的革新，婦女的解放，對纏足和納妾的抨擊，孔學、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鄉屬制度的崩潰；還包括與某些基本文化觀念的決裂，如長者和權威、面子、命運、恩寵、法律、特權和平等、政府設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及個人對社會的態度等等觀念。結果使新舊兩代人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混亂。

　　①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立者。
　　②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及經濟學家。
　　③赫胥黎（Thomas Henry Haxley，1825～1895），英國博物學家，著有《進化論與倫理學》，林紓譯成中文後稱《天演論》。

　　顧名思義，觀念衝突的時期也就是知識界騷動的時期。原有觀念一經崩潰，整個民族就開始了疑惑和思索。回顧四十年來的文化變遷，從激烈的自由主義到目空一切而又外強中乾的保守主義，從目前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到行將絕跡的篤信孔學的一代軍閥，人們會看到他們所持的觀點截然相反。如果把北平的老僵屍傀儡們——過去的軍閥齊燮元、安福政客王克敏和前任北平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江朝宗、版本收藏家董康——與埃德加·斯諾所著《西行漫記》裡的許多共產主義青年、與肩負來福槍和背包赤腳行軍的湖南女兵相比較，人們會得出這樣一個印象：他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精神狀態就像他們的外表那樣截然不同。從思想陳腐的官員——他們認為自己一旦離開這個世界，世界就會陷入一片混亂，所以要設法使人們保持傳統——到具有民族意識和全球意識的生機勃勃的當代青年，在三代人的時間內就完成了這樣一個轉變過程。

　　40年來，一個民族在形成，它最終從一個文明之中脫胎出來，故而此處「民族」一詞帶有一點淒婉的意味。中國過去是一種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從「民族」這個詞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只有中國才可以稱作一個民族，一個受過單一文化薰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團，他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學和某些共同的道德價值上的準則。然而，它不是一個由鐵路、收音機和宣傳機構組合在一起，並有良好裝備以進行侵略或抵禦外族入侵的好戰的民族。他們只是一群試圖終生享樂以盡天年的姜姜眾生，沒有人可以對他們這種權利表示懷疑。近十年來，所有的價值觀念都已傾覆，世界局勢一片混亂，不少詞語已不再是原來的意思，受尊敬的政治家也開始說假話；最為粗鄙的國度也可稱為「民族」，而渴望和平的開化的文明之邦也被迫武裝起來抵抗他國，否則就會有滅族之災；一個民族生存的權利是用槍炮的口徑和轟炸機的速度來衡量的；在這種時候，明智的人們就會質問：加人民族大家庭的好處何在？目前的中國則正被引進這樣一個民族大家庭裡，並且正在獲得一個位置。

　　然而，中國之進入世界大家庭，並非像一個新發現的親戚那樣去興高采烈地訪問，也不是一種進入和平、繁榮、幸福的「烏托邦」的浪漫冒險，而是一個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鬧哭叫的強盜兄弟之中。在家門口，他受到了劍拔鴛張的歡迎。他必須通過這道門，以獲得一席尊重與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這個浪子這時犯了猶豫，手無寸鐵，臉色鐵青，後悔自己曾經有過回來的念頭，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連于煙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極度饑荒的土地上，用豬吃的穀糠填飽自己的肚皮，如果他這樣想，誰能責備他呢？他認為留連於煙花巷裡，也許要比家宴上為一隻肥嫩的牛犢爭來鬥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鼓起勇氣參加戰鬥，成為一個鬥士。唯有這個途徑，他才能贏得他強盜兄弟們的尊敬。更糟的是，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爭來的一席之地，回頭的浪子不得不繼續武裝自己。他坐在放著肥嫩牛犢的餐桌前，一手拿著叉子，一手緊握匕首。在這樣一個家庭裡進餐，舍此別無他途。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談論中國在這個激烈爭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現。

　　中國再生為現代民族的歷程，與其說是一場喜劇，不如說是一場悲劇。多少年來，在外族入侵面前，中國人感到手足無措；他們一直猶豫彷徨，企求同情，採取逃避戰術；請求別人做無效的調解；在別人失約之後氣得捶胸頓足；最後幻想破滅，不得不決定鼓足勇氣去面對這個家庭的新氣氛。只有這時，中國人才真正地發現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的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國人自己，教會他們如何自立於世，於是可以說，他們發展為現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於一個幻想破滅的痛苦教訓所使然，起先是凡爾賽會議，然後是國聯，最後是同日本的你死我活的爭鬥，他們要麼被迫起來保衛自己，要麼滅亡。

　　顯而易見，這個古老大國芸芸眾生的惰性是驚人的，只有遭到外界的一連串打擊之後，他們才會有點進步。說句公道話，總的來說，中國並非主動選擇發展為一個現代民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1900年對北京的洗劫，迫使那些極端保守的人們讓位，使人們認識到必須進行一場勢在必行的改革，於是最終導致了1911年滿清王朝的覆滅。1919年的凡爾賽會議上，中國被自己的同盟國出賣。這直接導致了學生運動，並且標誌著年青的中國開始直接參與國際事務，運動還使中國國民黨政府產生了新的活力，促使了南京政府的成立。緊接著的是國聯的背叛，這件事發生在1932年滿洲事件中。這進一步迫使中國人認識到最終必須依靠自己。正是自1932年起，中國人才開始積極行動起來準備進行民族自衛。並且還由於日本在1932～1937年的一連串騷擾，由於日本一步步地蠶食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中國人才受到警告，自己已經處於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於是他們的憤懣達到了頂點，最終產生了奮起抵抗的決心。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普遍和深入的抗戰決心，都產生於1932年以後的那些年代，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這些年月充滿了痛苦的憤懣和使人煩惱的幻滅；這也正是筆者當時寫作本書時的情緒。這些年月裡，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中國最終走上了成為統一的現代國家之路，而日本卻千方百計加以阻撓；這些年月裡，即使是曾經隻身維護1933年的塘沽協定的和平主義者胡適，也變成了抵抗主義者；這些年月裡，中國共產黨也放棄了自己的計劃，以抗日為唯一的條件，與南京政府聯合起來了。1936年冬天的西安事變，是這些歲月的頂峰。最後，是日本的武裝侵略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使中國團結得像一個現代化國家應該團結的那樣眾志成城。在現代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團結一致地行動起來，像一個現代民族那樣同仇敵汽，奮起抵抗。於是，在這種血與火的洗禮中，一個現代中國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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