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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人的性格 知足常樂(1)


  凡是到中國旅行過的人,特別是那些固執地到過為訪問者所罕至的中國內地的人們,無不為中國勞苦大眾低劣的生活水準所震驚。尤其使他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人在這種條件下居然頗感快樂和滿足。即使像陝西那樣鬧著饑荒的省份,這種自足精神也十分普遍,只在極端情況下才有例外。即使現在這樣,陝西的一些農民仍然可能笑得出來。

  外國人眼裡所謂中國人的苦難,其中不少無疑出於他們用扭曲了的歐洲標準來衡量中國所產生的誤解,這種標準認為沒有暖氣燒得過熱的房間、沒有收音機,一個人就無法幸福地生活。如果這種標準正確,那末1850年前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麼幸福的人存在,而在美國生活幸福的人也就應該比「舒適的」巴伐利亞為多。在巴伐利亞,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折疊、能夠旋轉的理髮椅,更沒有什麼開關按鈕之類的東西,中國農村的開關按鈕就更少了。在先進的上海,還有可以稱為真正的「椅子」的老式理髮椅,這也仍可見于倫敦的國王大街和巴黎的蒙馬特區。就我而言,則更傾向於認為坐在真正椅子上和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沙發)的人更為幸福。那種根據一個人每天撳多少機器按鈕來衡量文明程度的標準肯定是虛偽的。因此,中國人許多所謂自滿自足的神話都是西方人臆想的結果。

  然而事實上在相同條件下,中國人比西方人也許更容易滿足,不管哪個階層。無論是知識階層還是勞苦大眾,都有這種快樂知足的精神,這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滲透的潔果。這種精神可見於歡快饒舌的北京黃包車夫身上,他們一路上總是談笑風生地逗樂,很想讓同伴遇到什麼難題,自己也好開開心;這種精神也可見於那些氣喘吁吁、汗流俠背地用山轎把你抬上牯嶺山頂的苦力身上;這種精神還可見於四川那些拉船逆急流而上的縴夫身上,他們每天所能掙到的錢,除了吃兩頓簡單卻還滿意的飯菜之外便所剩無幾。根據中國人知足的理論,無憂無慮地吃一頓簡單而滿意的飯菜已是莫大榮幸。正如一位中國學者所云:「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知足與「和藹」、「和氣」等詞語相類似,新年都被寫上紅紙,貼上大門。知足是勸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盡」這種人類智慧的一部分,類似明代某位學者所謂「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傳:知足不辱。另一個說法是「知足者常樂」。在文學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對鄉村生活和樂天派的讚美,在所有的詩歌和私人書信中都能找到這種情緒。我隨意翻閱了一些明代學者的書信集,看到陸深寫給友人的信,其中寫道: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舫,載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制隱居寇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這種情緒,被現代中國文人們吸收進自己的思想與感情之後,使他們即使在陋舍之中也能找到幸福。

  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因為諸神明顯地對此感到嫉妒,於是「幸福」就成了生活當中最捉摸不定的問題。然而在文化與進步的領域內,幸福仍是人類智慧首先應該關心和解決的問題。中國人出於自己對生活的一般常識,竭力尋求這種幸福,他們像功利主義那樣,對幸福總比進步更感興趣。

  羅素夫人曾經明智地指出,「謀求幸福的權利」過去是並且現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懷,並置於興趣之外的權利,他們總是專注於那些次一等的權利,比如選舉、通過皇家費用預算、宣戰和彼捕後接受審判的權利。中國人從沒想到過被捕後接受審判是一種權利,但他們卻總是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謀求幸福的權利,無論是貧窮還是失寵都無法把這個權利從他們手中奪走。西方人尋求幸福的態度是積極的,中國人的態度卻像大儒主義那樣消極,幸福最終總被降低到個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事實上,我們並不瞭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麼。因此,第歐根尼的故事儘管總是引起人們哄堂大笑,卻也著實使人們感到某種嫉妒。比如他宣稱自己是幸福的人,因為他不想要任何東西;他看到一個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現代的人們總是不斷地為許多問題所困擾,其中大部分與他們的個人生活大有關聯。他們一方面深深地嫉妒第歐根尼的苦行主義,另一方面卻又捨不得錯過一場精采的戲文或電影。這就是所謂「坐臥不安」的現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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