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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人 新血統的混入


  然而,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並不僅僅是靠了粗糙神經的力量與忍受苦難的決心。事實上,他們生存了下來是因為他們同化了蒙古族,產生了一種系統發育的生理移植,因為有一種新血統的混入,必有一次文化的繁榮。簡單描述了中國人的心理素質與身體條件之後,我們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擺脫長時期文明生活的不良影響,反倒發展了一些其他特點,從而使自己在更為好戰的外來種族面前束手就擒。中國人的生活似乎總是在一個更緩慢、更平靜、更穩妥的水平上運行,不是像歐洲人那樣富於行動和冒險。於是就發展了一些心理與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極的性格與習慣。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北方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征服變得無法避免。在這些征服者手中,這個民族在政治上一次次被摧垮。問題是,在政治上被征服的情況下,民族為什麼還能保持完整;這個民族並沒有能阻止這些軍事上的災難,像基督教在都爾戰爭中阻止了穆斯林那樣,而是從這些災難中生存了下來,並吸取了新的血液以補充自己;她沒有喪失自己的民族個性與文化傳統,這個結果又是如何取得的?看來,國民生活有一個特定模式,沒有早期原始的活力並不意味著失去了種族的耐力與反抗能力。對這種民族耐力與反抗能力的解釋就是對中國何以能生存下來的解釋。

  ①都爾(Tours),法國中西部一個城市。

  新血統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中國人今天所具有的民族活力。從歷史上講,這種活力每隔八百年便出現一次。如此驚人的規則,使人不得不認為週期性的民族更新也許是必要的。是民族內部道德纖維的退化導致了這些週期性的大動盪,而不是外部原因。李四光博士在一篇題為《中國週期性的內部衝突戰》(載《中國科學與藝術雜誌》,1931年)的出色文章中,對這些衝突與戰爭提出了他的調查數據,揭示出中國和平與動亂的循環有一種很精確的週期性。他說,這種週期性遠遠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許的界限……也許可以說是太精確了,如果用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去判斷,則決然預測不到的。

  驚人的事實是,中國歷史可以很方便地劃分成每八百年為一單位的週期。每個週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軍事上卻很強大的王朝開始。它使中國在幾百年的內部紛爭之後重新團結起來。其後,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間有一次改朝換代,接著是一系列的戰亂。結果,首都即從北方遷往南方。然後,北方與南方脫離,南北形成對峙局面,敵對情緒強烈。這時,外來民族入侵,整個週期便告結束。歷史於是又開始重新循環。中國又一次統一在中國人手中,文化又開始繁榮起來。

  每一週期中所發生的事件,在時間與關聯上的相同性,顯示出一種不可恩議的、機械般的準確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舉了中國歷史上巨大的建築工程來說明這種準確性。這些工程都發生在每一週期的某一準確的階段,呈現出一種命中註定的規律性。具體說來,它們都開始于每次文化繁榮之初:第一週期,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建造豪華的宮殿,如阿房富,後者不久被付諸一炬,大火燒了整整3個月;第二週期,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也修建了不少宏偉宮殿,豪華奢侈,富麗堂皇;第三週期,重建長城,也即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城,新開了幾條運河,修了大壩,明朝的永樂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樂皇帝也因為《水樂大典》而聞名)

  這些循環週期包括:一、從秦朝至六朝和韃靼族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間約830年;二、從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9~1367年),其間約780年;三、現代週期,從明朝至今,週期還未結束。但是迄今為止已表明在過去的600年間,已經發生了許多與過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紀50年代的太平天國為界,明清兩朝500年的和平,現在似乎已經結束。太平天國運動標誌著本週期第一次大的內戰浪潮。我們現在正處在動亂與內部紛爭的頂峰。首都也已遵照傳統於1927年從北京遷至南京。

  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我們也注意到,南北分裂,外族征服北部中國,在過去風起雲湧的300年中,還沒有出現。(中國人與日本人混血,儘管很少見,然而卻已經產生了兩個很值得注意的中國人。一個是小星伽,很不錯的將軍,曾經發動過一次失敗的反抗滿洲人的運動;另一位是蘇曼殊,本世紀初一位很有造詣的詩人。)

  我們把這些圖表重新繪製出來,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本身的價值;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能夠在一頁紙的篇幅內,將2000多年的中國政治史做一個最簡單最完美的總結。這些曲線代表了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戰爭的頻率。

  李博士也提到了另外一個事實。在第一週期之前的週期也是呈現出同樣的模式。通常認為周朝始於公元前1122年,延續了共900多年。它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第一次繁榮,周朝建國之後450年內是比較和平的發展時期,也是擴充疆土的時候。然後,由於公元前770年中國西北部民族的壓力,京都版本找到,直發,各位(1)移往東部。從此,就是各個諸侯國之間連綿不斷的衝突與戰爭。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各個封建諸侯的控制。這就是孔子編年史所載的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以及後來的戰國時期(公元前402~前221年)。這時,楚國不斷擴展自己的領土,直至基本控制了當時文明中國的整個南部地區。之後,由精明強幹的秦始皇領導的,混入未開化民族血統與外國風俗習慣的一個宗族征服和統一了整個中國,這個週期隨著宣告結束。

  這些事實,均需從人種學、經濟學、氣候學的角度予以解釋。四五百年的和平時期會使人口逐漸膨脹,這似乎是個重要因素。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在歷史上都不曾有過五百年的和平發展時期,中國也沒有理由成為例外,不過,縱觀中國文學史,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個明確的解說。在南北分裂對峙期間,詩歌、文學中呈現了一種道德品行的墮落,正如我們前面引過的那幾首詩所表明的那樣。第一週期中的北方入侵時期,即六朝時期,從東晉至隋統一中國,這時,北部中國被未開化的部落所征服和佔領;第二週期中的北方入侵時間,從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這兩個時期都是相應的生活上變得嬌氣,文學風格上變得頹廢的時期。上述第一個時期突出的特點是主張工巧、綺靡、浮豔的四六駢體;第二個時期的特點是優柔感傷的詞曲。人們看到的不是詞句的貧乏,而是詞句的繁縟、精細與工巧。再沒有任何泥土氣息,而是頹廢、細膩的宮廷脂粉氣。人們對字的聲韻,像十九世紀以來的歐洲人一樣,產生了相當的興趣。在文學藝術批評與貴族生活習慣上也變得更為講究,更為文雅。

  正是在這些時期,繪畫和書法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貴族家庭興起,並將其藝術傳統一代代地傳了下去。在六朝時,中國文學批評第一次蓬勃發展起來。王羲之,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書法家,出生于一個大貴族家庭,就生活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軟弱與恥辱不知什麼原因恰與文藝上的精雕細刻相吻合:南部中國在這些時期是由那些連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穩卻能寫很精美的詩歌的人所統治著。這些既是皇帝又是詩人的統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後主和陳後主。他們都是極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卻又是溫柔的愛情詩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個有名的畫家。

  然而,也正是在這時期,種族的複生也萌芽了。因為北方征服者僅僅佔據著官位,下層人民仍然是漢族。北魏的統治者是鮮卑族,但他們不僅接受了漢族文化,並且允許他們的民族與漢族自由通婚。宋朝時的全國(滿族王朝)也大多為漢族。種族的構成正在起著變化。即使在文化上,這些時期也是外族影響滲入的時期,特別是在第一周期末的佛教印度雕塑,第二週期的蒙古戲曲與音樂。人種混合最明顯的影響也許是表現在現代北方人的語言和體格上。他們的語調有了變化,輕輔音也變為濁輔音,身高增加,並有一種快樂質樸的幽默感。正是這種與外來血統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漢族能夠長期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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