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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談話(2)


  紀元前第三世紀末葉,楚國李園以他的才貌雙全的妹妹獻給楚相春申君。這樁事就是當時社會生活很文明的一個榜樣。後來春申君又將這女子獻與楚王,以致楚國漸漸衰弱,被秦始皇所滅。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見春申君,徑得見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托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于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問汝:『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

  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于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馳人呼環,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

  ◇

  這就是當時受過教育的子女和閒適的文士的社會背景,因而使中國的散文也有了它第一次的重要發展。當時有善說辭、通文才、嫻於音樂的女子,使男女共處的社會中有著社交的、美術的和文學的動機交織之,點綴這社會的性質和氣象當然是貴族化的,因為,相國是常人很難以見到的貴官,但他在知道一個女子嫻于音樂擅長文才時,他便也渴於一見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文人和哲學家所度的閒適生活,而當時的一切著作,也不過是他們彼此之間談話的產物而已。

  只有在有閑的社會中,談話藝術方能產生,這是很顯明的。也只有從談話藝術中,優美通俗的文章方能產生,這是同樣顯明的。一般說起來,談話藝術和寫優美通俗文章的藝術在人類文明進步史中,產生的時間比較遲,因為人類的心靈必須先經過一種銳敏微妙技巧的發展,方能達此地步。而要發展這些,則又非生活有閑不可。我很明白現在從共產黨的觀點講起來,享受空閒,或屬￿可恨的有閑階級,即等於反革命。但我深信真正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其目的也在使人民應有享受空閒的可能,或空閒的享受應成為普遍的。所以,享受空閒不能算是罪惡。何況文化本身的進步,實是有賴於空閒的合理利用,而談話則不過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罷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飯就睡覺,齁聲如牛者,是絕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一個人的空閒,有時是環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我的。許多文學傑作都是在環境所迫的空閒中所完成。因此我們如遇到一個極有希望的文學天才,而看見他虛靡時間於社交或寫作流行的政治論文時,對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將他關進監獄去。因為我們須記得《周易》,一部討論人生變遷的哲學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羑裡時所寫成。而中國的歷史傑作《史記》一書,也是司馬遷被囚在獄中所寫成的。古代許多著名的作家大都為了宦途不達,屈在下僚,或是傷心國是,於是轉變生活而產生了他們的文學或藝術傑作。元朝何以產生這許多名畫家和詞曲家?清初何以能產生名畫家石濤和八大山人?即由於這個理由。激于恥為夷狄之民的愛國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於藝術和學問。石濤實是中國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對於這班心不臣服的藝術家有意埋沒,所以他的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還有很多應試不中名落孫山的人,也發憤而致力於創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滸傳》,和蒲留仙之著《聊齋》。

  《水滸傳》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談天之樂的絕妙文字:

  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為樂,以談為樂也。吾友談不及期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為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即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也。

  ◇

  《水滸傳》即在如此的環境和情感中產生的,而所以能產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閒。

  希臘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樣的空閒社會背景中產生的。希臘思想的清明,散文體裁的簡潔,顯系談閑天藝術所造成。柏拉圖以「會話」為其書名,即能證明此點。在《宴會》一篇中,我們看見一群希臘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鮮果和美少年的氣氛中歡笑談天。因為這種人已養成了談天的藝術,所以他們的思想能如此清朗,文體如此簡潔,和現代文學作家的誇大迂腐恰成一種對比。這種希臘人顯然已學會了用輕描淡寫的態度,去應付哲學問題。希臘哲學家動人的閒談氣象,好談天的欲望,對聆聽有趣味的談天的重視,和對談天的適當環境的選擇,都在《費德諾斯》一篇序文中,描寫得很分明。

  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一篇中,他並不像現代作家般用「人類文明從它的發展的各個連續梯階觀察起來,乃是一種從多種生殖變化為純一生殖之動力的運動」,或諸如此類令人難解的話頭開場,而只說:「昨天我和亞裡斯多的兒子格勞可到比裡阿斯去拜女神,同時想去看看他們將怎樣慶祝這個節日,因為這趟是第一次舉行。」早年中國哲學家的氣象,即思想最活潑最有力時代的氣象,也可以從希臘人的畫像中看得到,在這種畫像中幾個希臘人偶然齊集在一起,如《宴會》一篇中所描寫的,討論一個偉大的悲劇作家是否同時必也是一個偉大的喜劇作家?集會的氣氛中,交織著嚴肅輕快和善意的敏捷應對。旁人嘲弄蘇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無人地坐在那裡,欲飲即斟酒而飲,欲止即止。他口若懸河地談了一整夜,直談到除了阿裡斯托芬妮和靄迦松之外,其餘的聽者都已沉沉睡去。後來連那兩人也倦極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離開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個澡,於是即又精神煥發了。希臘的哲學即是在這種善意的談論之氣氛中所產生的。

  毫無疑義的,我們在高尚的談天時,須有幾個女子夾雜在座中,以使這談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輕倩性。談天如缺乏輕倩性和愉快性,即變為沉悶乏味,而哲學本身也就變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離了。不論在那一個國家,不論在那一個時代,凡是具有注意於瞭解生活藝術的文化者,同時都一致發展歡迎女子加入以為點綴的習尚。雅典在伯裡克利的時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紀法國沙龍時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國男女之間雖禁止交際,但是歷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們的談天一樣。在晉宋明三朝之中,當清談藝術最為流行的時候,都有許多才女如謝道蘊、朝雲、柳如是等參雜於中間。因為,中國人雖對於自己的老婆力主賢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則免不了極想和有才的女子為友。因此中國的文學史中,差不多隨時能發現才女名妓的蹤跡。男子談天之時,渴望女子加入以調劑精神,乃是一種普遍的願望。我曾遇到過幾位德國女子,她們能從下午五點鐘直談到晚間十一點鐘。我曾碰到過幾位英美女子,她們的熟習經濟學使我不勝驚異。因為這種學問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認無望的。無論如何,即使一時沒有能和我對於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做辯論的女子,但談天之時,如若座中雜坐幾位善於聽人談論、心地玲瓏的女子,實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興奮。我覺得座中對玲瓏的女子,實勝於和一個滿臉笨相的人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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