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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談話(1)


  「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位中國學者和他一個朋友談了一次話以後的一句讚語。這句話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話」現在已成為一種口頭語,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談話,不論是已過的或期望的。中國有兩三種著作,其書名即「一夕談」或「山中一夕談」。書的性質和英文的「週末閒談」相似。這種和朋友的一夕快談,是人生難得遇到的。因為正如李笠翁所說,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談,而善談者則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發現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時又是善談者,則其愉快自不亞于一位天文家的發現一顆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學家的發現一種新植物了。

  現在有許多人都以為圍爐聚談或坐桶聚談的談話藝術,已因今日事業生活的動率而喪失掉。我以為動率對於這事確也有些關係。不過談話藝術的毀滅,實開端於家庭改為沒有火爐的公寓,而由汽車的影響完成這樁毀滅工作。這動率是完全不合的,因為談天這樁事只在一群富有閒適精神的人當中,寫寫意意,心平氣和,幽默自然的時候方能辦得到。因為「說話」和「談天」之間顯然有個分別,這兩個中國名詞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談話的時候所說的話,天南地北,較為瑣屑,態度較為閒適,而沒有辦公事時那種像煞有介事的情形。公事件和朋友之間通問信也有著相類的區別。我們可以和任何人說話或談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談的。所以我們如若得到一個能真正談天的朋友,則其愉快實不下於讀一本名著,再加上親耳聽見他的語音,親眼看到他的動作的樂趣。這種快樂的談天,我們有時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當年的談話中,有時則在夜晚間火車的吸煙室中,或旅行時的旅舍中。所談的話,狐鬼、神怪、獨裁、賣國,無所不及,談言微中,料及未來,也是常事。這種談天,過後可以使我們長在心頭,一世不忘。

  當然夜間是最宜於談天的時候。因為白天的談天總好似缺乏夜間那種魔力。至於談天的地點,我以為毫無關係。在十八世紀式的「沙龍」(即書室)中,可以談關於文學或哲學的閑天,但在農家木桶的旁邊也何嘗不可以談。或在風雨之夕的航船中,對河船上的燈光微映水波,而臥聽船夫閒談當地的一個女子怎樣被選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這類談天之所以悅人者,實在於所得的樂趣因地點時間和談者而各不相同。我們所以能牢記不忘,有時因為談天的時候是正在桂子飄香、秋月懸空的佳景下;有時因為是正在風雨之夕,一爐柴火之前;有時因為是正坐在一個高亭之上,遠眺河中船隻往來,而當中有一隻船忽因潮流過激而側翻的時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車站候車室中的時候。這種眼前即景常和所談的天聯繫一起,因而使我們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內的話,談者或是兩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陳微醉,老秦有些傷風鼻塞,都可以使這夕的談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圓,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們做這類簡單的樂趣,我想不至於為造物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談天等於一篇好的通俗文章。兩者之間的體裁和數據都相彷佛。如狐狸精、蒼蠅、英國人的古怪脾氣、東西方文化的異點、塞納-馬恩省河旁的書攤、成衣鋪中的色迷學徒、各國元首政治家和軍人的軼事、儲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極好極相宜的談天數據。它之所以類似文章,即在體裁的通俗。所談的題目盡可以嚴肅重大,如本國情形的慘苦混亂,或瘋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沒落,剝奪人民的自由,人類的尊嚴,甚至剝奪人類快樂的終點,或關涉真理和公平的大問題等等,均無不可。不過意見的發表總是出之以一種偶然的、閒適的和親切的態度。因為在文明的當中,不論我們對強奪我們的自由者怎樣的惱恨,我們至多只許用我們的舌頭和筆尖,以輕描淡寫的字句來表示我們的感想。至於充分發揮真情感的激烈言論,自只可以在少數幾個知己朋友之間,私下發洩一下子。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談天,其必要條件是一間關上門的屋子,幾個知己的朋友,旁邊沒有我們所不願意看見的人,那時,我們方能悠閒地發表我們的意見。

  這種真正的談天之有異於政治上的交換意見,其對比情形正如一篇優美通俗的文章之有異于政治家的宣言。這類政治家的宣言中雖表顯著較為高尚的情感,例如:對於民主制度的意見,服務的願望,窮人的福利問題,精忠報國,崇高的理想主義,酷愛和平,保證維持國交,絕不貪圖權位金錢或名譽等等動人聽聞的說話,但其中終免不了帶著些令人遠而避之的氣息,正如我們畏避一個打扮過分、胭脂粉搽得太濃的妖嬈女人一般。反之,我們在聽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談天,或讀到一篇優美的通俗文章時,我們便如面對著一個在河邊洗滌衣服的姣豔少女,穿著極淡雅的布衣服,頭髮或者有一綹拖在前面,身上的鈕子或者有一粒未曾鈕上,其天真爛漫的姿態自然令人見而生愛。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著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動人姿態。凡屬有趣的談天和優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這種天然的動人之處。

  所以談天的適當方式應是親密的,毫無顧忌的,在座的人談到出神時,都已忘卻身處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談言吐語,一舉一動都是任性為之。而所談的,也是忽而東忽而西,想著便談,並無一定的題目。我們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傾吐肺腑時,方能真正的談天。而談時各人也是任性坐臥,毫無拘束,一個將兩腳高高的擱在桌上,一個坐在窗檻上,一個坐在地板上,將睡椅上的墊子搬下來當褥子用。因為我們必須在手足都安放在極舒服的地位,全部身體感受舒適時,我們的心地方能安閒舒適,此即前人所謂:

  眼前一笑皆知己,
  座上全無礙目人。

  ◇

  這些都是真正談天的必要條件。我們談時不擇題目,想到便談,天南地北,越去越遠,既無秩序,也無定法,隨意所之,所以談到興盡之時,也就歡然而散。

  這就是談天和空閒的聯繫關係,也就是談天和散文之勃興的聯繫關係。因為我相信一個國家的真正優美散文,是必須在談天一道已經發展到成為一項藝術的地步方能產生。這個情形在中國和希臘散文的發展中最為顯明。我以為孔子之後的數百年中,思想的活動,因而產生所謂「九家」的學說,其起源即因於當時有一群學者,平生惟以說話為事,所以即發展了一種文化的背景。這種發展,除此之外,實說不出其他的理由。當時列國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時。每人的家中都聚著食客數千人,例如:齊國的孟嘗君,他家中養著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數既如此眾多,則當時的你談我說、議論紛紛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這類人的說話,在傳於後世的《列子》、《淮南子》、《戰國策》和《呂氏春秋》諸書中,可以得其大概。《呂氏春秋》據說實是他的門下所著,而不過用他的名義(這和英國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時代的作家著了書,用贊助他的人之名義發表的情形相似)。這部書中已經發展了一種善處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處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還有一群長於說辭的縱橫家,列國君主常利用他們到鄰國去下說辭,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勸說退兵解圍,或去說合聯盟。而他們也大都能成功而返。這群縱橫家或學者,都是長於口才,善於譬喻。他們的言論很多記載于《戰國策》中,從這種自由而智巧的言論中即產生了幾位大哲學家,如:以「為我主義」著名的楊朱,以「現實主義」著名的韓非子(他和馬基維利相似但較為溫和),和以敏捷辯論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這些都可以證實我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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