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敘 6.哈佛大學_林語堂

6.哈佛大學(1)

　　我一向認為大學應當像一個叢林，猴子應當在裡頭自由活動，在各種樹上隨便找各種堅果，由枝幹間自由擺動跳躍。憑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種堅果好吃，哪些堅果能夠吃。我當時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樣的果子的盛宴。對我而言，衛德諾圖書館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衛德諾圖書館。

　　我的房東太太告訴我衛德諾圖書館的書，若是一本書頂一本書那麼排起來，可以排好多英里長。我住在赭山街五十一號，正在衛德諾圖書館後面。只要不上課，我就到圖書館去。當時我很窮，竟沒錢買票去看哈佛對耶魯的足球賽，兩校誰勝誰敗，自然不得而知。

　　由於在北京清華學校教書，我獲得了一個「半額獎學金」，每月美金四十元。清華是中美庚款辦的學校，把畢業生都送往美國留學。那些留學生除去由清華供給學費外，每月另有八十美元津貼。但是，不管怎麼樣計算，我也不應當到美國留學。可是當時我年輕，年輕就是勇氣。那時戰後一塊中國墨西哥銀洋比美元略高一些。我太太出嫁時，家裡給了她一千銀元做嫁妝。因為有這筆存款，我們才踏上出洋的旅途。總之，我們總算維持了四年，其間包括法國和德國那兩段日子。當然，由於北京大學胡適之先生和我有個約定，我一直和他保持聯繫。我對新文化運動是堅定支持的。我利用和胡先生的約定，我曾兩次打電報給胡先生，每次請寄給我一千元。其實胡先生寄給我的是他自己的錢，不是北京大學的公款。等我回國之後，這個秘密才發現。因為我去見校長蔣夢麟，為兩千元的事向他道謝。蔣校長感到意外，問我：「哪兩千塊錢？」後來他說：「那是胡適之私人的錢。」於是我才明白胡適之先生對我的友情，在年底之前，我就把錢還給了胡先生。我現在正式記下這件事，用以顯示胡先生這個人的慷慨和氣度。這件事從沒有公開向外人說過。

　　和上面可做顯明的對比是，我必須要提一下兒留美學生監督施秉元。我在哈佛讀完了一年，各科成績都是A。這時使我感到詫異的一件事是，我的半額獎學金忽然被取消了，在關方面也並沒提出理由。這位施秉元等於砍了我的頭。等後來我聽見他死亡的消息之時，我聞人死而感到歡喜雀躍，未有如此次之甚者，後來才知道他是自殺身死的。他原是清華學校的校醫，由於他叔父是駐美大使施肇基這項人事關係，他才弄到這個多人覬覦的差事。他大概是做股票投機生意失敗而自己上吊吊死的。他若不把我的獎學金取消，我就不致因為一般的貨幣貶值被迫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後來又到德國去。我有三次連續獲得《中國學生月刊》的第一獎；後來，我是自動退出，把二十五美元的獎金讓給別人，我就這樣兒成了一個窮學生。

　　在哈佛，我進的是比較文學研究所。當時我的教授是Bliss Perry，Irving Babbitt（白璧德），Von Jagermaan（他教我「歌德研究」），Kittredge（教莎士比亞），還有另外一位教授意大利文。Bliss Perry教授最孚眾望，學生人人喜歡他。他有幾個漂亮女兒。我寫了一篇文字，題目是《批評論文中語彙的改變》。他給這篇文章的評語很好，說這篇可寫成碩士論文，因為我不久被迫離開哈佛，終於沒寫那篇論文。

　　白璧德教授在文學批評方面引起了軒然大波。他主張保持一個文學批評的水準，和J．E．Springarn派的主張正好相反。白璧德是哈佛大學裡唯一持有碩士學位的教授。因為他學識淵博，他常從法國的文學批評家聖柏孚的Port royal和十八世紀法國作家著作中讀給學生，還從現代法國批評家的Brunetière著作中引證文句。他用「盧梭與浪漫主義」這一門課，探討一切標準之消失，把這種消失歸諸于盧梭的影響。這門課論到德·斯達勒夫人（Madam de Stael）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如Tieck，Novalis等人。

　　白璧德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影響，是夠深的。婁光來和吳宓把他的學說傳到中國。吳宓，看來像個和尚，但其風流韻事則可以寫成一部傳奇。吳婁二人的中文都很好，對文學的觀點都是正統的，因此與當時正風行的白話多少有點兒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我在班上坐一條長凳子。我被迫去借Port Royal瀏覽一下兒。我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標準說，有一次，我毅然決然為Spingarn辯護，最後，對於一切批評都是「表現」的原由方面，我完全與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看法相吻合。所有別的解釋都太淺薄。我也反對中國的文體觀念。因為這會把好作品都打落在一連串文章句法嚴格的「法規」之中，不論是「傳」，是「頌」，或是「記」，或者甚至於一個長篇小說。殊不知蘇東坡寫作時，他別無想法，只是隨意寫來，如行雲流水，「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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