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敘 4.聖約翰大學_林語堂

4.聖約翰大學(1)

　　我很幸運能進聖約翰大學，那時聖約翰大學是公認學英文最好的地方。由於我刻苦用功，在聖大一年半的預備學校，我總算差不多把英文學通了，所以在大學一年級時，我被選為ECHO的編輯人而進入了這個刊物的編輯部。我學英文的秘訣就在鑽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這本英文字典，並不是把一個英文字的定義一連串排列出來，而是把一個字在一個句子裡的各種用法舉出來，所以表示意思的並不是那定義，而是那片語，而且與此字的同義字比較起來，表現得生動而精確；不但此也，而且把一個字獨特的味道和本質也顯示無遺了。一個英文字，或是一個英文片語的用法，我不弄清楚，決不放過去。這樣precarious永遠不會和dangerous相混亂。我對這個字心中就形成一個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覺，而且永不易忘記。這本字典最大的好處，是裡面含有英國語文的精髓。我就從這本字典裡學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語。而且這本字典也不過占兩雙襪子的地方，不論我到何處去旅行，都隨身攜帶。

　　當時學習英文的熱情，持久不衰，對英文之熱衷，如鵝鴨之趨水，對中文之研讀，竟全部停止，中國之毛筆亦竟棄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來水筆。此時以前，我已開始讀袁了凡之《綱鑒易知錄》。此時對中文之荒廢，在我以後對中國風俗，神話，宗教做進一步之鑽研時，卻有一意外之影響，詳情當于次章論及。在聖約翰大學，學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無妨害，可照常畢業。

　　當時有一位中國教師，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課。將近一百頁的民法，他繼續不斷的讀，然後解釋，這樣一點鐘上大約十行，這樣一本如此薄薄的書，就可以拖長講上一學期，每點鐘講完那十行，便如坐禪沉思，向我們學生凝神注視，我們也同樣向那位老先生望著。因為學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將頭腦鎮定靜止，我們大都乘機帶進別的書去偷看，藉以消磨時間。我分明記得當時暗中看達爾文，赫克爾（Haeckel）的著作，還有張伯倫（William Howard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紀之基礎》（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 Century），這本歷史對教歷史的教授的影響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訴我們可以坐汽車到美國，他於是成了學生們的笑柄。在民國十九年之後，聖約翰改成中國式的大學，裡面的情形也就與前大不相同了。

　　誠然，聖約翰大學能舉出優秀的畢業生如顧維鈞，施肇基，顏惠慶等，他們都曾任駐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論，聖約翰這個大學似乎是為上海培養造就洋行買辦的。

　　一直等我進了哈佛大學，我才體會到在大學時代我所損失的是什麼。聖約翰大學的圖書館有五千本書，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我對這整個的圖書館，態度很認真，很細心，其中藏書的性質，我也知道，我在這方面是頗為人所稱譽的。來到中國做傳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頓·麥克奈（Barton McNair）教授，還有一位瑞邁爾（Remer），學識都很好；還有一位美國布魯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為對聖約翰大學極具熱心，自動義務來教書。

　　校長卜舫濟博士（F．L．Hawks Pott），娶了一位中國的淑女為妻。他治事極具條理，據說他固定將一本長篇小說每週讀一章，一年讀畢。在他的圖書室裡，我看見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後來為Elmira學院的院長。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大會後每日早晨在校園的步行一周。在大會與全體禱告之後，帶著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監陪同，他各處去察看，要在回到辦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兒哪些事要做。我相信，倫敦伊通學校校長安諾德博士對學校的理想，是認為學校是訓練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學校的理想一樣，安諾德博士他自己總是和學生一同做早晨的齋戒。現在中國好多有地位的領導人物是天津南開大學的畢業生。

　　我在聖約翰大學將近二年級時，學校又增加了一塊私產，與原校產相接，有喬木，有草坪，極為美麗。我就在此美麗的環境中度過愉快的時光。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我什麼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校隊，是學校划船隊的隊長。我從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學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彎球和下墜球。最出色的是，我創造了學校一英里賽跑的紀錄，參加了遠東運動會，只是離獲勝還遠得很。學校當局認為這種經驗對我很有益處。我記得家父當時在上海，到運動場去看我，很不贊成我參加比賽，認為這與智能的比賽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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