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遇刺前後的廣州政局|羅亦農

廖仲愷遇刺前後的廣州政局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廖仲愷[1]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健將，中山先生死後，中國國民黨中，真能繼續中山先生的遺志，實際上領導革命群眾實行革命的首領。

　　廖仲愷遇刺，不是簡單的個人問題，其意義，也不只於死了一個尋常的偉人先生，因為他之死，足以表示中國此期革命運動的性質，至少也使中國南方革命運動發展史上劃分一個階段。

　　他之死，不但是國民黨的巨大損失；〖也〗是中國被壓迫民眾的損失。

　　他為什麼死？為中國民族謀解放而死。死在什麼人的手裡？死在國民黨中的右派——國民黨中之反動軍閥、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裡。

　　為什麼呢？須將廖仲愷遇刺之前的廣州政局說一說。

　　嚴格說起來，本來廣州革命政府的基礎，並不純粹建築在真正的革命群眾身上，還有各種反動軍閥臨時湊合的勢力，依賴著革命政府而生存。這樣的一個革命政府，地勢上又因為與控制中國南部經濟的香港政府發生直接的利益衝突，所以時常在英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軍閥的恐嚇之下。當中山在時，尚且免不了被英國帝國主義者所扶植的商團事變[2]，中山死後不久就發生劉、楊戰爭[3]。這許多事實，本來都有右派從中鼓動，大顯了一番神通，但是此地我們要說明的是：廣州革命政府的基礎不穩。

　　劉、楊剿滅後，廣州革命政府，依歷史的眼光，到了一新時期。因為剿滅了兩個侵奪地盤、擅任官吏、霸佔機關、私收賦稅、私定苛捐雜稅、開設雜賭、包辦煙土，……使廣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所作為的強有力的軍閥，使香港政府一時失了在廣州內部的武裝工具，使國民黨的右派先生們一時斂跡。此時，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假若真能團結，有革命的決心，實在可以大有作為。在實際上，劉、楊剿滅後建立了國民政府，改組了廣東省政府，實行軍財兩政的統一，禁煙禁賭，確實也有很重大的歷史意義，〖為〗自有國民黨以來惟一盛舉。但是這種利於民眾的政策，與反動軍閥的利益是相衝突的，必須以嚴厲的手段處置或解散與劉、楊類似的反動軍隊，才能實行；而事實上國民政府一時不能下這樣決心，所以自從實行軍財兩政統一、禁煙禁賭以來，到處發生障礙。在粵軍中誠心悅意改組者只有李濟深和許濟[4]，其他如梁鴻楷、李福林、林樹巍、莫雄、鄭潤琦、楊坤如、羅翼群等[5]，不僅不願改組，且公然表示反對，佔據財政機關，包煙包賭，干涉民政，毫無顧忌。在李濟深一師確實有改組之可能，但因與其一部分部下不甚和睦，為改組事，時生齟齬，有妨礙工作進行。許濟總算聽話，但他的軍隊根基太壞，軍官多不甚可靠，如不加以淘汰，前途希望仍甚少。這樣看來，粵軍大部分有五分之四，立於反革命地位以與革命政府相抗，其餘之五分之一又多不甚可靠。在這樣軍隊改組的重要時期裡，所謂革命政府所在地的「主軍」如此，此時國民政府所處的地位即可想見。至於譚延闓[6]的湘軍，因為回湘的欲望，軍餉不足，只有向左的傾向，朱培德[7]之滇軍與湘軍抱同一態度。蔣介石的黨軍本由簇新的制度組織，無容改組。其餘還有一些小軍隊如程潛之攻鄂軍，何成浚之鄂軍，陳青雲之豫軍，李明揚、周貫虹之贛軍等[8]，全因覓食之難，餉源之缺，都希望早日改組成功，他們好有一個著落。綜合這許多願意改組的軍隊，固然不能說他們沒有改組的誠意，但將整個的贊成改組與反對改組的兩大傾向中看，還是不革命的右派占實際優勢。

　　贊成軍財兩政統一、禁煙禁賭、改組軍隊者，以廖仲愷為最力。廖仲愷深知革命政府建築在各個反動的軍閥上面，假若不趁劉、楊剿滅後國民黨所處的歷史上的最好時期，不根本改組革命政府下所統率的軍隊，則革命政府的前途沒有希望；假若不禁煙禁賭，得到民眾的同情，革命政府實在危險；因此他以財政總長、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政治委員會的委員等資格，雷厲風行的執行，因此大招右派的反革命軍閥之忌，這就是廖仲愷被他們狙擊的第一個原因。

　　右派的反動軍閥自私自利甘心作反革命與劉鎮〔震〕寰、楊希閔無二，所以凡國民政府的政策，不利於他們個人的行動，他們務必反對，尤其是農民運動的崛起，在在與他們割據地盤、獨霸一方的利益相衝突，因此凡屬反革命的右派軍隊無不摧殘農會，妨礙農民運動向前發展，這不僅鄭潤琦的第三師最近在廣甯慘殺農民可以為例，花縣、東莞、香山[9]等處的事變，亦莫不如是。工人運動，表面上與他們關係較少，但最近省港罷工工人的偉大力量，足以使他們駭倒。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實行禁止糧食貨品出口，與香港斷絕營業關係，處處與割據式的反動軍閥以實際上利害之打擊，這些政策，這些運動，在他們看來，都以為屬共產派。總而言之，凡是與他們利害相衝突的政策，他們通以為過激。於是首當其衝為他們所屬〔矚〕目的，便是廖仲愷。因為廖仲愷的行動和思想在國民黨之領袖中，平心靜氣說實是一個左派，但是我們知道，他並不是共產黨員。廖於革命政府改組後，主持工農運動外，又加上改組軍隊、統一軍財兩政的新責任。這個實際上名義上與反革命的右派軍閥的利害衝突，非常的顯明。此外，他們更記得推倒劉、楊的時候，廖仲愷主謀之力居多。廖仲愷未死之前三四禮拜，所傳黨軍解散不法軍隊的流言，他們更信廖仲愷又是主動之一。何況黨軍勇往直前的氣概和不怕死的戰鬥力，更為他們所忌。在他們看來，處此情狀，非狙擊廖仲愷不可。要消滅黨軍，又非狙擊蔣介石不可。此外，許崇智[10]、汪精衛也是要被他們狙擊的主要分子。許之所以被狙擊，因為他在政府中曾主張軍隊改組，予他手下五分之四的軍隊以不利，又加上積怨，不〔就〕成為他們所要攻擊的人物，甚至謂他庇護黨軍，摧殘同類，實際上許氏與蔣介石之關係，正不必如戴季陶[11]所說，須本報記者加以挑撥，他們可以自成水火，不過粵軍中人因為利害的衝突，終承認為改組軍隊，黃浦〔埔〕党軍是主謀，許氏投降黃浦〔埔〕。汪精衛所以要被狙擊，因為他是改組政府後的一個中心人物，他對禁煙禁賭特別主張不遺餘力，這當然要遭右派軍閥之忌。於是右派軍閥暗殺陰謀發生，汪、許、蔣、廖都在擬殺之列，已被狙擊者就是廖仲愷。在此地我們可以說右派反革命的軍閥大聯合，是廖仲愷死的第二個原因。

　　有了右派軍閥的大聯合，自然而然會聯到右派失意的官僚、無聊的政客和賣國的買辦，因為軍閥與反革命的官僚、政客、買辦總是一致的。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許多右派的官僚、政客，得不到做官的欲望，並且還有許多被裁撤，如胡毅生、林直勉等[12]都是賦閑，且胡毅生失了胡漢民[13]執政時賣官鬻爵的大買賣，那有不惹動他們的無名火積極的鼓吹煽動起來！因此胡毅生等就在李福林等的軍隊裡煽動，有許多靠革命吃飯的就在海外華僑宣傳，說政府主張共產；買辦商人周殿邦得了香港政府的大批金錢，在沙基設立了一個大的俱樂部，供給胡毅生、魏邦平[14]、林樹巍等的揮霍，一方面又以金錢接濟趙士覲[15]、胡毅生、林直勉創辦反對革命派以反共產為口號的《國民新聞》，專門與政府為難。在這樣的右派、官僚、政客和買辦的活動情狀之下，加上右派革命軍人的大聯合，自然要使廣州的政治弄糟，處處與革命政府為難，廣州的政局要急變，自然免不了的了。這種現象，還在八月初就看得非常之顯明，而廣州的革命群眾在此時又有再不能忍受反動軍閥的壓迫和反革命的官僚、買辦的造謠的表現。所以有八月十一日之廣州大示威運動，要求政府解散不良的軍隊，肅清一切反動的力量，當時政府諸領袖有相當的決心，當然尤其是廖仲愷，這是廖仲愷死的第三個原因。

　　中國的軍閥、官僚、政客、買辦都沒有獨立的力量，更加沒有政治的知識，他們所以在社會上擾亂，做出許多滔天大禍出來，都有帝國主義者在後面發縱指使。廖仲愷之被狙擊，最近廣州之政局嚴重，英國帝國主義者——香港政府實負勾結主使之責。劉、楊打倒後，英國帝國主義者在廣州一時失掉了強有力的武裝工具，不幸又發生五卅慘案後之全國大反帝國主義運動，香港政府非常之恐懼香港的中國工人罷工，多方破壞。結果，香港的中國工人為愛國的熱情所衝動，為香港政府積年無情的壓迫所驅使，差不多都返廣州大罷工了。此時香港幾成一荒島，香港政府第一次遇著了唯一的致命傷、空前未有的大對頭——大罷工，因此香港政府想盡方法，以期消滅罷工。當罷工第三禮拜的時候，駐沙面的英國代理袖〔領〕事曾囑日本領事探聽罷工的目的和解決的條件，有要求解決罷工的表示。到後來知道國民政府之下的一部分反革命的軍閥和官僚、政客有搗亂的醞釀，因此積極的勾結他們，以期國民政府內部瓦解，達到解決罷工；同時又拼命供給洪兆麟、鄧本殷等[16]的槍械子彈，以期從東路、南路撲滅國民政府。

　　此外又在香港各處製造要求英國政府以武力干涉廣州的空氣，並發出大批的金錢宣傳國民政府將實行共產，驅逐他們所謂廣州及廣東之布爾紮〔什〕維克。香港政府的計劃可謂精細周到，這也是他迫不得已的情形，因為現在香港與廣州的問題是你死我活的問題：國民政府勝利，則香港的勢力不能肆無忌憚的伸張至廣州；香港政府勝利，則國民政府將被消滅，且使全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受一很大的打擊。這種意義，國民政府的首領如汪精衛、廖仲愷等當然非常之明白，所以積極的幫助省港罷工。省港罷工，在劉、楊被打倒之後實成為廣州政治的中心問題，反帝國主義的力量與帝國主義者的力量都在此問題上勾心鬥角。但因為這個問題，又加上上面所說的許多情形，廖仲愷於是就不免一死了。這是廖仲愷死的第四個原因。

　　在上面所說的許多情形看來，我們可以得三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廖仲愷是被國民黨右派、反革命軍閥、官僚、政客和帝國主義者、香港政府刺死的。廖仲愷不因簡單的個人而死，而為中國國民革命而死，死在帝國主義者、反動的軍閥、無聊的政客、賣國的買辦互相勾結，想積極消滅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緊急時期，有很重大的歷史意義。

　　第二個結論是：現在廣州的問題並不是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而是革命與不革命的問題。所謂反共產這個口號，在反動的軍閥、無聊的政客、賣國的買辦一方面說，是他們想割據地盤，傳達做官的欲望和保障發展買辦階級的力量的假面具；在帝國主義者一方面說，是香港政府想維持和發展他在南方的勢力，消滅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利用中國人從中世紀所遺留下的宗法社會的軟弱心理的大陰謀。

　　第三個結論是：國民黨的右派總是反革命的，右派不根本痛快的肅清，國民黨不能負引導中國國民革命的群眾實行國民革命的任務。

　　現在再看廖仲愷死後之廣州的政治情形。

　　廖仲愷死後，當日國民黨政治委員會開會時即組織一特別委員會，指定汪精神〔衛〕、許崇智、蔣介石為委員，負責辦理廖案時之一切政治的和軍事的最高責任。此外，還組織一十七人組織的特別法庭，這當然是革命的組織，應有必有〔要〕的。要犯除朱卓文[17]、胡毅生、魏邦平、林樹巍、趙士覲外，餘都被拘留。參加此次暗殺的軍隊如楊錦隆〔龍〕、梁士鋒、林樹巍等[18]都已被解散，其他如梁鴻楷等的軍隊正在解散中，這當然是革命的行動。但是有意的無意的、自覺的不自覺的，參加此次暗殺的人實在太多，假若國民政府負責辦理廖案的人沒有決心，不將他們最後的根本肅清，國民政府的前途還免不了危險，因為他們隨時都可以湊合，弄成更兇險的事變。廖仲愷之死固然是國民黨的巨大損失，但是國民黨諸領袖假若乘此機會有肅清反革命的決心，未始不能使國民黨開一新局面。即站在私人的感情一方面說，廖仲愷與國民黨諸領袖共同奮鬥幾十年，不為他復仇，也無以慰他「在天之靈」！至於廖死後之各方面態度，右派當然非常的快意，胡漢民的態度當然最癘促不安，因為有他的堂弟胡毅生參加主謀。據報載，他現在並軟禁在長洲要塞司令部，有參加暗殺的嫌疑，這當然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最憤慨的當然要算汪精衛、蔣介石及工農群眾。許崇智自然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因為這次右派的聯合實在太顯露了。至於大商人，普通是不高興廖仲愷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政府現在是否危險？可以肯定的答覆：國民政府是不危險的，因為有大多數的工農群眾和比右派反革命軍隊數量較多的革命軍隊幫助國另〔民〕政府，香港政府的陰謀此次無從實現。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應付這歷史上的重要時期。

　　廖仲愷先生已經死了！國民黨革命的諸領袖們！你們不要錯過這歷史上的重要時期，很堅決的最後的肅清一切反動的力量，使國民政府建築在真正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的軍隊上面！錯過這歷史時期，廣州就要發生第二次更兇險的事變！

　　國民黨諸黨員們！你們要更積極的前進，鐵桶一般似的團結在革命旗幟之下，繼續完成廖仲愷先生未竟之志！

　　廣東的工農及全國的革命群眾們！廖仲愷先生為國民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的力量而死，你們應當更加憤慨，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維持國民政府！

　　[1]廖仲愷，見本書第69頁注19。

　　[2]商團事變，見本書第23頁注24。

　　[3]劉楊戰爭，指一九二五年六月廣州革命政府平定駐廣州的滇、桂軍總司令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戰爭。

　　[4]李濟深，見本書第68頁注15。

　　許濟，當時任建國粵軍第四師師長。

　　[5]梁鴻楷，曾任鄧鏗所部粵軍第一師參謀長，鄧死後，繼為師長。當時任建國粵軍第一軍軍長，後因涉嫌廖案被捕。

　　李福林，見本書第68頁注14。

　　林樹巍，原為桂軍第五師師長。劉震寰失敗後，改組為建國第一師師長，後因涉嫌廖案所部被收編。

　　莫雄，當時任建國粵軍第二師第二旅旅長。廖案發生後，一九二五年九月，收編了林樹巍部，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師師長。不久，許崇智被蔣介石排擠，莫在所部被繳械後出逃香港。

　　鄭潤琦，當時任建國粵軍第三師師長。九月，所部和莫雄部同時被蔣介石繳械後遣散。

　　楊坤如，原為陳炯明部第一路司令、第六軍軍長，踞廣東惠州。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一次東征後，向滇軍第三軍軍長胡思舜部投降，所部被改編為滇軍八、九兩師。六月，為許崇智收編，任建國粵軍第二軍軍長、惠州督辦，仍踞惠州。十月六日，通電稱奉陳炯明令，就粵軍第六軍軍長。同月十四日，所部為東征軍消滅。

　　羅翼群，時任建國潮梅軍軍長、東江剿匪督辦。

　　[6]譚延闓，朱培德，見本書第68頁注13。

　　[7]譚延闓，朱培德，見本書第68頁注13。

　　[8]程潛，見本書第68頁注13。

　　何成浚，曾任湖北招討使兼建國軍北伐總司令部參謀長，隨譚延闓入江西北伐。時任東征軍總部總參議。陳青雲，時任建國豫軍總司令。李明揚，時任建國贛軍總司令。周貫虹，時任程潛部攻鄂軍總司令。

　　[9]香山，今廣東省中山市。

　　[10]許崇智，見本書第67頁注12。

　　[11]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名傳賢，號天仇，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大元帥府秘書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宣傳部長等職。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後，曾進行一系列活動，歪曲孫中山學說，反對三大政策，攻擊中國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七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任國民政府委員。十一月，出席西山會議，任宣傳部長。一九二六年一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六月，任中山大學校長。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長期充當蔣介石的謀士。一九四九年因對前途絕望自殺。

　　[12]胡毅生（一八八三——一九五七），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人。胡漢民堂弟。一九二五年在廣州參加創辦國民黨右派報紙《國民新聞日報》，積極反共。廖仲愷被刺後，潛逃香港。

　　林直勉（一八八七——一九三四），字紹軒，廣東東莞人。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大本營會計司司長、財政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二五年，任管理粵漢路事務。同年六月辭職。國民政府改組後，任監察部委員。八月，因涉及廖仲愷案，被捕入獄。

　　[13]胡漢民，見本書第24頁注27。

　　[14]魏邦平，廣東地方派軍人，曾任桂軍警察廳長、第三師師長。在一九二五年平定楊劉叛變戰役中，任建國軍渡河攻城軍總指揮。同年六月後，任大本營總參議、廣東糧食維持會會長。

　　[15]趙士覲，曾任兩廣鹽運使，時在廣州創辦《國民新聞日報》。

　　[16]洪兆麟，陳炯明部重要將領，陳部潮梅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一九二五年在北伐軍東征中被擊敗後去職。同年十二月遇刺身亡。

　　鄧本殷，見本書第67頁注10。

　　[17]朱卓文，曾任粵軍師長兼香山縣縣長、廣東兵工廠廠長。

　　[18]楊錦龍，粵軍梁鴻楷部第八旅旅長；梁士鋒，粵軍警備司令。兩人均因涉嫌廖案被槍決。

　　(1)本文原載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第一三期，署名亦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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