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央工作的意見報告|羅亦農

對中央工作的意見報告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鐘英[1]：

　　《嚮導》[2]自八十一期起，對於民黨[3]右派、中派所取的攻擊的態度，我們認為是很對的。因為所謂左派的形成，就是在不斷的與右派奮鬥，暴露其妥協性、反革命性，向民眾證明只有我們是革命的，惟有在這樣的戰鬥中才能逐漸形成左派的勢力。但是自八十五期起，我們同志的論調卻有一種離開國民革命戰線的不好的傾向。在八十五期獨秀[4]同志發表一篇《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一文，大意是主張國民黨現時應放棄軍事行動、放棄廣州，致全力於宣傳組織訓練群眾及肅清內部工作。接著在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幾期，和森、述之[5]諸同志均有類似意義之文章。國際[6]方面已將獨秀文章譯成俄文，提起討論。這些文章中心的意見是：

　　1.認中山現在的軍事行動[7]欲握到一部分政權為不可能，勉強利用軍閥土匪的行動，其結果不惟喪失革命党的信用，妨害宣傳的進行，甚且成為帝國主義製造中國內亂工具之一個。

　　2.國民黨右派分子純是反革命的。如國民黨不能肅清內部，便不能實踐國民革命的使命，且依據現時所表現的事實，我們或將脫出而另組織真正代表工農利益的國民革命的党（中央來信亦略露此意）。

　　本支部以為編輯《嚮導》的同志分析中國之國民革命歷史的教訓（尤其在雙十節[8]紀念號說得很詳盡），分析中國資產階級之不能脫離帝國主義而必趨於妥協，分析中國工人、農人之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主要群眾，分析廣州政府現在之反動，均完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惟在這些分析中尚沒有看清幾點，所以在決定我們行動的政策時，便不免有錯誤的傾向。

　　第一，是沒有看到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的變動是規定我們行動政策的出發點。半殖民地的中國已成帝國主義之最後競奪場。所謂太平洋的戰爭，不一定是要英、美、法、日直接以兵戎相見（從上次大戰[9]，他們已知道那是最危險、最不經濟的方法，非到萬不得已時不用）。就如這次奉直之戰[10]，便是帝國主義戰爭之一種形式。究竟帝國主義在世界上的統治是否鞏固呢？如其不是鞏固的，他們有些什麼矛盾呢？反帝國主義的兩種革命勢力（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西方的無產階級運動），是時時找尋帝國主義者之矛盾以為進攻的機會的。中國的國民革命是與世界革命的發展息息相關的。有時在中國內部革命的條件雖未完備，而世界革命的發展已有促進他行動的機會。姑〔故〕無論其所得只有利於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且分量很少，然而每一分的進步都給帝國主義以一分的打擊，表示世界革命一分的發展。此種結果，從中國的無產階級真正的解放上說，前途猶遠，從世界革命的發展上說，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們行動的政策，不僅在能分析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分析各階級的關係，分析革命的勢力，最重要的還當同時注意國際政治、經濟的變動，帝國主義的矛盾，世界革命的勢力，尤其是領導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蘇聯的外交政策是怎樣。當從這國際的變動、矛盾中，去規定我們目前行動的政策。

　　第二，是缺乏戰術上的計算，沒有把最終的目標與目前應當努力達到的戰線分析清楚。國民革命過程中的性質是非常複雜。無產階級性的國民革命（如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一方面是無產階級革命，一方面也是被壓迫民族徹底解放的革命），誠有待於宣傳與組織訓練工作在群眾中的普遍，並需□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匯合始可有可能；然而資產階級性的一部分要求，從目前帝國主義的動搖與矛盾中去觀察，是有達到的可能。這個達到是不關於中國資產階級之自己起來了與否，而是世界的革命勢力必然要指揮中國的工人、農民來促成他。我們領導工農的党，倘若看不清面前的這條戰線，則我們的工作便要落後，便要離開現時的政治，便不能于此種勝利中得到什麼。

　　第三，是不與民黨合作的傾向，是犯了左派的幼稚病。我們從戰術上觀察現在當達到的戰線，我們是否有離開國民黨而單獨號召實現之可能，是否將因此而分裂了革命的勢力，是否將離開了群眾。一個革命党左派的形成，是不能用一種清高的方法，而是要滾入在紛亂的局面中去緊緊與現實的政治相聯（如此才能說與群眾相連），不斷的與妥協反革命的傾向奮鬥，才能形成真正有力的群眾的左派。

　　上面以〔已〕指出《嚮導》編輯同志幾個根本錯誤之點。現在再把幾個具體的重要問題提出，詳細陳述我們的意見。

　　一、國民黨現時的軍事行動、組織政府（不限於廣州說）是否必要而且可能？

　　二、廣東地盤應不應該放棄？

　　三、國民革命的左派當如何形成及他們應取的政策？

　　一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立在世界革命發展的觀點上去分析現時國際的形勢，帝國主義的矛盾，估量革命與反革命的能力，我們此時可得到的發展，認為國民黨現時趨向於軍事行動、組織政府是必要的，而且有實現的可能。不過這只是國民革命之第一道戰線，離目的地還遠得很。因此我們不當把他的所得看作最後的結果，應當藉此愈擴大宣傳組織工作，為新鬥爭之準備。其理由如下：

　　一、我們先估量反革命的統治是否堅固。反革命勢力的中堅當然是帝國主義，而軍閥只是帝國主義利用的走狗，他若失掉帝國主義援助，便不能維持其存在。帝國主義若能相互協和以宰割中國，則中國的國民革命之發展，是十分困難，非有全國的基礎（就是說，國民革命在群眾中的宣傳已經普遍，且有相當的組織與訓練）及世界的聯合（全世界民族解放與世界無產階級之聯合），不能就說到軍事行動，奪取政權。然而帝國主義間這種協調是否能夠成功，我們試看過去的歷史與現在國際的狀況，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非常之深，英法對於中歐問題之衝突，美日對於遠東問題之爭霸，所謂道威士的共同侵略計劃[11]仍醞釀著新的極大矛盾。土耳其革命[12]為什麼得到這樣結果，一方面固然是土耳其國民黨[13]的努力及蘇俄的幫助，同時也是能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去建立自己的政策。新銀行團的計劃[14]及臨城案[15]所提出之鐵路共管，為什麼不能實現，這就是表示帝國主義的調和是非常困難。帝國主義除了相互間之衝突外，還有本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日愈增長。這種革命運動是隨著一個㳽漫全世界的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而愈益發展，資本家現時是沒有方法解決這些恐慌的。法西斯特的政府及社會民主黨的政府之出現[16]，均足表現帝國主義死期竭蹶支撐的狀態。所以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到現時的勢力，並不十分堅固的。他已日在崩壞的過程中，他對於中國協同侵略計劃，因有一時實現之可能，然而做到既非常之難（因為有下面三個大阻力：1.帝國主義間的利益不易分配一致；2.蘇俄對於他們陰謀的破壞；3.中國人民的反對），勉強樹立亦不能久。

　　二、我們雖知道帝國主義勾結反革命軍閥所造成的統治，帝國主義的本身包含著種種矛盾，其勢力並不十分堅固，然而中國國民黨現時是否就有推翻這種反革命勢力、組織政府的力量呢？從可能的一方面說：

　　1.他有一個三十餘年忠於革命事業、足以維繫民眾思想、號召民眾行動的革命領袖孫中山；

　　2.國民革命的群眾（工人、農人、小商人、小地主、一部分知識分子）雖缺乏有系統的組織與訓練，但他們已感覺革命的要求而趨向革命；

　　3.蘇俄無產階級國家的竭力幫助（這項勢力特別主要）；

　　4.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的援助（自然現在尚說不到十分有組織的起來援助，然而僅只反對戰爭、反對進兵中國一點說，多少要收一些效果的）；

　　5.再加上帝國主義間不斷發生的矛盾，常常給我們以行動的機會。

　　從不可能的方面說：

　　1.國民黨只有一個領袖及很少的我們同志是革命的，其餘都是反革命的（包括中派、右派），黨的實權幾乎全在反革命的右派手中，所以他尚不配稱有組織有訓練的革命党，不能忠實的來領導國民革命，而且處處趨向反革命；

　　2.一個革命的黨，他的宣傳與組織及訓練工作尚未做好，而就汲汲的去注重軍事行動，拿到政權，則這個政府的勢力必定不足建築在真正的革命勢力之上，而是利用投機的行動（即利用軍閥、土匪等）。其結果，不惟喪失革命党的信用，妨害革命黨的宣傳，甚且成為帝國主義指導中國內亂工具之一個（如今之廣州政府）。

　　三、從上面對於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之分析，我們知道：（1）帝國主義的統治是不堅固的；（2）他的矛盾是極大的；（3）革命的群眾已經起來，足以號召，國民革命的領袖是已有了的；（4）反帝國主義的外援是極大的；（5）可以行動的機會是極多的，而所缺乏者即有組織的真能領導這個革命的黨。現時的國民黨，他的分子大多是反革命的，他不能建築革命的力量於群眾上面，而只建築于反革命軍閥的妥協上面。因此過去國民黨軍事行動，佔據一塊地方，組織政府的政策[17]，只替反革命張目。然則我們現在的政策是否就應放棄廣州，放棄軍事行動，〖只〗注意肅清內部，注意宣傳與組織訓練工作？我們是否可以暫時放下上述的可能條件而不充分利用，並且這種放下，在客觀上是否可能做到？他比較的得失如何？這皆是我們要弄明白的問題。

　　1.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其對象雖是打倒帝國主義，然而因為參加這個運動的分子有各種經濟不同的階級，其所達到的結果，與所採用的政策，遂亦非常複雜。無產階級是要求一個徹底的解放，而資產階級則只要帝國主義能予以相當的讓步，便可妥協的。總之，國民革命要達到徹底的解放，是有待于全國左派有組織的工農勢力之壯大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聯合，其途至長。而在國民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要求，一部分的成功，也足為新奮鬥努力之準備，國民黨左派分子亦應積極參加。

　　2.在這帝國主義極深的矛盾中間，常給國民革命以許多發展可能的機會。固然這種機會的背後是脫不了失勢的一方面藉此迎合民意以為攻擊敵方之舉（如美國在五四運動時之幫助排日，馮玉祥在此時政變後之推崇中山[18]），然而這是我們工作發展的一個很好機會，我們要很機敏的去利用他。如果我們只看到最後的目的，只就形式的邏輯，不重視這種問題，便是忽略了現實的政治工作，忽視了現時應得到的發展（如反對中山北上[19]，反對中山與馮玉祥、孫岳、胡景翼[20]在北方造成一新的局面）。

　　基瑪爾[21]在土耳其所得到的勝利（自然土耳其的國民革命並沒有完全成功，就被土國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了），從現時的國際矛盾及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及群眾趨向方面來觀察，是有可能的條件，只在我們是否努力工作及政策是否應用得當。

　　3.客觀既有可以軍事行動拿到政權的機會，而中山又是傾全力向此方進行，我們不惟不能阻止中山這樣做，而且從反對帝國主義促進國民革命的發展上說，亦不應該無條件反對。我們此時所當注意的是在怎樣利導這種發展，避去不好的影響，而得到很好的結果。

　　4.上面是說明我們應觀察國際的狀況、帝國主義的矛盾，從這矛盾的裂縫中建立我們目前現實行動的政策，但我們同時不可忘了下列幾點。倘若不能注意及此，則所有的行動，亦將成為無意義或得相反的結果。

　　A.當明白中國的國民革命，要得到徹底的勝利，只有在革命的發展有了全國的基礎（就是說國民革命在群眾中的宣傳已經普遍且有相當組織與訓練，一地方的暴動可得到全國的繼起）及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匯合始有可能。目前的主要工作，仍是宣傳與組織訓練群眾，軍事行動局部的得到政權，只是利用現實的機會，去擴大宣傳與組織訓練的工作，去減輕帝國主義一分的勢力，促進世界革命一分的發展，而不是把他當作十分穩固的。我們是要在每一次的事變，更提高革命的怒潮，準備二次的繼起。

　　B.切不可將一個時間贊助我們的帝國主義及軍閥認做什麼「友邦」、「友軍」，而將革命政府的基礎放在他的上面，要很快的會武裝自己的群眾或解除軍閥的武裝，成為自己的武裝。

　　C.絕不可隱沒了自由獨立號召的政治口號和政治主張，當時時提醒群眾的觀念，準備著新奮鬥的到來。

　　二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放棄廣州地盤的。我們應該企圖使廣州政權漸漸的落在左派手裡。其理由如下：

　　1.我們很明顯的知道，廣州政府完全建築在反革命的一群小軍閥擁護之上[22]，他們沒有其他更可發展的地方，而又沒有一個能單獨統治廣東，所以便願意奉中山作太上傀儡。他們之努力拒絕陳炯明之進攻[23]及此次之解散商團[24]，並不是有愛於中山的革命政府，而實是為保持自己的地盤和利益。這種反革命軍閥所擁護的政府，要望他對於國民革命能有多大的努力，自然是很難。人民切身所感到的只有苛捐雜稅，負擔之重與戰爭擾亂，不殊于北方軍閥。

　　2.所以他在現實的政治上，在國民革命的宣傳上，均發生了相當的影響，尤其是在世界革命中，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無論敵人與自己，均承認他有很大的作用。

　　3.廣州政府的表面雖一蹋糊塗，仿佛莫可收拾，但我們若很精細的去考察，他辦軍官學校[26]的用意及財政統一的計劃，都是預備逐漸向右派手中取得政權的傾向。固然一時雖未實現，而萌芽已在那裡滋長。

　　4.在商團解散及中山離粵後的廣東形勢自然是很動搖的，他有下面四種的危險：

　　A.因帝國主義或明或暗的進攻；

　　B.陳炯明的反攻；

　　C.商團與回鄉農團的反動；

　　D.內部各種的不和。

　　然而即令陳炯明攻入廣州，亦不能完全驅除中山勢力于廣州之外；又如現時中派胡漢民[27]等能放棄其助長右派壓抑左派的政策，而逐漸實現我們解除反革命武裝的計劃，則廣州政府在國民革命的發展上，愈將表現其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們現時當竭力攻擊右派、中派在廣州政策之錯誤。同時不可使自己離開了國民黨的立場，而當用盡可能的方略去使廣州政權日漸左傾。

　　三

　　關於第三個問題，我們應瞭解國民黨是不能有十分完整的組織，他是要逐步分化的。左派的形成當在黨內不斷地與右派爭鬥中鍛煉出來，絕不可再採用清高的政策，那是離開了現實政治，離開群眾宣傳的最笨的方法。我們的意見如下：

　　1.國民黨既是各階級共同參加的，他除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一個目標外，沒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就是這個目標，他們所想達到的分量也各不相同。所以，他的組織自然是不十分堅固的，自然是要逐步分化的。

　　2.實際上國民黨的右派，還不配稱右派，簡直是反革命派。國民黨此時之猶能包羅此複雜的分子，全是系於孫中山一人（右派利其名望，以爭地盤，左派亦利其三十年來的革命聲望及對於革命之忠實，便於號召群眾）。

　　3.所以我們當認清我們在國民黨的工作，是要善利用此大首領的聲望和行動，趕快形成我們左派代表工農群眾之強大勢力。中山現時的思想，既很與我們接近，很傾向我們，我們若很好的指導他，包圍他，則我們的希望並不是空想。

　　4.對右派當堅決的果斷的與之奮鬥，揭破其反革命的行動，防止其加於中山之影響。惟有如此，才能逐漸樹立我們在群眾中的基礎，才能為將來大分裂之準備，才能肩負這革命完成的使命。

　　5.我們當認清楚所謂國民革命的宣傳與組織訓練群眾等基礎工作，是我們的責任，是不能希望於右派的。孫中山的軍事行動，組織政府，是擴大我們宣傳、增長我們實力的一個工具。我們沒有可能制止中山不作軍事行動，我們不能讓中山從我們手裡跑去，我們當抓住中山，攻擊右派，按照我們一定的策略去進行。

　　本支部對於上面的問題，先在執行委員會經幾度考慮，後複提出支部全體大會，作長時間的討論，得以下的結論：

　　「我們認為吾黨對於革命目前的工作，應該從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的變動中去規定我們行動的政策。國民革命過程的發展，是非常複雜的。然而每一分的進步，卻給帝國主義者以一分的打擊，表示世界革命一分的發展。所以我們現時的政策應該是：

　　1.贊成中山利用帝國主義一切矛盾和軍閥的衝突，去在民眾中發揚國民革命運動和作拿到政權的準備。

　　2.我們切不可脫離了現實的政治行動，不可徒唱高調，而在革命過程中使我們的工作落後。

　　3.我們在現時切不可有脫離國民黨而另建黨的傾向，我們當緊緊抓住中山及其他傾向于左的國民黨員，使他們行動趨向于左，形成國民黨左派。

　　4.不斷的努力攻擊右派的錯誤，從這個行動的鬥爭中去形成左派勢力。

　　5.現時提出放棄軍事行動，放棄廣州，是離開現實政治行動不必要的口號。但國民黨純全只與反動的軍閥聯絡，廣州純全交在右派、中派的手裡，我們當極積〔積極〕的攻擊。我們現在不反對國民黨軍事行動的理由是：能在被聯絡的軍隊中去宣傳，使他起分化。我們現在不提倡放棄廣州地盤的希望是：達到使廣州的政權漸漸的落在左派手中。

　　6.國民革命的成功是需要有一個強大的黨，要使國民黨成為一個強大的革命的黨，因他過去的政策太錯誤，分子太複雜，非經過一整個的過程沒有可能（即不要希望太急）。因此我們不能採用清高的政策，而應當在紛亂的局面中去開一條生路（即要在舊的殘局上去形成國民黨左派）。」

　　本支部以為照《嚮導》週報所發表吾黨的意見，是有一種離開國民革命戰線不好的傾向，將使我們的工作在革命過程中落後（如反對中山北上及廣州軍官學校與北京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28]，我們沒有十分的深入去作工〖作〗等等，均表示我們工作之落後）。望鐘英對於本支部的意見加以考慮。本支部又感覺鐘英與國際的關係不十分密切，亦請鐘英以後能注意到。

　　C[29]的敬禮！

　　旅莫CP支部書記　（Бухаров[30]）

　　十二月二十七日

　　[1]鐘英，中共中央的代稱。

　　[2]《嚮導》，中共中央機關報。一九二二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漢停刊。

　　[3]民黨，中國國民黨的代稱。

　　[4]獨秀，即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党成立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領導人。大革命失敗後，因對革命悲觀失望，接受託派觀點，組織反黨小集團，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5]和森，即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湖南湘鄉永豐人。當時為中共中央局委員，《嚮導》週刊主編。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後被殺害。述之，即彭述之（一八九五——一九八三），湖南邵陽人。當時在上海大學任教並任《新青年》、《嚮導》編輯。大革命失敗後，成為托陳取消派的重要成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6]國際，指第三國際。見本書第4頁注②。

　　[7]中山，即孫中山。中山現在的軍事行動，主要指一九二四年九月孫中山的北伐。一九二四年九月，作為第二次直奉戰爭序幕的江浙戰爭爆發。為推翻直系軍閥吳佩孚、曹錕的統治，孫中山決定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皖系軍閥段祺瑞，出師北伐。九月十二日，遷大本營於韶關。不久，直奉戰爭結束，北伐也隨之結束。

　　[8]一九一一年（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取得勝利。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參議院決定將這一天作為國慶節，通稱「雙十節」。

　　[9]上次大戰，指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10]指一九二四年九月爆發的第二次直奉戰爭。見本書第6頁注①。

　　[11]道威士計劃，一譯道威斯計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英、法等協約國提出的德國交付賠款之計劃，因由美國銀行家道威斯為首的專家委員會提出，故名。計劃共分六項，主要內容是：設立國際銀行，經理德國政府之金融，在嚴格限制下，供給德國政府短期借款，幫助德國穩定金融，復興經濟，在此基礎上再索取賠款；自一九二四年起，德國向協約國支付賠款，賠款數第一年為十億金馬克，以後是否增加，視其經濟力而定；德國以關稅、鐵路、工業等為清償賠款的保證；德國借八億金馬克外債（主要是美國），以保證計劃之實施。

　　[12]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希臘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對土耳其發動了武裝侵略，以基馬爾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在蘇聯的援助下，於一九二二年戰勝了希臘侵略軍。一九二三年建立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共和國。

　　[13]土耳其國民黨，即土耳其人民共和黨，一九二三年由基馬爾建立，領導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這個黨當政後，禁止工農組織，反對土地革命，宣佈共產黨為非法。

　　[14]一九二〇年九月，根據美國的提議，美、英、日、法四國成立了新銀行團，包攬對中國的貸款。但由於帝國主義特別是美、日間的矛盾，新銀行團的計劃未能實現。

　　[15]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山東土匪孫美瑤在津浦路山東嶧縣境內之臨城毀路劫車，擄去中外旅客二百三十餘人勒贖，即臨城案。案發後，各帝國主義駐京使團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並叫嚷對華實行鐵路共管。

　　[16]法西斯特政府，指一九二二年意大利法西斯蒂党首領墨索里尼發動「進軍羅馬」的政變，奪取政權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法西斯特，一譯法西斯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意大利壟斷資本集團代表墨索里尼創立的政黨。一九二一年成立。前身武裝「戰鬥團」，成立於一九一九年，骨幹為資產階級右翼和反動軍隊，專從事暗殺、破壞等恐怖活動。社會民主黨政府，指一九一九年在德國建立的由社會民主黨右翼執政的德意志共和國，它因通過了德國實行共和國的《魏瑪憲法》，又稱魏瑪共和國。一九二五年後政權逐漸落入軍國主義分子手中。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臺後，《魏瑪憲法》實際上被廢棄，共和國結束。

　　[17]這裡是指國民黨在與共產黨合作前的三次組織政府的行動：第一次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孫中山聯合兩廣及雲南各省的地方勢力，在廣東成立護法軍政府，反對掌握北京政權的段祺瑞。一九一八年四月，西南軍閥和北洋軍閥妥協，宣佈改組護法軍政府，取消大元帥職務，孫被迫辭職離開廣州到上海。第二次是一九二〇年九月，粵軍首領陳炯明由閩南打回廣東。一九二一年五月，孫中山在廣東重新組成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並收編了兩廣境內的全部滇軍、桂軍、湘軍及各色土雜軍隊，準備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和皖系軍閥段祺瑞，夾攻當時掌握北京政權的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不久，陳炯明叛變，炮打總統府，孫中山被迫再度退避上海。第三次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在廣州成立的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一九二三年一月，在廣西的滇、桂軍一部，以擁護孫中山為名進兵廣州，趕走了在廣州的叛軍陳炯明，重迎孫中山回廣州，成立了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孫中山被推舉為陸海軍大元帥。

　　[18]此時政變，指一九二四年十月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的北京政變。這次政變推翻了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在北京的統治。政變後，成立了以段祺瑞為執政的北京臨時攝政內閣，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

　　[19]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電邀，離粵北上。臨行前，他發表了《北上宣言》，明確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並支持和重申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以結束軍閥統治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

　　[20]孫岳（一八七八——一九二八），字禹行，河北高陽人。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任直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京畿警備副司令、北京戒嚴司令。

　　胡景翼（一八九二——一九二五），字笠僧，陝西富平人。一九二一年歸附直系後，曾任馮玉祥部陝西第一師師長。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任第二路援軍司令。

　　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變時，馮玉祥與胡、孫聯合倒直。直系失敗後，組成國民軍，馮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任副司令並分別兼任第二、第三軍軍長。

　　[21]基瑪爾（一八八一——一九三八），一譯基馬爾，土耳其民族商業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曾領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土耳其民族解放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當選為第一任總統。

　　[22]這裡主要是指當時佔據著廣州、暫時依附於革命政府的滇系軍閥楊希閔和桂系軍閥劉震寰。

　　[23]陳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字贊三，廣東海豐人。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曾任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廣州政府陸軍部部長、內務部部長等職。一九二二年六月，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發動叛亂。一九二三年一月，被粵軍許崇智部擊敗，退踞廣東東江一帶。一九二四年冬，乘孫中山北上之機，自任粵軍總司令，進犯廣州，準備推翻廣州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革命軍先後舉行二次東征，全部消滅了陳炯明的軍隊。

　　[24]商團，指廣州商團，是英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武裝，首領是英國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陳恭受。一九二四年八月，廣東革命政府扣留了陳廉伯為發動反革命叛亂而偷運的軍火。十月十日，商團在廣東全省舉行罷市，威逼廣東政府發還被扣槍械，張貼要求孫中山下臺的佈告，並開槍打死打傷在廣州參加慶祝辛亥革命、反對商團遊行示威的革命群眾數十人。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廣大工農群眾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下，於十四日下令解散商團。十五日，調集工農武裝、黃埔學生及其他軍隊，消滅了這一反革命武裝。

　　[25]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美、英帝國主義為劫奪廣東關稅，截斷廣州政府的經濟來源，派遣大批軍艦到廣州實行恫嚇。孫中山在廣大革命群眾支持下，堅持鬥爭，迫使帝國主義作了讓步。

　　[26]軍官學校，指設在廣州黃埔的陸軍軍官學校，通稱黃埔軍校。它是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幫助下，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創建的。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先後在軍校工作過。黃埔軍校曾培養了大批軍事幹部，成為當時建立革命武裝的骨幹力量。

　　[27]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字展堂，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人。國民黨元老之一。曾協助孫中山籌備改組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九月，任陸海空軍大元帥大本營代大元帥兼廣東省長。商團叛亂時，謀妥協解決，後執行孫中山指示，採取堅決鎮壓措施。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逝世後，公開反對國共合作，成為國民黨右派首領。同年七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任常務委員兼外交部長。不久因涉嫌廖仲愷被刺案而去職。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後，與蔣介石合作反共。後因權力之爭，與蔣長期對立。

　　[28]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即俄國庚子賠款委員會。庚子賠款，指根據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與英、美、俄、德等十一國簽訂的《辛醜條約》所規定的付給各國的「償款」，這個條約是在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強迫清政府簽訂的。條約規定賠款海關銀四億五千萬兩，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共計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蘇俄政府照會中國外交部，表示願放棄俄國應得之賠款，用作北大、法專、醫專等國立八校的經費基金。一九二四年，成立了由蔡元培、徐謙（中）、伊凡諾夫（俄）組成的俄國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上述事項。

　　[29]C，英文Comrade的縮寫，意為同志。

　　[30]羅亦農在蘇聯用的名字。

　　(1)這是羅亦農代表中共旅莫支部給中共中央的意見報告。本文據手稿刊印。原件無年代，年代系編者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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