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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政策》


  後記

  這一部書,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輯譯的本子為底本,從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間開手翻譯,陸續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編校後記》上,曾經寫著下文那樣的一些話——

  「俄國的關於文藝的爭執,曾有《蘇俄的文藝論戰》介紹過,這裡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實在可以看作那一部書的續編。如果看過前一書,則看起這篇來便更為明瞭。序文上雖說立場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約減起來,也不過兩派。即對於階級文藝,一派偏重文藝,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階級,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布哈林們自然也主張支持無產階級作家的,但又以為最要緊的是要有創作。發言的人們之中,好幾個是委員,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萊夫,托羅茲基,盧那卡爾斯基等;也有『鍛冶廠』一派,如普列忒內夫;最多的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如瓦進,烈烈威支,阿衛巴赫,羅陀夫,培賽勉斯基等,譯載在《蘇俄的文藝論戰》裡的一篇《文學與藝術》後面,都有署名在那裡。

  「『那巴斯圖』派的攻擊,幾乎集中於一個瓦浪斯基——《赤色新地》的編輯者。對於他所作的《作為生活認識的藝術》,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為生活組織的藝術》,引用布哈林的定義,以藝術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並指摘瓦浪斯基的藝術論,乃是超階級底的。這意思在評議會的論爭上也可見。但到後來,藏原惟人在《現代俄羅斯的批評文學》中說,他們兩人之間的立場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認了藝術的階級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擊也較先前稍為和緩了。現在是托羅茲基,拉迪克 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約也退職,狀況也許又很不同了罷。

  「從這記錄中,可以看見在勞動階級文學的大本營的俄國的文學的理論和實際,於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其中有幾個空字,是原譯本如此,因無別國譯本,不敢妄補,倘有備有原書,通函見教或指正其錯誤的,必當隨時補正。」

  但直到現在,首尾三年,終於未曾得到一封這樣的信劄,所以其中的缺憾,還是和先前一模一樣。反之,對於譯者本身的笑駡卻頗不少的,至今未絕。我曾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提到一點大略,登在《萌芽》 第三本上,現在就摘抄幾段在下面——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於是我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較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裡去的『報復』。……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在這裡又向誰輸誠呢。今年,諡法又兩樣了,……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日看名目,連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種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自己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因為至今還沒有更新的譯本出現,所以我仍然整理舊稿,印成書籍模樣,想延續他多少時候的生存。但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點了。第一,雪峰當編定時,曾給我對比原譯,訂正了幾個錯誤;第二,他又將所譯岡澤秀虎[21]的《以理論為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附在卷末,並將有些字面改從我的譯例,使總覽之後,於這《文藝政策》的來源去脈,更得分明。這兩點,至少是值得特行聲敘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之夜,魯迅記於滬北小閣。

  【注釋】

  《文藝政策》:即《蘇俄的文藝政策》,魯迅據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的日譯本重譯。內容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間俄共(布)中央《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兩個文件和全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第一次大會的決議《觀念形態戰線和文學》;卷首有藏原惟人的「序言」,卷末又附錄日本岡澤秀虎所作《以理論為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馮雪峰譯)。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海水沫書店出版,列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正文三篇,最初曾分別發表於《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一至第五期,又第七至第十期(一九二八年六月至十月,又十二月及一九二九年四月)。

  本篇最初印入《文藝政策》單行本,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蘇俄的文藝論戰》:任國楨編譯,內收褚沙克的《文學與藝術》、阿衛巴赫等八人聯名的《文學與藝術》、瓦浪斯基的《認識生活的藝術與今代》三文,又附錄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一文,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為《未名叢刊》之一。

  魯迅曾為此書寫有《前記》,後來收入《集外集拾遺》。

  瓦浪斯基(E.g.KTHTFX]PZ,1884—1943)又譯沃龍斯基,蘇聯作家、文藝評論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編「同路人」雜誌《赤色新地》(又譯《紅色處女地》)。著有論文集《在交接點上》、《文學典型》、《藝術與生活》等。

  《那巴斯圖》:即《在崗位上》,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一九二三年創刊,至一九二五年停刊。

  布哈林(1888—1938)早年參加俄國革命運動,在十月革命中和蘇俄初期曾參加領導機關。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被控與李可夫等結成反黨聯盟,後被處死。

  雅各武萊夫(1896—1939)蘇聯文藝評論家,曾任俄共(布)中央出版部部長。

  托羅茲基(1879—1940)通譯托洛茨基,早年參加過俄國革命運動,十月革命中和蘇俄初期曾參加領導機關。一九二七年因反對蘇維埃政權被聯共(布)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被驅逐出國,死於墨西哥。

  「鍛冶廠」:即「鍛冶場」,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左」傾文學團體,以出版文藝刊物《鍛冶廠》而得名。一九二八年併入「全蘇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簡稱「伐普」)。

  普列忒內夫(1886—1942)蘇聯早期的文化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領導人及理論家。

  瓦進(1890—1941)蘇聯文學評論家,全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領導人之一。烈烈威支(1901—1918),《在崗位上》的編輯之一。著有《在文學崗位上》、《無產階級文學的創作道路》等。

  阿衛巴赫(1903—1938)蘇聯文藝工作者,曾任《在崗位上》的編委。羅陀夫(1893—1968),蘇聯詩人、文學評論家,原為「鍛冶場」成員,一九二二年十月脫離,後又為《在崗位上》的領導人之一。培賽勉斯基(898—1973),蘇聯詩人。《在崗位上》的撰稿者。著有《共青團員》、《悲劇之夜》等。

  《赤色新地》:一譯《紅色處女地》,包括文藝、科學、政論的大型綜合性雜誌,蘇聯國家出版局發行,一九二一年六月創刊,一九四二年停刊。

  評議會:即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開的關於文藝政策的評議會。論爭,指在這次會議上的他們的發言。

  拉迪克(1885—?)通譯拉狄克,蘇聯政論家。早年曾參加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一九二七年因參加託派集團,一度被聯共(布)開除出黨,一九三七年以「陰謀顛覆蘇聯」罪受審。

  《萌芽》:文藝月刊,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創刊,魯迅、馮雪峰主編。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後,成為「左聯」的機關刊物,出至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旋即停刊。

  Prometheus: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造福人類的神。相傳他從大神宙斯那裡偷了火種給人類,受到宙斯的懲罰,被釘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讓神鷹啄食他的肝臟。

  鄭伯奇(1895—1979)陝西長安人,作家,創造社成員。

  當時他在上海開設文獻書房。《文藝生活》,創造社後期的文藝週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創刊,共出四期。

  《藝術論》:魯迅曾譯過兩種《藝術論》:盧那察爾斯基的美學論文選集和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文集。這裡指前者。「投降」,見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報《真報》所載尚文的《魯迅與北新書局決裂》一文,其中說魯迅在被創造社「批判」後,「今年也提起筆來翻過一本革命藝術論,表示投降的意味。」

  片岡鐵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創辦《文藝時代》雜誌,從事所謂「新感覺派」文藝運動,一九二八年後轉向進步的文藝陣營。著有長篇小說《女性贊》、《活偶像》等。

  [21]岡澤秀虎(1902—1973)日本文藝批評家,俄國文學研究者。著有《蘇聯、俄國文學理論》、《集團主義的文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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