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27年6月12日致章廷謙信

1927年6月12日致章廷謙

　　矛塵兄：

　　五月卅日的信，昨天收到了。《玉曆鈔傳》還未到。我早搬出中大，住在一間洋房裡，所以信寄芳草街者，因為我那時豫計該街賣書處之關門，當在我的寓所[？]之後。季黻先也住在這裡，現在他走了，六日上船的，故五月卅日以前有人在杭州街上所見之人，必非季黻也。倘在六月十五以後，則我不能決矣。

　　鼻之口中之魯迅，可惡無疑，而且一定還有其他種種。鼻之腹中，有古史，有近史，此其所以為「學者」；而我之於鼻，則除乞藥摣鼻一事外，不知其他，此其所以非「學者」也。難於伺候哉此鼻也，魯迅與之共事，亦可惡，不與共事，亦可惡，僕僕杭滬甯燕而宣傳其可惡，於是乎魯迅之可惡彰聞於天下矣，於是乎五萬元之買書成為天經地義矣。豈不懿歟！休哉！

　　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孑公〔1〕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餘者，只有「可惡」而已。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所大不樂聞者也，其實，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後，他所賞識者，袁希濤蔣維喬〔2〕輩，則十六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

　　紹原，我想，他是在這裡的。錢之不我許，是的確的。他很冤枉，因為系我紹介，有人說他魯迅派。其實我何嘗有什麼派，一定介紹同派呢。而廣東人和「學者」們，倘非將一人定為某一派，則心裡便不舒服，於是說他也要走。還有人疑心我要運動他走。其實我是不贊成他走的，連季黻辭職時（因為走時，傅斯年探聽他什麼態度），我也反對過。而別人猜測我，都與我的心思背馳，因此我覺得我在中國人中，的確有點特別，非彼輩所能知也。

　　我之「何時離粵」與「何之」問題，一時殊難說。我現在因為有國庫券，還可取幾文錢，所以住在這裡，反正離開也不過寓滬，多一番應酬。我這十個月中，屢次升沉，看看人情世態，有趣極了。我現已編好兩部舊稿，整理出一部譯的小說〔3〕。此刻正在譯一點日本人的論文〔4〕，豫備寄給你的，但日內未必完工，因為太長。每日吃魚肝油，胖起來了，恐怕還要「可惡」幾年哩。至於此後，則如暑假前後，咱們的「介石同志」打進北京，我也許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惡一通，試試我這個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槍暗箭。總而言之，現在是過一天算一天，沒有一定者也。

　　「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造的，未必一定始於愈之〔5〕，或者倒是鼻一流人物。他們現在也大有此意，而無隙可乘，因為我竟不離粵，否則，無人質證，此地便流言蜂起了，他們只在香港的報上造一點小謠言，一回是說我因親共而躲避，今天是說我已往漢口〔6〕（此人是現代派，我疑是鼻之同黨），我已寄了一封信，開了一點小玩笑，但不知可能登出，因為這裡言論界之暗，實在過於北京。

　　在這月以內，如寄我信，可寄「廣九車站，白雲樓二十六號二樓許寓收轉」，下月則且聽下回分解可也。

　　迅上〔六月十二日〕

　　斐君兄均此不另小燕兄亦均此不另。

　　注釋：

　　〔1〕介石即鄭奠。孑公，即蔡元培。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省務委員會通過設立浙江大學研究院計劃，蔡元培為九人籌備委員之一。

　　〔2〕袁希濤（1866～1930）字觀瀾，江蘇寶山人，一九一二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蔣維喬（1871～？），字竹莊，江蘇武進人，一九一二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參事。

　　〔3〕兩部舊稿指《野草》和《朝花夕拾》。一部譯的小說，指《小約翰》。

　　〔4〕日本人的論文指日本鶴見祐輔《思想·山水·人物》一書中的《斷想》。魯迅譯文連載於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的《北新》週刊和《北新》半月刊。

　　〔5〕愈之即胡愈之，浙江上虞人。魯迅在山會師範學校任教時的學生。當時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職。

　　〔6〕已往漢口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和十一日香港《循環日報》載徐丹甫作《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一文，其中說「魯迅到了漢口」。為此魯迅於十一日寄該報一信，指出「我現在仍在廣州，並沒有'到了漢口'」。（引自《而已集·略談香港》）按原信未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