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26年12月5日致韋素園信

1926年12月5日致韋素園

　　漱園兄：

　　十一月二十八日信已到。《寫在<墳>後面》登《莽原》，也可以的。《墳》能多校一回，自然較好；封面畫我已寄給許欽文了，想必已經接洽過。

　　《君山》多加插畫，很好。我想：凡在《莽原》上登過而印成單行本的書，對於定《莽原》全年的人，似應給以特別權利。倘預定者不滿百人，則簡直各送一本，倘是幾百，就附送折價（對折？）券（或不送而只送券亦可），請由你們在京的幾位酌定。我的《舊事重提》（還要改一個名字）出版時，也一樣辦理。

　　《黑假面人》費了如許工夫，我想賣掉也不合算，倘自己出版，則以《往星中》為例，半年中想亦可售出六七百本。未名社之立腳點，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書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覺無聊。所以此書仍不如自己印。霽野寒假後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當於一月十日以前將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為借給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賣去，除掉付印之本錢後，然後再以收來的錢還我就好了。這樣，則未名社多了一本書，且亦不至於為別的書店去作苦工，因為我想劇本賣錢是不會多的。

　　對於《莽原》的意見，已經回答霽野，但我想，如果大家有興致，就辦下去罷。當初我說改名，原為避免糾紛，現長虹既挑戰，無須改了，陶君的畫，或者可作別用。明年還是叫《莽原》，用舊畫。退步須兩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進一步，就只好拔出拳頭來。但這仍請你與霽野酌定，我並不固執。至於內容，照來信所說就好。我的譯作，現在還說不定什麼題目，因為正編講義，須十日後才有暇，那時再想。我不料這裡竟新書舊書都無處買，所以得材料就很難，或者頭幾期只好隨便或做或譯一點，待離開此地後，倘環境尚可，再來好好地選譯。我到此以後，瑣事太多，客也多，工夫都耗去了，一無成績，真是困苦。將來我想躲起來，每星期只定出日期見一兩回客，以便有自己用功的時間，倘這樣下去，將要毫無長進。

　　留學自然很好，但既然對於出版事業有興趣，何妨再辦若干時。我以為長虹是潑辣有餘，可惜空虛。他除掉我譯的《綏惠略夫》〔1〕和郭譯的尼采小半部〔2〕而外，一無所有。所以偶然作一點格言式的小文，似乎還可觀，一到長篇，便不行了，如那一篇《論雜交》〔3〕，直是笑話。他說那利益，是可以沒有家庭之累，竟不想到男人雜交後雖然毫無後患，而女人是要受孕的。

　　在未名社的你們幾位，是小心有餘，潑辣不足。所以作文，辦事，都太小心，遇見一點事，精神上即很受影響，其實是小小是非，成什麼問題，不足介意的。但我也並非說小心不好，中國人的眼睛倘此後漸漸亮起來，無論創作翻譯，自然只有堅實者站得住，《狂飆》式的恫嚇，只能欺騙一時。

　　長虹的罵我，據上海來信，說是除投稿的糾葛之外，還因為他與開明書店商量，要出期刊，遭開明拒絕，疑我說了壞話之故。我以為這是不對的，由我看來，是別有兩種原因。一，我曾在上海對人說，長虹不該擅登廣告，將《烏合》《未名》都拉入什麼「狂飆運動」去，我不能將這些作者都暗暗賣給他。大約後來傳到他耳朵裡去了。二，我推測得極奇怪，但未能決定，已在調查，將來當面再談罷，我想，大約暑假時總要回一躺[趟]北京。

　　前得靜農信，說起《菤葹》，我為之歎息，他所聽來的事，和我所經歷的是全不對的。這稿子，是品青來說，說願出在《烏合》中，已由小峰允印，將來托我編定，只四篇。我說四篇太少；他說這是一時期的，正是一段落，夠了。我即心知其意，這四篇是都登在《創造》上的，現創造社〔4〕不與作者商量，即翻印出售，所以要用《烏合》去抵制他們，至於未落創造社之手的以後的幾篇，卻不欲輕輕送入《烏合》之內。但我雖這樣想，卻答應了。不料不到半年，卻變了此事全由我作主，真是萬想不到。我想他們那裡會這樣信託我呢？你不記得公園裡餞行那一回的事嗎？靜農太老實了，所以我無話可答。不過此事也無須對人說，只要幾個人（叢，霽，靜）心裡知道就好了。

　　迅十二月五日

　　注釋：

　　〔1〕《綏惠略夫》即《工人綏惠略夫》，中篇小說。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一九二二年五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2〕郭譯的尼采小半部指郭沫若所譯尼采著的《查拉圖司屈拉鈔》第一部，曾連載于《創造週報》，一九二八年六月創造社出版部出版。

　　〔3〕《論雜交》高長虹作，載《狂飆》週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文中有「家庭和婚姻的束縛尤其是女子的致命傷」，「雜交對於女子解放是有可驚的幫助」，「是解放的唯一途徑」等語。

　　〔4〕創造社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團體，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一九二七年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一九二九年二月，該社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它曾先後編輯出版《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創造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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